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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裡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哲學家，他在形而上學、倫理學、政治學、自然科學、宇宙論諸多領域頗有建樹，還是形式邏輯（三段論）的發明者。

亞裡士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亞曆山大大帝的老師。“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句名言表達了亞裡士多德對恩師柏拉圖的尊重以及與老師觀念的不同，柏拉圖認為世界是“被制作的東西”，亞裡士多德則把世界看作自然。

拉斐爾的畫《雅典學院》中，柏拉圖用手指天，亞裡士多德則把手朝向地，寓意柏拉圖傾向于超越世界的理念，與其相對，亞裡士多德則從可以經驗的現實思考問題。一個是理想主義者，一個是現實主義者。

亞裡士多德認為幸福就是至善。“至善”就是最崇高的善，“善”（英文good）意思是良好、美好、友好等，倫理學上指好的品質、行為，心存仁愛，品質淳厚。

在《尼格瑪克倫理學》中，亞裡士多德指出：“一切技術、一切規劃以及一切實踐和抉擇，都以某種善為目标。因為人們都有個美好的想法，即宇宙萬物就是向善的。”

也就是說，人的任何實踐活動都是有目标的，而這個目标就是至善。幸福是生命的自然目的，行為所能達到的全部善的頂點就是幸福。

亞裡士多德把人類生活分為三類：一是追求财富和滿足各種欲望的生活；二是政治生活，泛指參與公共事業、追求榮譽為目的生活；三是思辨的生活，是指與心靈修養相關的生活。

亞裡斯多德認為，感官的生理快樂、追求榮譽的生活，很容易使人成為欲望的奴隸，無法獲得真正的幸福。他說：“快樂和榮譽雖然都是可選擇的目的，但都是自身以外的他物，唯有思辨生活才是為自身的選擇，才是不累于他物的最大幸福。”

人的一生中，我們都會同時需要上述三種生活，隻是每種生活的占比不同決定了人們生活質量的差異。在亞裡士多德看來，成功的人生取決于身體的、外在的、心靈的資産。而隻有遵循“中道”原則才能真正獲得幸福。

亞裡士多德的“中道”有點像孔子的“中庸”，中道強調适中、适度，既不要過度放縱，也不要不及，即“過猶不及”。

以情感為例，勇敢是恐懼和魯莽的中道，節制是放縱與冷漠的中道，自信是驕傲和自卑的中道。

驕傲是一種過分的狀态，而自卑又是一種不足的狀态。就像天平一樣，自信在這中間，盲目自信就是驕傲，而不自信就陷入了自卑。驕傲和自卑都是極端的狀态，而自信才是最為适度和适中的最佳狀态。

孔子的“中庸”與亞裡士多德的“中道”作為中國和古希臘傳統道德的重要精神，有着異曲同工之妙，他們都把德行與至善作為追求的目标。二者都主張在情感表達和實踐行為當中要把握“度”，并将适度、适中作為理性認識的标準。

二者的主要區别體現在“中庸”追求的是“緻中和”的态度，而“中道”實現的是“公正”的品質。孔子的中庸思想側重于先驗德性論，講求修養與和諧；而亞裡士多德的中道思想則強調經驗德性論，追求自由與公正。

“中道”和“中庸”都在持“中”，但持“中”絕非是“騎牆派”式的折衷主義，亞裡士多德與孔子都非常排斥折衷主義。

在亞裡士多德看來，中道的德性是至善，而不是過與不及的調和或折衷主義。孔子則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一論述來反駁與呵斥混淆是非、折衷調和的好好先生——“鄉願”。

亞裡士多德的幸福觀——德行、至善、中道，對現代人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和指導意義。

現代社會，很多人片面追求财富、感官的快樂、榮譽和地位，這無可避免地會造成人欲橫流、縱欲無度等不良社會現象。而建立良好的德行，遵循中道，人就可以得到救贖。

“中道”和“中庸”原則對人的理性要求是非常高的，人隻有在充分認識自己的情況下，才能真正做到既節制、不放縱，又不畏手畏腳。

幸福就是至善，每個人都心存善念，我們的發心動念和行為都會受到約束，在遵守“中道”原則的基礎上，去追尋更高的人生境界，這樣，人就可以獲得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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