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因子怎麼預測?來源：【科學網】追求熱門、“操縱”數據、惡性競争......近年來，在科學評價中，影響因子的誤用給科學界帶來了諸多負面影響，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影響因子怎麼預測?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影響因子怎麼預測

來源：【科學網】

追求熱門、“操縱”數據、惡性競争......近年來，在科學評價中，影響因子的誤用給科學界帶來了諸多負面影響。

為扭轉這一不良局面，中科院決定棄用“三年平均影響因子”，改用“期刊超越指數”；《自然》雜志也表示發文提出複雜的“颠覆因子”計算評估論文的創新性。

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不少專家提到，無論什麼樣的數值、“因子”，它都隻是一個工具，不能作為科學研究評價的标準，我們需要建立誠信且負責任的同行評議機制。

“SCI之父”的囑托

談起影響因子，或許可以先從SCI（中文名《科學引文索引》）談起。

美國情報學家和科學計量學家尤金·加菲爾德是SCI的創始人，他提出了引文索引和引文技術的概念，開創了從引文角度來研究文獻及科學發展動态的新領域。

1951至1953年間，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參加了一個項目，主要是做信息檢索方面的研究，但當時的信息檢索系統非常不好用。所以，他和同事想發明一個更好的檢索系統。

後來，他發現，在法律系統當中做一些案子，律師說這個人有沒有罪的時候會引用之前的類似案例。從中受到啟發：一個問題的來龍去脈可以通過這種文件之間引證和被引證之間的關系呈現出來。

再後來，尤金·加菲爾德将SCI拓展到Web of Science平台，在Web of Science的引文統計數據上，記錄各研究領域研究人員（通過引用的方式）共同評判出來的最具影響力的研究成果，同時也為評價和比較個人、機構、國家和地區的科研績效提供了數據基礎。

然而，令加菲爾德沒有想到的是，他所開發的工具，在相當長一段時期以來，成為了衡量我國大學、科研機構和教育科研工作者學術水平的最重要甚至唯一的尺度，備受科研人員所诟病。

為此，他在2009年9月到中國參加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召開的科學計量學學術研讨會時再三強調，“永遠要記住SCI的主要功能是用于檢索的，SCI是一個客觀的評價工具，它隻能作為評價工作中的一個視角，不能代表被評價對象的全部。引用期刊影響因子來評估個人科研能力是不合理的。”

這一觀點也是學界的共識。

同濟大學教育評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長期從事評價研究，她非常認同加菲爾德的觀點并告訴《中國科學報》，論文隻是科研成果的載體之一，無法僅僅從論文指标上體現科研成果的價值。

文獻情報中心計量與評價部主任、研究員楊立英也告訴《中國科學報》，我們發布“期刊超越指數”，核心是為了修正過去期刊影響因子計算的局限，以更好地反映期刊影響力。值得注意的是，它并不是萬能指标，尤其不能絕對決定科研人員某篇論文質量和科研水平。

“短視”的影響

近年來，盡管破除“唯論文、唯SCI、唯影響因子”的呼籲持續不斷，國家和地方也出台不少相關舉措，但始終未得到根除或充分實踐。

樊秀娣指出，把影響因子作為論文評價指标有多個“不合邏輯”之處：所發論文期刊的影響因子高低與論文承載的科研成果價值大小之間沒有必然聯系。而且，論文被引比較多，未必一定代表論文水平高。我們知道，綜述類的論文一般被引會多一點；還有，論文方向不同，被引情況也會相差很多。比如，生命健康領域文章的引用數量大概率會比數學公式定理研究論文多許多；再有，高水平的原創研究成果一時能看懂的人可能也不多，被引量低也在情理之中；更有甚者，如果大多數學者對某論文觀點持相反意見，大家都先引用再批判，那麼這種情況下該論文的高被引，說明不了什麼問題。

“至于人為刷引用數據，花費的不僅是科研人員的時間和精力，還有國家寶貴的科研資金和資源，這種學術不端行為嚴重破壞了正常的科研秩序和成果被發現機制。”樊秀娣對這種會出現“劣币驅逐良币”嚴重後果的情況很是擔憂。

東華大學紡織學院紡織複合材料學科教授顧伯洪告訴《中國科學報》，追求SCI、影響因子，與學界跟風、心态浮躁有關系，為了考評，大家在一個熱門領域蜂擁而上。

“以數字來考評的文化，反映了我們考評體系的短期效應，同時也會帶來學術研究的‘短視’行為。”顧伯洪說，他觀察到，青年教師要晉升、學生要畢業找工作，發來的簡曆，列出了自己所發文章累計影響因子數值，有些文章實驗甚至都不做，設想加引用便寫出來了，内容實際上是“舊酒裝新瓶”。

顧伯洪坦承，在這種評價體系下，能夠理解學生的這種行為，“但它導緻了不好的影響，内卷嚴重，且隻考慮短期價值。科學研究質量，不應受其承載載體的變化所影響。”

建立誠信且負責任的同行評議機制

采訪中，專家們都提出了相對最為科學的評價機制——同行評議。

常常作為科學研究的評價者和被評價者，顧伯洪認為，小同行最具話語權，“他們最了解一項研究是否具有原創性，是否會産生社會價值，影響力幾何。”

顧伯洪也表示，小同行評審的确實是替代影響因子的一個重要方法，但真正的小同行很難找，且成本較高。比如，屠呦呦與合作者關于青蒿素的論文，是于1977年2月發表在《科學通報》上，但直到2015年才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經過了40年的漫長考驗。

此外，在同一圈子裡面難以回避、有些科技問題還很難采用國際同行評審等都成為同行評審推行的難題。

加菲爾德也提到過在“同行”領域内進行評價的合理性，“要評估個人成就、論文表現影響力，應該把科學家放到小領域去排名，不能跨學科比，看他的位置百分比是多少。”

負責評價工作的機構是重要一環，加菲爾德博士指出“現在很多科研管理者希望一個數字能解決所有的評價問題。他們要的是“快”，評估人也好、評估期刊也好，有很多不同指标，拿一把尺子就衡量很多人，這樣就不對，我們要有綜合的評估指标。”

“很多學術評價工作由行政管理部門負責，帶有一定的行政化評價色彩。由于學術成果的高度專業性，行政化評價難以對具體科學研究成果内容進行科學評價，往往依靠一些量化指标數據。”樊秀娣同樣認為，應弱化行政化評價，管理部門讓渡一定的學術評價權利，把學術成果評價标準交給同行專家，尤其是小同行。

樊秀娣同時表示，如今之所以同行評議顯得不那麼科學和被信任，在于所謂“同行”内的行政領導、學術權威，以及文化中的人情關系等阻礙了真正同行評議科學性的發揮。“要建立責任機制或追責機制。”

“權責統一，權利和名譽要對等。”在樊秀娣看來，科學家内部應真正負起責任，建立誠信機制，守護好自己的學術名譽。要從體制機制上防止同行評議内核依舊是“行政權力”說了算，而其形式卻可用來應付外界對評價質疑的“擋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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