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内循環和國際循環的關系?當今世界正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城市發展發生新變局我國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城鎮化發展也面臨新形勢構建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應對百年變局、開拓發展新局的戰略選擇，對“十四五”時期城鎮化發展提出新的要求，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國内循環和國際循環的關系?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國内循環和國際循環的關系

當今世界正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城市發展發生新變局。我國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城鎮化發展也面臨新形勢。構建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應對百年變局、開拓發展新局的戰略選擇，對“十四五”時期城鎮化發展提出新的要求。

全球城市發展格局發生新變化

新科技革命重塑全球城市發展格局。以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正在重塑城市競争力消長和全球城市格局。新冠肺炎疫情加快了新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的進程，數字技術催生新業态、新模式異軍突起，重新定義國際分工和産業生态，并将深刻影響城市發展格局。

全球化退潮影響城市網絡體系。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全球化進入退潮期，全球産業鍊、供應鍊在經曆了30多年擴張後轉向收縮。疫情加快了這個進程，主要經濟體在“效率”與“安全”之間尋求新的平衡，全球供應鍊呈現區域化、近岸化和在岸化趨向，北美、歐洲、東亞三大生産網絡内部循環強化。在東亞地區，東盟已超過歐盟，成為我國第一大貿易夥伴。

世界城市體系孕育重大調整。全球政治經濟格局變化，帶來世界城市體系的重大調整。紐約、倫敦、東京等頂級全球城市仍處于核心地位，在全球資源要素配置中仍将占據主導地位，但新興全球城市正在加速崛起，在世界城市體系中的地位不斷上升。特别是東亞地區有可能出現全球頂級城市，并在世界城市網絡體系中發揮重要作用。

大都市圈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目前全球排名前50位的城市，其經濟總量占全球GDP的比重超過20%。這些城市集聚了全球主要跨國公司、學術機構、行業組織和智庫等全球性機構，在全球城市網絡中發揮着極為重要的作用，并成為各主要經濟體對接高标準國際貿易投資規則、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載體。

我國城鎮化發展面臨新形勢

城鎮化增速将趨于放緩。我國城鎮化在經曆高速發展階段後，增速已趨于放緩。這與經濟增速放緩是分不開的。“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增速明顯放緩，2016年至2019年經濟年均增長6.6%，比“十二五”下降了1.3個百分點，城鎮就業人口、城鎮人口增長也在放緩，帶來城鎮化速度放緩。“十四五”時期，随着經濟增速進一步放緩，加之農業可轉移勞動力數量下降，城鎮化率年均增幅也會呈現放緩趨勢。

内陸地區城鎮化進程加快。“十三五”時期，中西部内陸地區城鎮化發展速度明顯高于東部沿海地區。基于人口流動的大數據觀察城市中心度，北京、上海、廣州、深圳處在第一序列，内陸地區的成都也在第一序列，說明内陸地區的大都市圈發展也明顯加快。“十四五”時期，推動形成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内陸地區城鎮化進程會進一步加快，并成為推動我國城鎮化的主要力量。

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位勢上升。現在19個城市群經濟總量占全國80%以上，對全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占比更高。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等城市群在全球城市體系中的位勢快速提升。大都市圈與周邊城市的同城化也在加快，比如廣州和佛山加快推進廣佛一體化。城市群和大都市圈正在成為優質生産要素的彙聚平台和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十四五”時期，這個發展态勢還會深化，促進生産要素的流動、擴散和集聚效率大幅提高，進而提升城市空間資源配置效率。

部分城市創新活力明顯增強。由于創新活動對人力資本、科研設施、大學和科研機構等要求較高，創新活動在空間上具有更高的集聚性，并吸引具有較高專業技術水平的人口向這些城市流動，創新生态逐步形成和完善，新技術新業态新模式不斷湧現，推動創新型經濟加快發展。

城市治理的數字化轉型加快。這次疫情加快了城市數字化進程，智慧城市、智慧交通，信息溯源等數字化技術得到廣泛應用，推進“一網通管”“一網通辦”，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和流程再造，有效提升了城市公共服務效率，為推進城市治理現代化創造有利條件。

新發展格局對城鎮化發展提出新要求

“十四五”時期，推動形成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對城鎮化發展提出新的要求。

第一，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就要确保國内消費持續擴大和升級。研究表明，如果農民工按照城市居民消費方式消費，人均消費支出将增長27%，這對擴大消費意義重大。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釋放巨大消費潛力，最重要的是要打通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的梗阻。我國城鄉要素長期單向流動，比如農村土地增值收益變成了城市的高樓大廈，金融資源從農村單向淨流出，農民工進城落戶又面臨各種限制。這就要加快戶籍制度的改革，放開放寬除個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制，建立基本公共服務與常住人口挂鈎機制，逐步縮小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差距。加快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要探索擴大土地使用權入市的用途，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要拓展使用權向外部人員流轉的空間，促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

第二，增強大都市圈和城市群“雙循環”的樞紐功能。構建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對提高國民經濟循環效率，增強經濟發展的内生動力尤為重要。依托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建立以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為樞紐的經濟循環系統，促進生産要素流動、集聚和擴散，提高空間配置效率，将成為推動形成新發展格局的動力源。國内循環與國際循環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新形勢下大都市圈和城市群要營造一流營商環境，提升外資企業根植性，維護産業鍊和供應鍊穩定，推動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

第三，增強中心城市的創新策源功能。“十四五”時期，科技領域的國際競争将更加激烈，特别是美國推動與我國科技脫鈎，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尤為緊迫。要加強北京、上海、合肥、深圳等國家綜合科學中心建設，推動創新體系戰略性重構，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加快布局建設基礎研究、前沿創新和生産制造相結合技術集群，構建安全的技術供給體系。

第四，在内陸地區培育有競争力的城市群。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就要建設内陸地區城市群，釋放内陸地區發展潛力。要培育成渝雙城經濟圈、長江中遊城市群等一批重要城市群，拓展内陸地區市場空間，優化和穩定産業鍊供應鍊，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城鎮化發展格局。

第五，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随着城市人口規模擴大和空間集中度提高，對公共服務的需求将迅速增長。要增加基本公共服務有效供給，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擴大其覆蓋面，并率先在大都市圈和城市群逐步實現城鄉基本公共一體化。

第六，提高城市治理現代化水平。利用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加強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社區等建設，提高教育、醫療、城市管理的智能化水平，讓城市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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