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胡紅岩是冤枉的，但按照警方相關要求，必須要有假“胡紅岩”的真實身份信息，才能删除胡紅岩的“犯罪記錄”。可問題是，假“胡紅岩”在哪兒呢？事情似乎陷入一個死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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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新京報記者趙蕾 實習生張一川 編輯 | 胡傑 校對 | 郭利琴

33歲的胡紅岩覺得自己得了一種心病，治不好也死不了。

心病的根源是她身上綁着兩個案底，其中一起刑事案件的案底至今仍未消除。

按照警方的說法，一名陌生女子曾盜用了她的身份信息，這名女子因盜竊被逮捕，後進入監獄服刑。刑滿釋放後，如今杳無蹤迹。

5年前，民警以她“犯過事兒”為由将她帶到派出所問話，胡紅岩才知道自己居然“不清白”了。

在此之前，胡紅岩順利升學，結婚，工作，生子，在她眼裡能看見和睦美滿生活的模樣。但此後，胡紅岩的一切逐漸偏離了軌道。

她多次在乘車或住店時被警方攔截詢問，因為“犯過事兒”的人無法通過政審，她放棄了公務員考試。

5年來，胡紅岩通過多種渠道催促公安機關删除關于她的“犯罪記錄”。但目前仍未如願。

事實上，經辦的公安民警也有難處：明知胡紅岩是冤枉的，但按照警方相關要求，必須要有假“胡紅岩”的真實身份信息，才能删除胡紅岩的“犯罪記錄”。可問題是，假“胡紅岩”在哪兒呢？

事情似乎陷入一個死結。

“胡紅岩”的秘密

時間回到2008年6月。

23歲的胡紅岩剛從平頂山工學院環境工程專業畢業，她拿着兩包行李來鄭州投奔姐姐胡海麗。

胡海麗本科就讀于鄭州大學醫學院，同年順利進入本校新校區讀研，便把老校區教職工宿舍的床位留給了胡紅岩。

每天7點準時起床，在食堂看完早間新聞，胡紅岩在教學樓内看專業書。晚上10點前回宿舍，10點半左右熄燈睡覺。

用胡海麗的話說，考前妹妹都在努力看書，休息時間也嚴格精确到分鐘，過上苦行僧一樣的生活。

隻有周末，她才坐上校車去17公裡外的新校區找胡海麗，兩人一起在宿舍玩玩電腦，再吃個飯，算是高壓學習後的放松。

胡紅岩說，新老校區之間，這是她在鄭州考研生涯中出行的最遠距離。

與此同時，在距離鄭州大學老校區12公裡外的馬李莊，一起盜竊案正在發生。

鄭州市金水區人民法院出具的刑事判決書顯示，2008年8月23日下午16點20分許，被告人“胡紅岩”在金水區馬李莊127号305房間内偷盜一台價值2400元的“九億通”牌電腦和一台價值230元的“美的”牌電磁爐，贓物被賣掉未追回。

當年8月31日，“胡紅岩”被鄭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行政拘留，9月4日被刑事拘留，後被羁押在鄭州市第一看守所。

10月23日，金水區人民法院以“胡紅岩”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刑期至2009年2月27日止。

這一年，身高158cm的胡紅岩不到110斤，圓臉，留着标志性的齊劉海，眼睛似月牙細長，她戴着細邊橢圓的近視眼鏡，笑起來腼腆，略帶羞澀。

另一個“胡紅岩”在看守所留下的資料顯示，身高166cm，大眼睛，圓臉，寬肩，皮膚偏黑。

金水區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顯示，被告人“胡紅岩”的戶籍信息和胡紅岩完全相同。甚至曾用名“胡海岩”，也是完全一緻。

2009年1月10日，11日兩天，胡紅岩在鄭州鐵路技術學院的教室裡完成四場研究生入學考試，取得了320多分的初試成績。

同一時空下，假“胡紅岩”正在服刑。

2009年夏天，胡紅岩接到北京科技大學錄取通知書，并獲得二等獎助學金。9月1日，她坐在北上的火車上，望着窗外閃過的景色，心裡哼起了小曲。

此時，假“胡紅岩”已出獄半年。她消失在人群中，帶走了有關“胡紅岩”的秘密。

“犯過事兒”的人

得知自己在公安系統中留有犯罪記錄前，胡紅岩對自己的人生還算滿意。

她出生于普通農民家庭，父母依附于家裡的7畝地種大蒜，将姐妹倆送入大學。在河南開封杞縣蘇木鄉鹹崗村8000多口人裡，這樣的家庭并不多見。

父母家教嚴格，從小不許兩姐妹罵人，撒謊。兩人遵循着父母的教誨，是同村人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家裡進門處的一面牆上，貼滿兩人的獎狀，胡海麗說：“紅岩的占了一大半，她在班上總是前三名，挺要強的。”

2011年國慶，胡紅岩結婚，第二年碩士畢業，生下女兒。這些年，她的臉圓了一圈，唯有笑起來露出的小虎牙還未變。

按照她的計劃，回到丈夫老家新鄉市找一份穩定的工作，生活重心由學業轉移到孩子和家庭，“就這麼安安穩穩一輩子，也挺好”。

2013年7月，她入職新鄉市某環保科技咨詢有限公司。工作之餘，她決定為公務員考試做準備。

兩個月後，胡紅岩到鄭州市玉龍鎮參加一級建造師考試。下午五點左右，她到達預定賓館，登記入住。

剛坐到房間的床上，聽到外面有人喊，“胡紅岩人在哪裡？”

她出門，看見兩名民警站在前台。

“你以前是不是犯過啥事？跟我們走一趟。”民警将她帶到派出所。

詢問中，胡紅岩才明白，公安系統裡，自己有兩起違法犯罪前科記錄。第一起案件中，鄭州市嵩山路派出所曾将“胡紅岩”治安拘留。另一起則是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胡紅岩”因盜竊被柳林派出所的民警抓獲。

民警告訴她，要想證明自己不是涉案的“胡紅岩”,必須找受理案件的派出所和相關民警删改信息。

胡紅岩說，她始終想不通身份信息如何洩露。“記不清了，但我确定自己從未丢過身份證，戶口本也一直放在老家。”

一夜未眠。胡紅岩中途放棄考試，直奔嵩山路派出所和柳林派出所。

多方輾轉，她在豐産路派出所找到2008年刑事案件的主辦民警吳強，要求删除自己身上遺留的不實犯罪記錄。

嵩山路派出所和吳強分别受理了兩起案子，采集完胡紅岩指紋和DNA後，承諾一旦比對出結果，會依據真實情況删除不實記錄。

等待的日子令胡紅岩坐立不安。她每周給兩家派出所打電話詢問進展，“總要做點什麼才覺得有希望。”

她不再報考公務員，“犯過事兒”的人無法通過政審。

直到2014年5月初，她從焦作到鄭州參加環境影響評價工程師考試，在進站檢票之際，再次遭到民警攔截。

胡紅岩在警訊室内解釋半天，在聽到鐵路公安回複“那你拿着證據消除記錄我才能信你”時，她跌坐在椅子上，号啕大哭。

再出來時，火車已開走近一小時。頂着六個月身孕的肚子，她在檢票口呆立了許久，看着身邊匆匆趕車檢票的乘客，她心底生出強烈的不滿，“像是被社會排除在外的人”。

她無心參加考試，最終坐上了回新鄉的列車，望着窗外，仿佛所有景物都是黑色的，如當下的心情一般壓抑。

糾結的澄清之路

胡紅岩沒想到的是，她的澄清之路會如此糾結。

2014年7月，她接到民警打來的電話，稱經過核查，關于她的不實犯罪記錄已經删除。

她信以為真。“我以為這事兒簡單，沒想到要去核實。”

生活回歸如水般平靜。直至2017年10月國慶節，胡紅岩才驚覺，自己被“将了一局”。

胡紅岩一家四口買了十一回開封的高鐵，在新鄉東站檢票口，一位50多歲的鐵路民警将她攔住。

她再次陷入困境。警察詢問完基本的出行内容後，丢下一句“本來還需要搜你的行李，看在你帶孩子的份上，走吧。”

事後，胡紅岩到鐵路公安值班室咨詢，才知道每次刷身份證進站時，公安信息系統都會顯示她有犯罪前科。按照規定，值班民警會随機抽查有前科記錄的出行者。

最終，她查明是後一起刑事案件未删除，便每天都給吳強和柳林分局打電話。柳林分局宣傳科負責人張向三解釋，現在實行辦案人員終身負責制，得空還是多催促吳強更合适。

在胡紅岩和吳強近半年的短信和微信聊天記錄中，吳強的說法幾次變更。他先是表示盜竊的刑事犯罪記錄确實尚未删除，他将向上級申請報告盡快落實，之後又稱需要找到作案人，才能删改胡紅岩的案底。近期，則以開會忙為由拒絕回複。

胡紅岩很困惑。“為啥要找到壞人才能消除我的不實犯罪記錄，找不到就不消了麼，這是哪門子道理？”

她轉而向鄭州市公安局，河南省公安廳，鄭州市紀委，鄭州市信訪局等多部門寄材料，打電話，要求重視和嚴肅處理此事。

但是，相關部門沒有給過她明确回應。

朋友建議她通過法律手段維權。她又将希望寄托于法院。希望通過申訴，由法院出具新的裁定書，證明胡紅岩沒有犯盜竊罪，然後拿着新的裁定書去找公安局消除不實犯罪記錄。

受胡紅岩委托的律師在翻閱案卷時發現，金水區人民法院庭審記錄中顯示，在訊問環節，假胡紅岩自稱是大專學曆，當庭曾報錯一位身份證号，家庭成員的姓名和組成也與胡紅岩的真實情況不符。

鹹崗村村主任孫四國和胡海麗也表示，村委會和胡紅岩家人從未收到公安局的通知和法院送達的裁定書。

解不開的“死結”

5月17日上午，吳強在所屬的北林派出所治安管理大隊辦公室内向記者回應了此事。他在手機相冊裡翻出一張《違法犯罪人員信息修改所需材料》，其中第三條要求是提供（雙方）戶籍信息，即要有假“胡紅岩”的真實身份信息。

在他看來，胡紅岩和作案人員的指紋、照片都有，可以證明兩人身份并不重疊。但要求卡在這裡，“我也去省廳打了十來次報告了。”

吳強覺得不被理解的不止胡紅岩，還有自己，“事情過去這麼久了，壞人也不是一時就能找得到，有些事情人力方面達不到嘛”。

談及辦案時沒能及時篩查出作案人員的真實信息的原因，吳強則回避了話題，隻是感歎兩人長相相似。他反複強調該女子對胡紅岩家庭情況甚為了解，繼而不再接話。

柳林分局也證實了吳強的說法。張向三拿出幾份《關于胡紅岩誤錄入辦案信息系統錯誤信息删除請示》的文件，蓋有鄭州市公安局柳林派出所的印章。

“2014年起，我們配合着吳強收集這些材料，柳林分局的領導和市局領導也簽字批示過這件事，申請報告交到省廳，沒了下文。”他皺着眉，攤了攤手，“關鍵是案件從胡紅岩身上删除了，不就等于盜竊案不存在了，誰來擔負這個責任呢？也不符合程序嘛。”

問題的核心又回到找假冒者。“找了”，“快出現了”,“就要找到了”，胡紅岩說，她數不清聽過多少次這樣的回答。

河南省公安廳新聞辦主任張曉雷認為，盜用他人身份信息作案本就是違法，分管該案件的公安分局應該盡快抓到假冒胡紅岩的女子。

“抓個人哪有多難，怕是屁點大的事兒拖了這麼久，才不好抓了吧。”5月17日下午，張曉雷要求鄭州市公安局給出一個具體的解決方案。

第二天上午，鄭州市局回複此事程序複雜，短期内可能解決不了。但會想辦法盡快找人。

胡紅岩眼看着此事陷入死循環中，自己怎麼也找不到出路，她找聘請的律師商量解決辦法。19日見面時，律師卻提出希望解除合約。

律師向胡紅岩說明，金水區人民法院認定，胡紅岩申訴後，必須先由公安機關開具作案人“胡紅岩”不是胡紅岩本人的證明材料，并消除胡紅岩不實案底，法院才會出具新裁定書,“難度比較大”。

記者就此向金水區人民法院求證，法院回複稱，已經在調查此事，在沒有具體的調查結果出來前，不接受媒體的采訪。

胡紅岩堅持請求律師幫她拿到法院更正的裁定書，律師推辭不能百分百保證申訴成功，兩人争論一個半小時後，律師提出了解除合約的建議。

“算了，那就解除吧”。胡紅岩滿臉通紅，簽完字，整個人忽然像洩了氣的皮球，癱在沙發裡，陷入長久的深思。

希望“重新開始生活”

2013年，浙江叔侄奸殺案再審，受理案件的檢察官張彪曾在接受采訪時說，“上小學時，有人地裡的西紅柿被偷了，說是我偷的，叫我去指認，當時我就難過得流出了眼淚。我今年六十多歲了，仍然沒忘記這件事情，沒有做過某事但被人冤枉後，内心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胡紅岩把這段話背了下來。在申訴材料中，她寫道：深陷冤枉的人，每分每秒是怎麼度過的，隻有經曆過這種痛苦的人才明白。

她形容自己，絕望到生無可戀。

這半年，她時常夢見自己站在法庭上，向法院申明自己的事情，說着說着哭了，再醒來對着天花闆發呆，直到天色漸漸泛白。

深夜，她必須聽段相聲，再聽聽輕音樂才能入睡。

給孩子們講睡前故事的慣例取消了，床前擺着半個人頭高的圖畫書，她無心再看。6歲的女兒看她總是拉着臉回家，忍不住抱怨一句，“你怎麼又不高興了，你這個壞媽媽。”

情緒崩潰時，她把自己鎖在屋裡哭，兩個孩子來敲門，她假裝兇着臉把孩子推開，“快出去”，心裡卻滿是愧疚。

年初因為胸悶去醫院看病，在門診走廊裡看見地上掉了一疊百元大鈔，她下意識想撿起來交給保安，半路手又縮了回來。

“萬一有人以為是我偷的，扯不清可咋辦，那我豈不真成了小偷?”想到這裡，胡紅岩起了一身雞皮疙瘩。她叫了幾聲，“誰丢錢啦?”看見有人拾起，悻悻走開。

就是在路上被人撞了，路人嚷嚷着要幫她報警，她要做的也是趕忙制止。“可能害怕更多人知道我有案底，覺得丢人”，她歎氣。

她的朋友圈經常轉發法律公号發布的最新法則:《關于防止和糾正冤假錯案件的規定》，《檢舉材料轉給被檢舉人将追責》……

以前，她閑來隻看娛樂八卦新聞，總覺得社會上離奇的案件，紛繁的信息都與自己無關。如今，她意識到自己封閉的狀态讓她距離常識越來越遠，缺乏對複雜事物的判斷力。

“現在倒黴的事莫名攤在自個身上，才知道懂點法沒壞處。”

胡紅岩也多次設想自己終将重獲清白的時刻。年前，她在網上買了一箱紅酒，共6瓶，尚未拆封。

她說，要等到自己打了“勝仗”回家，獨自坐在屋裡把自己灌醉，等到再醒來，就像是做了一場噩夢，把受的傷全部留在過往，“重新開始生活”。

5月21日下午，鄭州市檢察院宣傳科主任周慶華就胡紅岩身份信息錯誤事件回應，她稱公檢法三家已經在溝通此事，公安局已經啟動信息比對工作，檢察院和法院也會及時溝通和督促此事的推進，将盡快糾正有關胡紅岩身份信息核查中出現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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