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劍一長笑,出門遊四方。雄心吞宇宙,俠骨耐風霜。--宋.胡仲弓《俠客》
“俠”對于國人來說絕對不是一個陌生的話題,甚至可以成其為一種文化,古往今來不光文人墨客向來不吝溢美之詞,也深受百姓的喜愛與崇拜。
中國武俠小說的開山鼻祖--《三俠五義》,講述的是包拯在衆位俠義之士的幫助下,審奇案、平冤獄、以及衆俠義除暴安良、行俠仗義的故事。在原文、評書和後來影視作品的演繹俠,這群忠肝義膽的好漢們由江湖走向廟堂的過程似乎天經地義,他們的選擇也是理所當然。
該書曾是筆者兒時的最愛,不過而今再讀,卻有了不一樣的體會。
奇怪的展昭和莫名的“五鼠”南俠展昭是最廣為人知的人物,他本來是一個潇灑的俠客,後來受到包拯的感召而轉而為官府效力。
這是最普遍的認知,筆者卻從原文中看出一絲不對勁:他早有歸順之意。
第三回“金龍寺英雄初救難”中展昭就已經出場,直至二十二回才真正歸順朝廷,其中貌似經曆了複雜的思想變遷。
▲最帥的展昭
在第六回中,四勇士(張龍趙虎王朝馬漢)誤綁包拯,展昭即勸他們四人棄暗投明,為國出力。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他能奉勸他人,其實意味着自己對于這種生活的向往,歸順隻是時間問題而已。
而在包拯成為開封府府尹之後,展昭沒有像王朝四人立馬投奔,而是暗中做了幾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巧換藏春酒救了烈婦金玉仙,助擒安樂侯龐昱,殺妖道再救包拯。
帶着這樣的投名狀,展昭自然不會受委屈,直接就成為了四品帶刀護衛,作為一個專職保镖這顯然是“高配”了。更加稀奇的是,展昭居然深知官場與江湖的不同,要說沒提前做過功課,筆者是不信的。
天子看至此,不由失聲道:“奇哉!奇哉!這哪裡是個人,分明是朕的禦貓一般。”誰知展爺在高處業已聽見,便在房上與聖上叩頭。--《三俠五義》
潇灑于天地間的南俠展昭竟然在皇帝面前如同街頭賣藝人一般使盡渾身解數,天子随口一句“禦貓”,居然被他抓住時機成為了自己的“封号”,被人當成家畜而沾沾自喜,如此拍馬屁的手段,在今天也可稱之為上上等吧。
自此展昭的江湖習氣再不可見,更多是“深思熟慮”後的顧全大局,上班之後兢兢業業,甚至連官場的規矩也沒落下,在包拯面前“恭恭敬敬,連連稱是”。
真實的展昭正義感滿滿,目标堅定,動作果敢,是一條好漢,然而他的心機和城府亦不容小觑,無怪乎後來能夠屢建奇功。
▲“禦貓”和“五鼠”
“五鼠鬧東京”起源于白玉堂對于“禦貓”壓制“五鼠”名号的不滿,雙方的龍争虎鬥暫且按下不表,光談面對天子的套路,對比展昭的門清,後者的表現有點一言難盡。
話說天子見那徐慶鹵莽非常,因問他如何穿山。徐慶道:“隻因我……”蔣平在後面悄悄拉他,提拔道:“罪民,罪民。”徐慶聽了,方說道:“我罪民在陷空島連鑽十八孔,故此人人叫我罪民穿山鼠。”--《三俠五義.四十九回》
這是“金殿試藝三鼠封官”的場景,無法無天的“鼠”到了天子面前卻是一口一句“罪臣”,戰戰兢兢而不敢擡頭。面君的一幕是兩個精明人(盧方、蔣平)的精心安排和一條莽漢子(徐慶)的本色演出,通過表現出對皇權的敬畏來展示他們歸順的誠意,而天子對于這些“化外之民”的馴服和恭維是異常受用的。
而小說中三人皆封為六品校尉,沒到場的韓彰和白玉堂則“被代表”也接受了收編,後來更是皆大歡喜地效忠于朝廷。所謂五鼠鬧東京,表面上是“貓”和“鼠”的争鬥,實際上則是五鼠對于“禦鼠”封号的渴望。
然而此後,他們到底是“官”還是“俠”呢?也許叫他們“官俠”更加合适吧。
這樣的“俠”其實是似俠非俠的,說不是吧,“三俠五義”都是頂天立地并且三觀正确的好漢,說是吧,貌似這群在皇權面前唯唯諾諾的“俠”與我們的認知尚有很大的差距,不是嗎?
千年回眸,俠之過往“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韓非子·五蠹》
這是“俠”字的首次出現,法家代表韓非子對儒和俠都沒有好感,他認為俠既不是固定的社會階層,也不是養家糊口的職業,而是社會對這群好勇鬥狠、無法無天、遊離于國家控制之外的人的統稱,因而在法家打造的國家體系中是一個不穩定因素。
“俠”之所以能夠擺脫“耕戰”的宿命,證明他們具備獨立生存的能力,這也意味着他們是一群“無國籍人士”:誰都可以招募,也可以拒絕任何招募,他們的靈魂還屬于自己。
雖然沒有拿到命名權,但“俠”的起源卻來自另外一個學派--墨家。
“任,士損己而益所為也。”--《墨子·經上》
“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墨子·經說上》
這就是所謂的“任俠”了,指憑借權威、勇力或财力等手段扶助弱小,幫助他人。墨家的修行如同苦行僧,他們經常不辭辛勞地出手維護自認為的“正義”,因而也是列國君王咬牙切齒的對象。
“今遊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焉,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史記.遊俠列傳》
太史公對“遊俠”的描述則偏向于中性,這股不願接受任何拘束的勢力做事從來都是都不管不顧,的确是社會的隐患。但其重承諾、講義氣、輕生死的特質也值得肯定。
總的來說,這是個亦正亦邪的群體,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一群江湖人士。
而電影裡經常說:江湖的事情要用江湖的辦法來解決。換而言之,俠客們更習慣于用一決生死的意氣用事來分出對錯,而不是依賴國家機構的判定,更不會主動或被動的将靈魂交給“知己”之外的人,哪怕要付出生命的代價。
那《三俠五義》的“官俠”們是如何抛棄先輩理念和行為方式的呢?
從墨家對的消失看“官俠”的産生墨家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很快就消失了,具體原因不明,筆者從“俠”的後輩們身上做了一些分析。
趙客缦胡纓,吳鈎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飒沓如流星。
十步殺一人,千裡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李白《俠客行》
知道這首詩在贊頌誰嗎?跟過半的“俠客詩”一樣,主角都是大梁雙俠:候赢和朱亥。少年李白是一個白衣飄飄的劍客,他好酒而意氣用事,“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也許說的就是他自己,這是标準的“遊俠”做派。之所以會命運多舛,在于他既想投身廟堂,或者說想如同“大梁二壯士”一般幹一票大的,又想着完整保留俠客的灑脫和獨立。
雖然很想當官,但也知道玄宗待他如同金絲雀,因而再次流浪,李白也許并不高尚,但不可否認這是一個獨立而驕傲的靈魂。
其實伴随大一統的到來和皇權唯一性的确立,“最佳雇主”的候選人隻有孤零零的一個時,此時因壟斷帶來的傲慢可想而知。
當單個的“俠”尚且難尋立錐之地時,又何來墨家俠客群體的生存土壤呢?恐怕除了委身合作之外,這個群體不會有出人頭地的機會了吧。
《三俠五義》的邏輯在于,俠士們有的是慕包拯之名而來,有的是受了包拯的感化,包拯在仁宗面前也是極力地保薦這些義士。義士因而轉為忠義之士,可以封官受爵,也多了官場的限制,除了義字當頭外,還必須時刻提醒自己要忠君。
亂世中百姓往往寄希望于兩類人--清官與俠客,《三俠五義》則很自然地将清官與俠客自然地聯系到一起,畢竟有了二者的相輔相成,社會才會和諧安定,百姓就可以安居樂業,天子也高枕無憂了。
《三俠五義》為市井細民寫心,乃似較有《水浒》馀韻,然亦僅其外貌,而非精神。--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魯迅先生認為小說的是百姓思維定式的投影,他體現的是民衆對于俠客群體的幻想,一如明君和清官。而比《水浒》有所不如的是,後者尚可見俠客對于暴政的集體反抗和部分好漢堅決不妥協的精神,前者則唯有三三兩兩與“清官”的小規模合作了。
很難想象二者描繪的是同一個時代,之所以有這樣的天壤之别,其實在于成書年代的思維方式,可見從元末到晚清的五百餘年間,皇權加強帶來的影響可謂彰明較着。
俠客的“義”體現在外就是除暴安良,劫富濟貧和為朋友兄弟兩肋插刀,朝廷的職責也在于安定百姓,懲惡揚善,從這一點上看俠客與朝廷有着安定社會的共同職責。但“俠客”的精神絕非一個健康的法治社會所必需,因而兩者在某種程度上存在競争的關系,甚至是相互抗衡的。比如朝廷可能會因為滿足權力集團的利益而去損害百姓的利益,而俠客就會在此時挺身而出保護百姓的利益。
因此,朝廷總歸還是忌憚這些俠士們的,而一個精明的朝廷會積極吸收接納這股力量為自己所用, 讓這些俠士的所作所為能夠在自己的掌控範圍内,由此,就出現了現在所說的“官俠”。
書中最接近“俠”的人物:“錦毛鼠”白玉堂白玉堂是書中刻畫最好的俠士形象,總體來說可愛可恨可悲可歎。
“少年華美,氣宇不凡,為人陰險狠毒,卻好行俠仗義,就是行事刻毒。”
這是書中對白玉堂的一個總體評價,大抵正負各半吧。
▲白玉堂劇照
白玉堂第一次出現是在十三回中,與展昭在苗家對分金。白玉堂使了個調虎離山之計拿走了銀子,可見其機警聰明;“好狠玉堂,又将婦人削去雙耳”,如此傷及無辜,又可見行事之刻毒;赴京路上義助有志有德的寒門書生顔查散,可見其本性;在皇宮内苑中殺了意欲謀害忠良的總管太監郭安,又在忠烈祠内題詩,足見其擔當;偷三寶将展昭騙至陷空島,又可見其意氣用事,畢竟少年英雄,難免心高氣傲,同時這也體現了他的真性情吧。
說來,白玉堂這個看似心智不成熟的“俠”其實是這個群體的本來面目,也可稱之為率性,比如因為單方面認定“禦貓”的稱号使“五鼠”減色而視展昭為大仇人,定要大鬧東京,“讓天子也知道白玉堂的大名”。
由此可知,白玉堂心中同樣在乎來自皇權的肯定,而并非一味的鬥氣,之所以說他更像個俠客,在于其行為和思維還有着濃厚的江湖習氣,以及專屬于“任俠”的圭臬。
他是一個好闖的人,這是俠客的專利,一旦投身官府就隻能做一個本分的探案者,有些地方是去不得的,這顯然不是白玉堂的性格。胡适先生讀《三俠五義》中對他極為激賞,哪怕他有“驕傲、狠毒、好勝、輕舉妄動”這許多缺點,卻也恰恰因為如此而成為了可信的俠義英雄,而非包拯那樣“全德一樣的天神”。
與其他人歸順過程的半推半就不同,從十三回出場到五十八回受封,白玉堂是最後一個接受招安的人物,其收服之路可謂一波三折。白玉堂最終驕傲地接受了三品帶包護衛的封号,達成對“禦貓”的穩穩壓制不說,甚至隻比包拯少半級而已。
不過此時的“禦貓”已經久經宦海曆練,養氣功夫也更上層樓,想必也不會跟他争這一時長短了。
不管怎麼說,有天無日的錦毛鼠最終還是被收編了,再怎麼鬧騰,他心中從來沒想過對抗朝廷,甚至渴望天子獨一份的重視,隻不過獲取“投名狀”的手段更加激烈罷了。
可惜,朝廷的崗位顯然并不适合這位渾身俠氣的少年英雄。
白玉堂的悲劇:個人英雄主義與政治機器的不對等較量白玉堂身在江湖中時,隻需要單純地仗“義”為百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而這不是義務,而是覺悟。而一旦成為忠義之士後,便不是來去自由了,要聽從朝廷的差遣,為朝廷辦事。
故事的終極Boss是圖謀造反的襄陽王,他也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受天子恩惠的俠士們最大的對手。為竊取“謀反盟書”,機警聰明、武功高強的白玉堂三探銅網陣,最終死于冷冰冰的銅網之下,着實令人可悲可歎。
說來白玉堂受封已是官府中的一員了,一切行動需聽從調派,然而他畢竟還是那個從不妥協的少年豪俠,尤其在信印被襄陽王府裡的人偷走之後,自責加氣憤之下更是難以保持冷靜,因而不顧小諸葛沈仲元不可擅闖的再三叮囑。
因而白玉堂悲劇的根源在于他想用“任俠”和“遊俠”的方式完成“官俠”的使命,但個人英雄主義在政治機器面前變成了一堆不堪一擊的血肉。
《三俠五義》的主題是一場官府和俠客的“大和解”不假,其描繪的二者和諧共存、共同伸張正義的畫面實在太美,令人不敢相信。而白玉堂之死,則有打破了完全徹底之正義的理想局面,也算是死得其所吧。
“白玉堂之死,又是給予那些仍帶有最後一絲古老英雄主義情結的其他俠客一個現成的教訓。 ”--王德威.《虛張的正義》
江湖與廟堂本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俠客若想要踏足廟堂的世界,就必須抛卻甚至忘卻身上的江湖習氣、 個人英雄主義等來與這個堅不可摧的政治機器磨合,這才是出路。
倘若展昭在此,想必會比真正的貓兒還要小心吧。他一直兢兢業業、顧全大局地工作在包拯身邊,直至續集《小五義》中依舊好好活着,卻隻有一個引子式的出場。作者貌似不忍心讓英雄遲暮并寂寂死去,所以幹脆不寫展昭的結局,但想來是善終無疑了。
其實展昭絕非貪生怕死之輩,其正義性并不能被否定,也沒有活該去死的理由,他隻是完全放棄了過去“任俠”的作派并成長為一名優秀的官僚而已,就像包拯那樣。
結語:《三俠五義》的奇怪結局在小說的結尾,襄陽王的陰謀仍在繼續,牢不可破的銅網陣依然巋然不動,手握尚方寶劍的朝廷大員和飛天遁地的俠客們拿二者毫無辦法。小說帶着此等天大懸念戛然而止,甚至讓今天的影視作品都不好拍,難道僅僅隻是為了給續作(非原作者)《小五義》鋪路嗎?
看上去,白玉堂用生命給其他俠客在江湖與朝廷之間找到了一條生存之道,其實不然,群俠想得更多的是也許古老的個人英雄主義究竟意義何在,一種無力感也油然而生,甚至未能換來一場期待已久并且理所當然的勝利,直至衆人年老體衰後各自黯然隐退。
▲《水浒》的好漢們走向了招安的不歸路
白玉堂之死并不僅僅是由于他意氣用事和慮事不周,銅網陣的存在意義也不僅僅是為了保護襄陽王的謀反盟書, 更象征着的是一種政治機器。而清官和大俠的黃金組合始終奈何不了的事實,則昭示了一個殘酷的道理:在真正掌控權利機器的龐然大物面前,所謂的正義将是何等的蒼白無力。
雖然《小五義》中子侄輩的英雄們最終摧毀了銅網陣,貌似傳奇仍在繼續,但這隻是比前作更為理想化的續貂之作罷了,而白玉堂這樣的英雄人物也始終不再重現,不管是“任俠”、“遊俠”亦或是“官俠”,都将如他們所依附的時代背景一般,終将被雨打風吹去吧。
參考文獻:
《史記.遊俠列傳》《三俠五義》
美.王德威.《虛張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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