産學研轉化這件事，看起來很美，做起來很難。

來源 | 聚美麗

作者| 曉 伊

前言

有人說，在中國，最聰明的“大腦”多集中在高校和科研機構。我們國人幾乎很難去想象，有一家毫無高知或國資背景的民營企業能在某個領域中，擁有很高的科研和技術水平。“在科研上，企業與高校怎麼可能比拟呢？”

這種觀念與現狀，與中國社會的傳統結構和價值觀有極大關系。《管子》中提及四民：士農工商，士即讀書人居首，商人在最末。這樣的劃分，也直接反映了社會資源的分配，一直影響至今。

不過，可能有人會問，這跟化妝品企業有什麼關系？

早兩年，在功效性護膚品沒有成為熱門賽道之前，很少有人會談到科研與技術。這與國内企業的發展階段有關，當然也有曆史原因存在。

事實上，目前國内傳統一線品牌基本都是從CS渠道中殺出來的，以人情網絡的銷售起家，而不是以某個核心或多年研究的技術起家。這方面，對于國内企業來說是後來才補上的。

随着市場趨勢的改變，國内化妝品企業都敏銳地嗅到，消費者們對産品功效的需求越來越高。同時，由于還沒有從功效驗證到信息傳播的成熟體系，不少測評類美妝KOL也不斷在“挑戰”企業推出産品的品質，試圖分取企業的一部分話語權。此外，在現代化妝品的發展上，我們一直以歐美發達國家的企業為師，這些跨國公司穩固的基本盤和增長路徑讓我們越來越意識到科研與技術的重要性。

所以，一時間，不論是生意人還是企業家，不論是短期盈利還是長期主義，不論是高調喊口号還是低調去布局。總之，當下在化妝品這個“營銷制高點”行業中，大家都把“科研與技術”樹立在最醒目的地方，以表示自己的重視。

話說回來，結合整個大背景下，社會結構和資源分配的原因，以及我國化妝品企業普遍的能力結構與資源情況，企業想要真正在科研與技術闆塊提升，比如最典型的自主研發原料，那麼與高校和科研機構合作進行“産學研轉化”幾乎是一個标準答案。

但這個答案，是經客觀條件分析、推導出來的。實際上，

從理論到實踐中間有多大的鴻溝？又有多少現實因素帶來的問題？本文将了解和探讨一二。

正文

“産學研”（IUR：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是一個舶來的概念，早在我國領導人于上世紀80年代去美國考察時，美國的企業與高校就已經有這樣的合作形式。

現在，不少國内化妝品企業都與高校建立了合作關系，這對于規模化企業而言更是某種“标配”。曾有媒體對業内的“産學研合作”進行不完全統計，諸如華熙生物、貝泰妮、珀萊雅、上海家化、百雀羚、環亞集團、上美集團、相宜本草等10多家知名企業都至少與兩家以上的高校或科研院所有合作。

不過，在對外企宣中，這些企業對“産學研”并沒有很高調的進行宣傳。在面向消費者的産品推廣中，也很少提到與高校有關的研究應用成果，似乎有些諱莫如深。

2021年6月5日，“皮膚健康産業中國科技聯盟”在上海啟動，其聯合發起的33家機構中包括清華大學、華東師範大學、華東理工大學、江南大學等國内具有代表性的高校，以及企業、社會組織、行業商協會和科研院所等。

相關報道稱，該聯盟倡議，釋放化妝品産業的科技潛力和創新動力，打好皮膚健康産業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各方搭建平台，以标準制定帶動産業規範化發展；以及，啟動中國化妝品行業“領頭羊”計劃，力争培育一批知名中國品牌，塑造化妝品産業的國家名片。

“以前可能有一些高校的教授，對于化妝品應用研究的熱情不是很高，因為他們覺得對比藥品而言，化妝品的有效成分添加量太少了，沒有什麼技術含量。不過現在也在改觀，圍繞皮膚健康整個闆塊去研究。而且，以往化妝品産業方面，影響力很大的國内高校偏少，而現在985/211類高校也開始參與進來。”某國内原料公司創始人說道。

那麼，“産學研”這個恢弘的概念，大緻該如何拆分開來落地呢？

化妝品産業鍊，尤其是護膚品方面，整個産業鍊非常長。化妝品屬于精細化工業，是制造業大類下的一個分支産業，其鍊條涉及生物材料、植物原料、配方設計、功效驗證等領域，融合有機化學、植物學、生物學、皮膚醫學等多學科的知識體系，是個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跨學科産業。

“我一直認為，化妝品領域最核心的創新，是材料（原料）的創新。”佰傲再生醫學研究院副院長吳田田說道。她是生物學博士，擁有一定的科研背景。

原料是化妝品的源頭。從科研端提供市場競争力、具備更好功效的新原料，對化妝品企業來說是極為關注的核心點，也經常是一家企業在科研技術闆塊投入、提升的切入口。

但是，在原料研發這個節點上，企業需要分好幾個步驟來走，基本可以分為探索、鎖定、研究、功效評估、中試，以及量産。

輝文生物創始人駱峰表示，企業要解決這些環節的問題，實際上結合起來是一個巨大的集成式系統工程，從物質的特性、功效、活性動力學、安全性、代謝途徑、制造工藝、質量控制、制劑、消費者接受度等多個維度進行分析和研判。

首先，發現一個新的物質，“在研究中要找到這個對标的靶向，看看這個物質能否起到好的作用，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這個物質是否能用？這時主要進行各種安全性評價，還有在配方中的表現，考察穩定性和功能性，跟各種乳化劑或者表活之間是否會形成幹擾等。

第三步，則是重點解決這類問題，“實驗室裡搗鼓一下出來的東西，效果可能非常好，但量化生産以後，消費者使用起來效果很差，那中間的環節就需要改進。”

從發現物質開始，到最終實現“民用”，其實中間有很長的路要走。尤其是對于物質/原料的基礎研究，屬于科研領域的内容，商業世界中的投入與産出比計算對此并不适用。如果說得再直白一些：這筆賬是算不明白的，投入不見底，産出别預期。再者，從整體水平上看，我國民營企業在科研與技術方面是不占多少資源和優勢的。

但高校的核心闆塊，除了教學之外，就是研究。不斷進行前沿的基礎研究，正是高校的主業和職責。

上海伽譽創始人項光剛畢業于華東理工大學，是生物技術專業出身。在創業後，上海伽譽與華東理工大學有不少合作，項光剛說：“我畢業後，和華理的藥學院一直有聯系，最早的合作算是請他們幫忙，沒有簽過正式的協議。前期研究上，他們給予了我們很大的一些支持。”

他表示，在原料研發方向，尤其是基礎研究，企業應該跟高校有深度合作，對接研發需求。“因為我們自己從源頭去研究一個物質，周期太長了。而高校裡的老師大部分都在做基礎研究，對很多物質也都做過基礎研究了，把毒理、基礎性的核心功能、成分等等拆解得比較清楚，這樣我們（企業）接上，這個研發周期會縮短很多。”

此外，高校做了基礎研究，企業再去看研究成果進行篩選，其實企業能減少很多前期投入的風險成本。因為，不是所有物質/原料都可以進行轉化的。

項光剛提到，他在看到一個物質的基礎研究某個點很有價值時，會再深入做一些研究和測試，來判斷這個物質适不适合産業化，從實驗室到工廠的量産上有沒有明顯的bug。如果這些沒搞清楚，也沒有事先衡量就決定要轉化，失敗概率會很高。

駱峰舉了個例子，輝文生物曾經和日本某個著名的大學有過一次合作，是圍繞谷胱甘肽抑制劑展開的。這所大學希望通過科研合作，以後把這款原料在中國落地，輝文生物也進入了合作公司的篩選範圍。

“在國際上，比較講究通過合同的方式把知識産權鎖定，這對我們來說沒有任何問題。他們就公開了工藝，我們也參與進研究與探讨中，但最後（這次合作）是被我們否定的。”

為什麼否定？駱峰坦言，因為這個原料的工藝過程太複雜了，需要經過30個步驟的合成。而且在價格預測上，可能每公斤的價格是120萬人民币。原料功效驗證是非常好的，但輝文生物在綜合考慮後認為，原料應用的成本太高，消費者無法承受産品在零售終端的價格，于是終止了合作項目。

“有些研究适合上書架，而有些研究适合上貨架，要把這兩者區分開。不能因為現在産業化熱門，就想讓所有研究成果都産業化，都上貨架，那是不現實的。”西安交通大學特聘研究員何旺骁教授說道。

他表示，可能有些企業不太了解這點，團隊也不太懂科研，去高校買了一個研究成果，但事實上那個成果更偏理論，而非轉化。投入不少資金，最終發現不行後，兩邊都失望。

所以，這裡就引出了兩個關鍵點：在“産學研”中，企業需要具備什麼樣的能力？某個新原料從實驗室走到工廠，要面臨哪些客觀問題？

首先，企業去外部的高校合作，該如何去找相關研究成果？是先通過文獻去鎖定一個原料及論文署名的高校研究人員，還是先接觸一個高校的實驗室，再看他們有哪些成果。

駱峰透露了輝文生物的一些方式，有基本的3個點：

1）有非常發達的科技情報搜索能力，而且不僅限于國内發表的文獻，視野要放在全球範圍；2）有專利檢索和識别、判斷的能力，不能聽人說什麼就是什麼；3）有市場流行趨勢的把控能力。

他表示，當企業自己有了科技與專利情報收集的網絡後，可以做到對高校進行反向提案，“我們非常了解跟我們合作的高校，教授、科研人員的強項在哪裡，請他們發揮自己的專長。在研究成果轉化的過程中，不是一個科學家就能完成的。”

“有的科研人員專門負責植物物質的發現，有的則負責其物質的結構鑒定，有的負責篩選後的植物物質能否以合成方式來制備，每個人隻做一個點，最後的集成在輝文完成。而我們這樣的企業，強項是在産業化過程中建立工藝标準和質量标準，有了這兩個标準後，才能在車間裡做到大規模生産。”

但這樣的布局隻是基礎，是一個框架體系，在落地的實際情況中還有很多限制因素，甚至是隐患。

● 從1毫克到100克，再到1噸

在技術手段上，實驗室制備出來的物質産量可能十分有限。

駱峰舉例道，國内某著名高校的一位教授，對某個物質研究了很長時間，文獻與專利都非常豐滿。但實驗室裡，都是以毫克為單位計産品的數量，如果要做各種角度的驗證，比如抗氧化、美白等測試，那一定是會做到100克左右的産品。

“這裡産生了一個非常困惑的問題，第一，實驗室裡需要經年累月的時間才能做出100克，在産量上就很難實現；第二，讓一位教授去提取、制備100克物質，那是巨大的資源浪費。”

其次，在生産成本上，實驗室裡的有些物質太貴了。

吳田田表示，在她從事的生物學研究中，有些毫克級的試劑都是幾萬、幾十萬的，提取出來就需要這樣的成本，更不要說後面做驗證，乃至産業化，運用到“民用”的産品中去，這麼高成本的東西肯定是不現實的。

第三，在知識産權上，企業跟研究人員是否會産生糾葛。

“實驗室做100克很難，而企業當然能快速實現這個100克的生産。但是這個過程中也會有個問題，從教授的角度，他把自己的knowhow（專業技術）交給企業，企業去做了100克，那他的知識産權如何保護？雖然可以簽訂合同，但教授還是會擔心的。”駱峰說道。

同時，“從企業的角度，也要考慮動用很多的人力物力去做這100克物質值不值得，因為100克的生産是工程師做的，1噸的生産才是車間工人來做。而且，企業把物質制備出來、測試以後，高校教授也會要求把你的評價過程、結果告訴他，這點是合情合理的，但評價的方法論本身也是企業的knowhow（專業技術）。于是兩邊都有顧慮，也會有一些糾葛。”

● 從實驗室數據到終端消費者，中間會有功效不斷損耗

有位新銳品牌創始人曾公開表示，很多原料的實驗室數據很漂亮，但當它加入到一個配方中，規模化生産、産品上市後，從消費者的感受反饋來看似乎就沒有那麼好了。

項光剛坦言，從實驗室到消費者市場，同一個物質的表現确實會有不同程度的差距，并且這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在高校和研究院所，物質的功能性測試很多時候都是做體外實驗，就是用細胞或酶。但體外實驗沒有透皮的過程，是直接對接細胞，成倍劑量是可以發揮大的功效的，可是這個不能指導我們在終端的配方。”

他表示，做配方時，活性物會有損失，加熱會有損耗。消費者在使用産品時，活性物還需要透皮，穿過角質層的屏障。但物質不可能完全過去，會被擋在外面。因為各種因素的限制，經過層層損耗，最後的功效表現一定是打折扣的。

據項光剛介紹，他的經驗是，“如果我們做的是體外測試，即細胞實驗，在後續配方添加中要達到50倍到100倍，這樣一個計量比。假如某個物質，你在實驗裡加了萬分之一的量，那麼在配方裡，肯定要添加百分之一的量才能達到你做實驗時的功效。”

吳田田認為，要比較辯證的來看待這個問題。在實驗室内，如果需要一個物質來做實驗，在提取、制備或存儲上是不計成本的，追求非常高精度的去研究它。但在後續的産業化應用中，這些因素都必須考慮進去。

“比如一些生物材料，在零下80度的條件，或者說在液氮中以更低的溫度來保存活性是最好的，這個儲存要求實驗室裡可以做到，但在消費品的産業化上就是非常不現實的。如果我們想用最完美、功效最好的方式去應用某個材料的話，那可能很多新材料隻能永遠存在于實驗室中，離大家的生活很遠。我覺得這對于我們整個行業發展來說，并不是一個太好的事情。”

● 企業與高校之間存在的思維差異

吳田田所在的佰傲再生團隊，此前是做基礎研究。在2013年，美國與德國科學家關于外泌體的研究獲得諾貝爾生理學獎（醫學獎）以後，外泌體的科研就呈現一個井噴狀态。在這種趨勢下，佰傲再生的團隊也進入到外泌體跟抗衰老相關的一系列研究中。

“在我們這些年的碰撞過程中，我自己感受到，基礎研究和産業化應用兩者間，有時候思維方式存在比較大的差别。因為科學研究，是用盡各種方法、不考慮成本來得到一個物質，在精确的條件下，呈現出實驗結果，然後發表論文。”

但是，産業化時首先要思考的是成本、産量和産率。“比如說外泌體，它的提取、分離在科研中有很多種方式，每個方式都各有利弊，我們要去找到在産業化中最适合的方式，盡可能做到低成本、高效率、産量能支持廣泛的應用，同時功效也比較接近實驗室中精确制備方式得到的效果。尤其是成本可控，這個其實很關鍵。”

曾經有科研工作者談到，國内學術界比較重視論文，在基礎研究領域，相對更容易寫出一些高水平的文章。項光剛表示，從客觀上看，這跟國内高校的培養機制有關。在高校内評職稱，如晉升副教授、教授，拿研究經費等，都是看論文成果。一方面，做基礎研究容易出文章，關于某一個物質就有上萬篇論文；另一方面，有産業化研究才能産生知識産權和專利，比基礎研究類的論文難度更高，而專利在評級時是不算業績的，所以一般科研人員不太傾向做應用、産業化，偏工程性質的工作。

“有些老師教授也有專利，是幾十年前的東西了，專利都快過期了，還放在學校裡。沒人會去對接這些事情，（這些專利）都不一定被企業發現，拿出來轉化。”

誠然，在目标、側重點、思維方式，甚至溝通方式上，企業與高校之間都有一條鴻溝，而且不是那麼容易能跨越。

駱峰認為，産業化過程，現在走的這條路也有很多是值得商榷的。在企業和高校間，高校的科學家如果去主導産業化會碰壁，因為商業和學術是兩碼事，但企業主導創新而忽略了科學家的存在，一定會掉進陷阱裡。所以沒有非此即彼的絕對論，這是一個相對的、需要不斷互相磨合的過程。

“我們這個世界，其實不缺知識和技術，也不缺市場表現的企業，關鍵是能把這兩邊串聯起來的能力，是稀缺的。這樣能在中間的人特别少，要有專業的學術背景，懂研究、懂技術、理解商業，在各方面進行溝通，然後整合。”

● 一個潛在隐患：高校裡的知識産權歸屬問題

相比前文提及的問題，毫無疑問，這是個有些敏感的話題。根據相關規定，高校或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員在職期間的職務發明，原則上應該歸屬單位。

《中國新聞周刊》曾對科學家創業潮進行報道，文章中提到，當職務科技成果屬于一種國有資産時，原先規定，如果要将其轉讓或者作價出資，需要一級一級上報，達到一定金額時要上報至國家财政部才能獲批，效率非常低。直到2019年，這種知識産權的處置權下放到高校和科研機構，即科研人員所在的單位可以自行決定，成果是否出售，以及出售的價格。

以前，高校教授直接創業是有風險的，問題多出在“職務科技成果屬于國有資産”這點上。

比如，2013年10月，時任浙江大學副校長、自動控制學家褚健剛入選了中國工程院院士的候選名單，突然因涉嫌貪污而被刑事拘留。褚健當時也是中控集團創始人兼總裁，他被指控了4項罪名。在2014年檢察院對褚健一案正式提起公訴時，保留了一項指控，表示2003年中控公司脫離浙江大學的過程中涉嫌侵吞國有資産。這起案件被稱為“中國科技第一案”，褚健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零3個月。

再如，2016年3月，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付林因涉嫌貪污，被北京市海澱區檢察院立案偵查，同日刑事拘留。2017年5月，檢察院提起公訴，指控付林涉嫌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這兩個罪名，與付林在校外成立公司、企業贊助付林團隊的科研經費，以及其團隊與企業在科研成果轉化上的合同糾紛有關。2018年2月14日，付林獲得取保候審。同年9月20日，檢察院決定對付林撤訴。

不過，國家政策方向在改變。2015年，中國出台了《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該文件提高了科研人員參與成果轉化應得的收益比例，給予成果發明者和貢獻者最低獎勵比例為50％。2016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大力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開展科技成果轉移轉化。

2021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修訂後的《中國科學技術進步法》，将“應用研究與成果轉化”設為專門章節，探索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并且提出，鼓勵科研單位采取股權、期權、分紅等方式激勵科研人員。

在這方面，如果企業和高校的科研人員有關于“職務科技成果”的轉化合作，那麼明确這個知識産權歸屬，以及後續在産品應用上是否順暢，是有必要的。

除了以上幾方面之外，項光剛還提到一點，在産學研的過程中，企業不能照搬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需要通過“中間再開發”。

項光剛創立的上海伽譽是一家原料公司，以植物提取物為主，在龍膽提取物方面發布過一篇SCI論文，具有自主科研和産業化應用研究的能力。

“去年，福建的青蛙王子公司和華東理工大學建立一個聯合實驗室，我們也有參與。為什麼我們要參與進去？因為青蛙王子贊助了很多科研經費，華理的藥學院也研究出一些成果，把論文和專利都給了青蛙王子。但這些成果沒有放大、中試過，是不能在産品中直接用的，而青蛙王子也沒有原料生産相關的能力體系。所以，原料的放大生産這部分是我們來做的，可以把它真正落地。”他說道。

其實，和所有形式的成功一樣，“成功”本身是一個小概率事件，就像有個漏鬥在層層篩選，從廣口逐漸縮小到極窄的口子。

何旺骁教授的團隊在和佰傲再生公司合作，将一款納金肽應用到化妝品中。他們團隊把納金肽做成超分子的結構，解決了透皮的難題，也經過了功效驗證，并且達到可以量産的技術水平。

但這種合作成功的案例并不多，甚至在何教授的視角裡非常少。

“實際上，我旁邊所有實驗室的小瓶子（注：指新原料研究應用）都沒有成功過，有些項目我看完以後就放棄了，因為就不可能實現量産。比如納米酶，現在這個概念很火，就是超氧化物歧化酶，有實驗室做了一些更簡單的納米酶，催化效率更高，添加量可以更低。但是，一看它生産的困難程度，我當時就覺得沒法做。”

何旺骁教授坦言，在産學研轉化上，問題确實挺多的。不過他也表示，中國企業一定要和高校合作，這是一條非常好的路徑。

何教授曾在美國的高校實驗室工作過兩年，2019年回到中國。他從更大的視角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中國和歐美的體制不一樣，歐美真的是資本主義下的體制，但中國是一個舉國體制。在中國想做點好的事情，隻要能跟國家聯系上，有國家的背景，那做起來就完全不同了。”

他表示，在歐美國家，在科研經費上企業投入多少就是多少，都算自己的支出成本。而在中國，企業跟高校合作的課題，實際上橫向撬動了很多國家資源。

“比如，某個企業跟高校科研人員合作，給了幾十萬經費，有新的原料成果。在明确知識産權後，企業可以買下這個成果。但是，為他們承擔這個課題進行研究的團隊工資是國家發的，學校裡價值幾個億的科研平台也都是國家撥款，不用企業掏錢來投資。如果折合成歐美的角度來說，那成本就不是幾十萬，可能要幾千萬才能拿下來。”

他還舉了個例子，有一家公司給了一位科研人員帶領的團隊100萬課題經費，其團隊做出一些成果後，跟國家申請了1000萬的研究項目，在這個方向上和這家公司一起往前研究探索。所以，對于這家公司而言，他們的研發成本是100萬，但其實獲得的科研成果是價值1100萬的。

“國家現在是在鼓勵高校和企業之間建立合作關系的，也鼓勵高校的科研成果要進行企業轉化。說實話，高校的科研成果剛開始轉給企業，價格是很低的。但高校這麼多年積累的成果，背後可調動的資源又非常多。我們國内的企業要用好這個資源，就像中國的藥企這幾年跟高校合作很多，把這些資源用得最好，所以我們看到現在國産藥做得挺不錯的。”

目前，國家公認的産學研流程分為九級科技創新鍊，其中1-3級是基礎研究階段，主要在實驗室中，創新主體以科研人員為主；4-6級是工程化階段，探索是否有量産的可能，這時工程師、企業就加入進來了；而7-9級是産業化階段，主要由企業核算生産成本、建立技術規範、量産标準等。

圖片來自美麗修行大數據

2020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趙宇亮提出，中國科技創新能力不足，是因為九級科技創新鍊不完整，需要補建4-6級創新鍊。

趙宇亮院士表示，中國研發人員數量世界第一，諸多領域基礎研究論文數量世界第一，專利申請量世界第一。但《中國科技成果轉化2018年度報告》顯示，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為10%左右，美國高達70%。

他建議，要改革科技創新鍊中的科技要素、經濟要素和社會要素，其中提到，新技術/新産品是企業的需求，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4-6級必須是優秀的企業工程師主導并與科學家協同完成，最終接手技術或産品的是企業。而且，在經濟要素中，他還建議廢除科技成果轉化中的“國有資産流失”罪，讓知識産權徹底落地。

行文至此，我們看到，從整個大環境如國家發展背景上看，現在企業與高校合作是得到鼓勵的。但在科研和技術方向上，高校真的是企業的“救命稻草”嗎？也不盡然，在前文中我們同時看到很多問題，企業在“産學研”過程中需要去想辦法解決，甚至是接受這些問題。

比如，實驗室裡的研究成果本身就有“上書架”和“上貨架”之分，并非全都能轉化；成果轉化的成功率并不高，還可能比較低；從實驗室到産品應用，中間的功效損耗無法避免；企業在産業化中要平衡成本、産量、産率、效果這幾個要素；還要關注科技成果的知識産權歸屬等等。

如果我們從解決方案的角度出發思考，排除人為無法影響的客觀因素之外，企業應該如何提高“産學研轉化”的成功率，或許有這幾點：

首先，企業自身要有科技情報的收集能力，以及對研究成果含金量的鑒别能力；

其次，企業最好要有“中間再開發”的能力，相當于是4-6級工程化能力；

第三，在與高校的合作中，理解象牙塔和商業世界的思維差異；

第四，尊重科研的發展規律，“這是砌牆，隻能一塊磚一塊磚的往上壘，着急也沒用。”

此外，“産學研轉化”考驗的是集成能力，如駱峰所說：“很多企業以為找到一個高校教授，就能解決所有科技問題，這麼想是不對的。如果真是這樣，那高校也不用教書了，直接做産業化好了。”

“很多時候，時間是最不可逾越的。有了時間積累後，有些事情或能力自然而然就沉澱下來了。”吳田田說道。

有句話說，正确的路往往是最難走的，所以成功的人很少。也正因為少，所以才彌足珍貴。

美妝品牌應該如何建立自己的産學研合作體系？如何依托院校教授的前沿研究、外部機構建立起獨特的技術壁壘？在8月16日在杭州黃龍飯店召開的2022年度會議上，我們還将邀請相關教授、專家、品牌代表進一步深入探讨。

視覺設計：樂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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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夏天童鞋

—— “無盡的前沿”行業大會 ——

因疫情而延期的2022聚美麗大會正式定檔在杭州黃龍飯店，于8月16～17日召開。本次大會由”百植萃“冠名，主題為“無盡的前沿”，基于對中國化妝品行業新時代關鍵能力的追問，聚美麗認為下一個階段的品牌競争将會以研發科技驅動産品與營銷的升級為主線。

本次大會由以下版塊組成，點擊标題查看各會場詳細内容：

• 聚美麗大會主會場内容解讀

• 皮膚微生态大會全流程公開

• 首屆中國妝高峰論壇

• 了不起的國貨新品：征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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