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着到底是為什麼？人生在世一場，到底要幹些什麼？這是自古以來就困擾着全人類的問題。

對這個問題，普天之下各個階層的所有人相比都是思考過的，隻不過，每個人得出的答案都不一樣，每個人認為的人生目标也不盡相同，對于普通人來講是這個樣子，對于那些思想家哲學家來講也是這個樣，就比如兩千多年前的先秦諸子，他們對于人生的态度就不盡相同。

莊子是真正地看透了生死的人，他崇尚絕對的自由，認為人生的價值就體現在自由上，人活一場不容易，各個階層的人死了也沒有什麼區别，既然如此，那就體現自己人生本來的價值以證明自己真的來過。

楊朱認為，人終歸是要死的，這沒有任何的分别，區别就在于人活着的時候是如何好好活着的，人生在世不能管死後怎麼樣，而是要過好當下的每一天。

這些先秦諸子們的态度對于中華民族的文化和曆史影響極其深遠，他們有的發表宣言給我們聽，有的身體力行做給我們看，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華夏兒女，那麼，本篇文章，我們就從知名度最高的儒家開始說起，看一看儒家的人生觀價值觀是怎樣的。

說起儒家，我們不得不從聖人孔子，以及亞聖孟子說起，先來看孔子，孔子有兩句至理名言，其一為：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其二為：生死有命，富貴在天。

前一句是孔子實打實地說出來的，而後一句則是他的弟子子夏代為轉述的。由此可見，孔子是講天命的。

我們知道，在百家争鳴期間，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與墨子所代表的墨家是對立存在的，墨家十分推崇并且相信鬼神之說，而孔子對于鬼神的态度是敬而遠之，說白了，孔子是不信鬼神的，那麼孔子為什麼講天命呢？很簡單，其實就是兩個字，使命。

孔子在周遊列國的時候遇到過無數的困難，在遇到危險的時候，孔子經常說的就是看天命，如果天命允許我活下去，那麼，人就不能把我怎麼樣。

有一次，孔子在宋國涉險，宋國的一位官員想要謀殺他，但孔子卻說，天的使命讓我行至宋國，他又能把我怎麼樣呢？可見在孔子的眼中，天命和使命是能夠畫等号的，所以，主張天命論的孔子非常有使命感。

那麼，孔子的使命是什麼呢？往大了說其實有兩個，第一是傳承和延續華夏文明，并且将華夏文明發揚光大，孔子認為這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第二個則是匡正時弊，平治天下。

事實上，孔子認為他是掌握了一部分文明所在，在他的邏輯當中，周文王去世之後文明依然存在，可見上天并不想讓文明滅亡，時至今日，上天的使命保護他周遊列國，發揚文明就等同于上天讓他掌握了文明，如此才會在遇到危險的時候幫助于他。

所以，孔子經常把傳承文明的使命當作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

對于孔子的第一種使命，他無疑于是成功了，儒家學說在中國傳承了兩千多年，時至今日都有非常高的影響力，而與儒家學說出現在同等時代的其他學說，有的漸漸消失在了曆史的長河當中，幸存下來的法家、道家等這些也遠遠沒有儒家的知名度高。

我們其實并不能将這樣的現狀都歸結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上，其中，還有很大的一部分要得益于儒家學說自身的邏輯體系，以及它能夠創造的社會價值，所以，從這方面來講，孔子想要傳承并延續華夏文明的使命是成功了的。

而對于孔子的第二件事明卻是非常遺憾，因為孔子在那個時候，雖然周遊列國，遊說了很多君主和其他領導階層，但實際上孔子并沒有将自己的學說推廣出去，也沒能改變當時天下混亂的現狀，所以，對于這一點理想孔子并沒有實現。

但是最有趣的地方也就出現在這裡。

難道孔子真的不了解當時天下的社會現狀嗎？難道孔子真的不知道憑借着自己或者自己學派的力量，根本不能改變那些領導者們嗎？或許并不是，而是因為孔子對于天命的認知讓他能夠順其自然地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什麼意思呢？我們先來看一個例子。

某年某月某日，有一名叫做公伯寮的人，因為其并不贊同子路的思想理論，在魯國的執政者季孫大夫那裡诽謗子路，說子路出賣孔子，有人憤憤不平，并且讓孔子向統治者建議把公伯寮暴屍街頭。

但孔子卻答非所問，他說，我的主張能夠實現嗎？這要聽天由命，我的主張不能實現嗎？這也是聽天由命。意思是什麼呢？就是說，公伯寮說什麼做什麼與孔子或者他的弟子并沒有直接的聯系，如果統治者聽信了，那麼，憑着一己之力能夠改變統治者的思想，大概不能。

也就是說，殺不殺公伯寮是沒有意義的，統治者相不相信公伯寮的話，這并非是人力可能更改，既然改不了，那為什麼不聽天由命？子路傳播他的思想是天賦予的使命，既然是使命就要義無反顧，就不能對結果抱有幻想。

因為人的一生不可能什麼都不做，也不可能什麼都做，問題在于，誰是選擇能夠做的呢？還是選擇應該做的呢？如果選擇能夠做的，那麼很簡單，隻需要看事情的結果和利害關系就足夠了，如果有好處，能成功，那麼就去做；如果沒好處，會失敗，要麼就不做。

而如果選擇應該做的，那麼就看過程，看道義，隻要是道義所在就義無反顧的去做，全心全意的去做，至于成不成功那是天的事情。這就是孔子的聽天由命。

就像上面說到的子路的事情那樣，子路是在傳播自己的思想，他選擇了應該做的事情，那麼就應該看道義，就應該義無反顧，人們對于他思想的诽謗，不會因為公伯寮的死亡而消失，人們對于他思想的贊成，也不會因為公伯寮活着而消失，那麼至于統治者用還是不用？就聽天由命吧。

如此，讓不讓公伯寮暴屍街頭還重要嗎？并不重要。可見孔子的人生态度是：人不能夠不努力，也不能不負責，但是相比于收獲，要更加注重耕耘的過程，不要那麼在意結果，不要對事事抱有太大的幻想，最好能夠随遇而安，命裡有的就不拒絕，命裡沒有的也不要強求，該幹什麼就幹什麼，該怎麼辦就怎麼辦，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所以，講道德、有義氣這是責任，至于講道德、有義氣能不能得到人們的贊揚和支持就不要去管了，把這些都交給天，自己隻求問心無愧。

說完了孔子，我們再來看孟子，相比于孔子的盡人事聽天命，孟子的主張則更加現實一些，也帶上了一點功利的色彩，孟子認為，人生在世活一場不容易，所以，要活就要活出個人樣，如此才能無愧于天，無愧于地，也無愧于自己。

那麼，什麼才算是活出個人樣呢？那就是要做一個大丈夫，什麼是大丈夫呢？所謂，萬物皆備于我，不怨天不尤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就是孟子對于大丈夫的标準。

作為人就不能遷就，更不能沒有底線地遷就。

比如有一次，齊宣王要見孟子，但是為了表現自己的尊貴，齊宣王選擇了召見，可是沒有明說，他派人傳達孟子，說原本是要去看望孟子，但不巧的是齊宣王感冒了，不能吹風，所以請孟子去見齊宣王。

孟子一聽直接回複道，不好意思，碰巧我也不能吹風。那是因為孟子真的有病嗎？當然不是，他裝病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齊宣王是不通透的，他想見孟子并沒有什麼問題，可是他卻選擇了借口以生病來召見孟子，這在孟子的認知當中是不可以的。

孟子認為，天下的尊貴有三種，一種是爵位，第二則是年齡，第三是道德。在朝廷當中看尊貴，看的是爵位；在鄉裡之間看尊貴，看的就是年齡；但是如果要平治天下，以天下來論尊貴，那麼看的就是道德，因此，哪怕是貴為國君，想要讨教如何治理天下也隻能登門求教，怎麼能夠以生病為借口把有德之人呼來喚去呢？所以，孟子甯肯裝病也絕不願意遷就。

因為在孟子看來，國君有國君的财富和地位，而他自己也有他自己的仁德，國君有國君的爵位，而他也有他自己的正義，隻不過他們努力的方向不一，擁有的東西不一樣，但是卻不能說誰比誰少了什麼，既然如此，誰又比誰尊貴呢？既然誰都不比誰尊貴，那麼你憑什麼對我呼來喚去呢？

不僅如此，孟子還說，如果論地位的話，君主是君，而他自己是臣，君臣如何交朋友？而如果論道德，那麼國君就是徒弟，自己就是老師，老師和徒弟又如何能平起平坐呢？這就是孟子對于大丈夫定義的傲骨，也就是世人的氣節。

所謂，人不可以有傲氣，但是也不可以沒有傲骨，有傲氣，則驕人？沒有傲骨，怎媚人？可不驕不媚才能夠說是大丈夫。

因此，做人必要養浩然之氣才能夠成就自己，才能夠活出一個模樣。所謂，浩氣營于胸中就是“美人”，浩然之氣綻放光芒，就是“大人”，所以，充實而有光輝的人，就是大丈夫。而如果這樣的人還能感化别人，那麼就是“聖人”，在此基礎上，如果将這種感化和影響做到神不知鬼不覺，那麼就是“神人”。

因此，孟子将人格的修養化為了四個境界，即美人，大人，聖人，神人。所以說，隻要有浩然之氣才能夠以天下為己任，以正義為擔當，做到至大至剛，做到至正至強，同時又光明磊落，坦坦蕩蕩，成為頂天立地的男子漢。

由此可見，孟子其實是一個會行俠仗義的人，他與孔子單純講天命的随遇而安不同，孟子不但注重過程也注重結果，因為在孟子的理論體系當中，很多的過程都是要用結果來進行體現，孔子不一樣，他隻是堅持自己要做的事，不要受到其他外界因素的幹擾，無愧于自己的内心就好。

但是孟子，按照孟子的理論，最終如果無法成就大丈夫，也就代表境界的提升過程是錯誤的，而既然過程是錯的，那麼，人生其實也就錯了，所以，孟子的理論體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必需要通過結果來證明的，這也就是所謂的人樣。

正因為孟子這樣的思想，在先秦諸子當中，孟子是最敢于直言的那一個，因為對他自己來講，他必須踐行對于大丈夫的要求，如此才能夠将自身的理論體系推而廣之。

有一次，孟子到齊國的某個地方視察，遇到了齊國的一位地方官，名為孔距心，孟子問，如果戰士一天之内出現三次失職，那麼，大夫會開除他嗎？孔距心回答說，等不到三次就會開除。

可孟子卻說，你自己就已經超過三次了，首先，貴地的災民和難民已經成群結隊，這是當官的人的錯誤；其次，很多老人和小孩暴屍荒野，這是當官的失察；其三，很多青壯年勞動力流離失所，這是當官的辦事不利；此三項錯誤難道還不夠嚴重嗎？

對此，孔距心說這些并不是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孟子回答道，替别人放牛放羊，如果找不到牧場，那麼是把牛羊還回去呢？還是要看着牛羊死去呢？言外之意就是，既然你做不到，為什麼要來當這個官呢？孔距心隻能向孟子認錯。

随後孟子面見齊宣王，說他視察了很多地方，遇到了很多官員，但最終知道錯的隻有孔距心自己。可見孟子不但行俠仗，而且坦坦蕩蕩，無論是面對地方官，還是面對一國之君，都沒有絲毫的遷就，同時也都無愧于心。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其實在儒家的整體人生觀念當中，為整個社會和全人類謀取利益是最為核心的，無論是孔子還是孟子，他們都希望社會能夠變得更好，也希望人民群衆的生活能夠變得更好。

所以，孔子以發揚和傳承華夏文明為己任，同時也希望自己能夠治國齊家平天下，正因如此，孔子不遺餘力地去發揚和推廣自己的學說，不管自己能不能達到最終的目标，即便不能達到，他也從來都沒有退縮過。

而孟子，為了能夠讓國家發展得更好，于是以自己為标杆對所有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都提出了一定的要求，這個要求就是要求人們要做大丈夫，要養浩然之氣，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就要活出個人樣，不能畏畏縮縮，什麼都不做，也不能隻為了利益而什麼都做，要做對的事情，做對國家和平民百姓有利益的事情，更要不斷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把自己的人生價值發揮到最大。

其實這就是儒家學說留下來最為寶貴的财産，這是他們思想體系當中對于人生的要求，也是對于人個人發展的要求，事實上，社會上之所以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矛盾沖突和争端，最主要的還是人對于自身的要求不一，有的人嚴于律己，有的人則寬于待己。

因此，每個人對待其他人和各種社會事物的标準都不同，由此産生了錯綜複雜的利害關系，如果每個人都能夠以高标準要求自己，都能夠嚴于律己，寬以待人，那麼矛盾沖突還會像現在這麼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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