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直承陸九淵的“心本”思想，提出了“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心”即“我的靈明”，“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 “心”不僅是萬事萬物的最高主宰，也是最普遍的倫理道德原則。

比如王陽明《傳習錄》講道：

愛問：“至善隻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歎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信與仁的理？都隻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隻在此心上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這裡是有一些問題的，其弟子徐愛此處問的是道德之理，事父事君等有一定交互性的，是涉及主體自身的，甚至主要是由主體決定的，比如好心辦了壞事從道德上講也是沒什麼過錯的。

道德問題一定是離不了主體的，也沒有普遍的道德之理，比如過去的節烈之婦備受道德崇敬，但今日卻又不認同過于“節烈”的行為。道德之理不能從普遍事物上求，不能從對象上求，道德之理從内心求，從良知求當然是容易講通的，但自然之物的理則不易講通了。

如果徐愛問何時花開花落，顯然不接觸自然之物，僅從心上求是不行的，而這些物之理正是科學真理。當然，也許在心學看來這些物上的理相對于心性之理是低層次的，但正是科學真理使西方從中世紀到現代社會發生了迥然不同的變化，使我們與中世紀的人好像生活于完全不同的世界，這也許是心學對中國文化發展的負面影響。

重了心，自然就輕了物。

引入王陽明的另一段著名公案，王對自然之物之理也是有所思的，即面對自然之物時的說法。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 “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于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日：“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顔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面對山中之花，王陽明并未像朱熹一樣去格“物之理”，而是強調花之意義由人之觀察而呈現，他所說的是對的，也是很深刻的，佛學唯識論講萬法唯心，大體也是此理。

唯物主義者從存在論角度看王陽明“心外無物”，認為心外怎可無物？大幹世界因你的心的關閉就不存在了嗎？這樣分析，陽明先生豈不是個傻瓜，常識都不明白？

陽明先生此處是從人生意義、人生超越、人格昂立的角度看精神的問題。比如當你愛一個女人的時候，你能不明白大幹世界有更多很美很好的女人嗎？隻不過那些女人因你愛的用心唯一而失去了對你的意義！萬物皆如此，意義隻有對人講才有效，隻有你心想到它，它才彰顯出對你自身生命的文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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