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成與老趙相識于2004年，在老趙的影響下，他簽了遺體和角膜捐獻志願書，還問老趙，“我已經看不見了，但眼角膜是好的，能不能現在就拿去給别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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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趙的“生死簿”。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攝

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編輯 滑璇 校對 王心

老趙有一個“生死簿”，排1号的是他自己。

“趙永華，男，59歲，遺，角。”現已72歲的老趙從抽屜裡拿出一個16開的小本子，戴上花鏡，在台燈下眯着眼翻看。遺，代表遺體捐獻；角，代表角膜捐獻。後面打一個紅色小對勾，意思是“夫妻同捐”。

從排2号的妻子開始，依次往後編到了122号。封皮上用透明膠貼着一張橫格紙條，上面一筆一劃地寫着——《遺體角膜捐獻志願者公證名單冊》。這是他2004年開始登記的信息，這樣的本子越來越多，登記的人年齡從10歲到90歲都有，“故去原因”的信息裡，出現頻率最高的一個字是“癌”。

老趙住在天津市紅橋區的一幢老式居民樓裡。140公裡外的薊縣元寶山莊陵園，最南邊的山腳下，立着一塊近600平米的黑色大理石牆。“生死簿”裡志願捐獻遺體的那些人，大部分是老人、殘疾人和掙紮在生死邊緣的重症病人。一旦離世，他們的名字就會出現在這面牆上。

這是天津市所有遺體捐獻志願者的紀念碑。

1055個描金的名字一個挨着一個，沒有生卒日期，沒有照片，沒有骨灰。他們離開的時候，身體或身體的一部分還留在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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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電話就拉走了”

老趙是一名遺體捐獻宣傳服務志願者，不屬于任何組織。十幾年來，他不僅宣傳遺體捐獻，還會在捐獻者過世時幫忙料理後事。至今為止，他和妻子送走了300多位捐獻者，在千餘個描金名字中占了約1/3。

▲老趙到志願者家裡串戶的路上。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攝

2012年，他把家裡的電話變成了服務熱線，隻要夜裡12點以後鈴聲嘟嘟一響，妻子就叫他：“老趙，起吧。又走一個。”

他接起電話先問，人在家還是醫院？然後翻開“生死簿” ，找到這個人的信息核對，再打電話給紅十字會、醫學院和眼科醫院的眼庫，通知他們趕緊派車去“請”。

遺體捐獻不同于心髒、腎髒、肺髒等器官捐獻。遺體捐獻後的去向是醫學院校，教學時供學生研究操作。眼角膜的去向是眼科醫院的眼庫，給有需要的患者換上。

整個過程中，時間也要協調好。如果一個人同時捐獻了遺體和角膜，醫學院先把遺體拉走了，眼庫需要的角膜還沒摘，“就崴了泥了”。

碰上在醫院過世的更難辦。“好比病房是三人間，護士才不管你捐不捐遺體，反正屋裡隻能擱活的，不能擱死的，一直催你趕緊拉走。但車還沒到，怎麼辦？”老趙對與“死亡”相關的詞句從不忌諱，一口天津話，音調拐來拐去。

其實不通過他，捐獻者的子女等執行人可以直接聯系紅會、醫學院或眼庫，但很多人還是習慣找他。他和老伴趕過去後，先和護士拉拉關系，再掀開白單子和逝者握握手。他知道，家屬在這樣的時刻，心情十分複雜。

捐獻者生前，從冒出這個想法到最終實現會經曆一個漫長的過程。先要自己下決心并說服全部子女同意；之後，本人和家屬要在捐獻申請表上簽字；然後，還要到公證處公證。每個人都可以自願申請無償捐獻遺體、角膜，申請人過世後，由生前指定的執行人操辦捐獻後事。這一系列流程不變，但人心在不停地變化。

有時會冒出來大舅哥、大伯、三叔這樣“攪和”的親戚，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兄弟姐妹簽署了捐獻申請，去世的時候跑來罵子女“不孝子”，“怎麼把你爸媽給捐了”？也有脾氣撒到老趙身上的。

經過這十幾年，老趙已經十分理解逝者親屬“解疼”“緩沖”的心理訴求。與普通人至少三天的遺體告别時間相比，捐獻遺體者從宣告死亡到遺體送走，快的五六個小時，慢的也就一天。“尤其夏天，遺體防腐處理必須得快。”

在老趙眼裡，每個人都有了不起的一生。可到了生命終結時候，“一個電話就拉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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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個那個的太多太多了，不能聽他們的”

“生死簿”上，1945年出生的老趙排第一，1949年出生的妻子孫秀蘭排第二。

老趙經手的申請者裡，80%以上都是和他們一樣的老人。在他們看來，到這個年齡就該想這些事兒了。

老趙記得，第一次聽孫秀蘭說起捐獻遺體是1998年。他納悶，她年輕時長子宮瘤都不願上手術台，怎麼遺體放到醫學院的台子上讓人家大卸八塊她就願意？

“省事兒，省錢。”20年後，孫秀蘭用兩個簡單的詞回答了無數人問過她的問題。

老趙家并不富裕。上世紀50年代，他小學畢業就進了工廠，車鉗銑刨樣樣都幹過，夢想當上八級工。90年代從工廠下崗後，撿廢品成為部分收入來源。

孫秀蘭每天下午都出去轉一圈，撿十來個飲料瓶回來，賣五六毛錢就能買一個饅頭。

這間不到30平米的出租屋裡，大部分東西都是撿來的，包括她身上那件紫紅色的針織衫。

▲老趙的妻子孫秀蘭在家看報。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攝

在老趙看來，遺體捐獻有四點好處——喪葬費十萬八萬省了，村裡不用占塊地方了，醫學院的小孩兒能拿活人練習了，清明節祭掃日兒女不用請假了。

2002年，老趙兩口子終于辦成了遺體捐獻手續。此後，但凡有人找他了解遺體捐獻，他就帶着申請表上門。遇到腿腳不利索的，他還領着去公證。

“表格打印一張5毛，一個月60份就是30塊。”老趙随口算起了小賬，“公交車一趟2塊，一個禮拜出去四天，來回八趟，那就是16塊。打電話一個三四毛錢，每趟至少30個電話。”

對于老年人，最難的是過兒女關。有的老人想深入了解遺體捐獻，便把報紙上的相關新聞剪成豆腐塊，掖在一個角落裡，“又怕兒女看見了，又怕兒女不同意，又怕弄丢了，再換個地放塞。”

捐獻者過世後，家屬反悔的也不在少數。有的家屬會把表藏起來，當沒簽過。

對此，他琢磨了很久：如果夫妻都想捐，一般不至于巧到同一時間離去。先走的那個有老伴的支持，兒女不敢反對。這時，另一個就可以放下話說，“你們可别把爸爸（媽媽）和我分開啊。”

老趙也知道，中國人講究入土為安，和他同樣想法的人很少。有人說他“有病”“腦子進水了”，他兩手捂住耳朵，“說這個那個的太多太多了，不能聽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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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不見了，但角膜是好的，能不能現在就給别人用”

62歲的張文成的家裡，牆上的黑邊挂鐘指向12點50分。可他不知道幾點了，直到10分鐘後黑色報時器裡的女聲高聲念：“現在時刻，下午1點整”。

張文成排在105号，申請捐獻了角膜和遺體。他家不到十平米的屋子裡，收音機有七八個，張文成管它們叫“半導體”。屋外廚房竈台上，一層厚厚的油泥。炒菜的鐵鍋拿白布裹着，已經多年不用。旁邊一口鋁鍋幹幹淨淨。在被火苗燙過無數次後，他終于練會了煮面條，有時掰兩葉白菜燴進去。

16年前的一個早晨，他突然看不見了。他以為自己是累得頭暈，醫院的大夫卻說，這是“網脫兒”。

“嘛叫網脫兒？後來才知道，就是視網膜脫落。好比咱的眼睛正看投影屏幕呢，嘩，幕布掉下來了。”這一掉，就再也裝不回去了，張文成的世界瞬間崩塌。他的母親曾因為一次白内障手術失敗而失明，兩人在屋裡四目相對，誰也看不見誰。

起初，他沒告訴母親自己看不見了，但他經常磕到門口的臉盆架子，母親聽到起了疑心。次數一多就瞞不住了，他失聲痛哭，在屋子裡憋了八個月，“床、廚房、茅房，除了這仨地方哪兒也沒去。”

▲張文成多次想跳下去的陽台。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攝

他的家裡，所有東西都擺在固定的位置，他有固定的穿行路線。從六層下到一層一共87級台階，在多少級的時候轉彎，他記得清清楚楚。如果坐出租車到曾經住過的南開大學附近，他喜歡指揮司機，走從前他騎自行車常走的那條路。

在他還看得見的時候，馬路不寬，沒有高樓，天是藍的，聽得見燕子叫。他常騎車到海河邊的獅子林橋，夏天遊泳，冬天滑冰。家門口的小胡同裡，他穿着隻有兩個輪子的“轱辘鞋”滑旱冰，得意自己的獨門技巧。

他不願用盲杖，不願承認變成了盲人，并因此掉進鋪管道的溝裡，摔得鼻青臉腫。老趙曾經勸他，“你光靠數步數怎麼能行？往南58步再往右72步到路口，正數着，别人一說話一打岔你忘了，你還回不回家了？”

張文成與老趙相識于2004年，此後二人經常一起出去轉。在老趙的影響下，他簽了遺體和角膜捐獻志願書後，還問老趙，“我已經看不見了，但眼角膜是好的，能不能現在就拿去給别人用？”對于張文成，哪怕感受到一點點微光都“太幸福了”。

老趙說，你先替盲人好好保管着吧，反正你也用不着，等回頭給别人的時候，跟新的一樣。

在老趙的“生死簿”上，張文成這樣無兒無女且身患殘疾的獨居者不在少數。

76歲的霍雅琴立下一份遺囑，委托自己的喪葬事宜由老趙辦理，其他人不得幹預。她幾乎一輩子沒下過地，多年的褥瘡讓整個屋子蔓延着屍體腐爛的味道。她去世那天，來了兩個人擡遺體。年長的嘴裡含着一口酒進來擡，年輕的沒經驗，一進屋轉身就跑出去了。

張文成說，他最擔心的就是有一天不能動了，躺在漆黑的床上，身邊無人。

在公證處辦理手續時，張文成的二弟替他簽字。他自己坐在旁邊的椅子上，聽見二弟落筆時，筆尖劃過紙張的聲音一頓一頓的。二弟嘟囔了好幾次，“又寫錯了”，重填了四五張表才把手續辦完。

“他雖然不反對我捐，但他心疼我，他難受。”張文成能聽出二弟寫字的手在哆嗦，也能聽到小區裡鄰居的閑話：這人窮瘋了？把自己（遺體）賣了能值多少錢？

張文成笑笑，與常人沒有太大區别，隻是目光無法和人對視。

2017年的最後一天，他沒吃午飯，晚飯是頭一天剩的面湯和棒子面兒窩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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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要啥，咱就給啥”

464醫院家屬樓門前，一個大眼睛的女孩朝老趙揮手喊着“趙伯伯”，聲音清脆甜美，忽閃忽閃的大眼睛會笑。她扶着老公的胳膊快走了兩步，纖細的雙腿拐了個彎才邁出去，終于搶在老趙前面打開單元樓門請他進屋。

十多年了，找老趙辦捐獻手續的年輕人很少。29歲的劉淼就是其中一個。

由于出生時小腦缺氧，她無法像其他人一樣正常走路。她問過姥姥：“他們為什麼盯着我看哪？”姥姥說：“因為你長得好看呀。”

父母離婚後，劉淼和姥姥住在一起。姥姥帶她逛商場，專挑人多的地方去，讓她習慣用自己的方式走路。一直以來，她沒有覺得和其他人有什麼不同。她參加了2005年的超級女聲，又簽了藝人公司到各地演出，還有了自己的粉絲，叫“水蜜桃”。

十幾歲時，劉淼參加過老趙志願小組的活動，當時就想捐角膜，後來又想捐遺體。老趙一直反對。“别瞎湊熱鬧，你暫時也死不了。”他總覺得年輕人腦袋一熱就嚷嚷着要捐，等到老了，給子女留下一個“紮手”活兒。在老趙眼裡，子女未成年時做這個決定，等于剝奪了孩子的發言權。

但他并不知道，劉淼做出捐獻決定源于姥姥的突然離世。

老人過世前不久那時，劉淼剛懷了女兒。她頭天和姥姥說完，第二天姥姥又問，“你為什麼老吐呀？”姥姥的腦子一天不如一天清楚，可一直記得外孫女愛吃魚，愛喝雞肉煲的湯，每次吃飯都夾到她碗裡。

女兒出生後，劉淼更感覺到帶孩子的不易。特别累時她會偷偷哭，“每次心裡不舒服的時候，就特别想姥姥，特别想。”

後來，劉淼打聽到姥姥捐獻的一對角膜幫了四個人。她決定，在捐角膜的基礎上還要捐遺體。

▲劉淼和姥姥。受訪者供圖

“黑瞳仁外面那層亮晶晶的，綠豆皮兒四分之一大小的，就是眼角膜。”老趙掰開自己的左眼皮，一邊比劃一邊講摘除眼角膜的場景。每次眼科大夫來到捐獻者面前，小包往邊上一擱，白大褂穿上，小刀小剪子拿出來，十幾分鐘就做好了。

老尚決定捐獻遺體也和别人有關。那是他的異卵雙胞胎弟弟，兩人出生隻相差10分鐘。

十幾年前，弟弟得了尿毒症，渾身插着管子一遍又一遍地透析。本來他想給弟弟捐獻腎髒，但兩人血型不同，沒法移植。

弟弟幸運地等到了腎源，來自一個素不相識的人。這名捐獻者的一個腎裝在弟弟身上，另一個腎和肝也分别救活了同一家醫院同一時間病危的兩個患者。

弟弟這條命是撿回來的。後來，老尚也申請了遺體捐獻。“人家要嘛（天津話，類似于“啥”），咱就給嘛。”至于遺體會到哪裡去，器官捐獻和遺體捐獻是不是一回事，老尚不知道也不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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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靈魂在親人心裡

對于遺體捐獻者來說，眼角膜的去向是眼科醫院的眼庫，遺體的去向是醫學院校——做教學标本。

劉慧（化名）上大二局部解剖課的時候，第一次見到遺體。她在天津一家醫學院讀基礎醫學，今年大四。

“大體老師看上去是發黃褐色的。應該是用福爾馬林和一些技術處理後，又在冰櫃裡存放了很多年，才給我們用的。”大體老師是所有醫學院學生對解剖課人體教學标本的尊稱。

每次解剖課時，學生進入教室前，大體老師已經平躺在台子上，雙手放兩側，手心向上。“他靜靜地躺在那兒，不可能再說一句話，但他讓你覺得自己正在接近和探索科學，那時候不會再想此前擔心屍體多麼可怕，隻覺得神聖。”劉慧說，大體老師也因此又被稱為‘無言良師’。”掀開白布前，這些未來的醫生們，會深鞠一躬，以示感謝和尊重。

在北京大學醫學部，最小的“老師”暖暖（化名）隻有30天的生命。她的相片嵌在一座精巧的玻璃紀念碑裡，和所有“老師”一起，擺在解剖樓一層東側的紀念廳裡，外面拉上防塵簾。她的樣子永遠定格在兩年前的那個冬天。和所有新生兒出生證明上的照片一樣，胖嘟嘟的臉蛋上頂着稀疏的頭發。

谷老師來北大醫學部工作已近十年。為方便有意向的志願者聯系，他的手機号碼和老趙一樣是公開的，貼在解剖樓三層辦公室的門上。和劉慧一樣，谷老師也有捐獻遺體的打算。

2009年以前，捐獻者較少。随着人們觀念的進步，現在醫學院每年接收的遺體約有六十多位。其中不少生前就是醫護工作者。

解剖學是醫學中的基礎，谷老師打了個比方，就像蓋一座大樓，沒有窗戶沒有門能蓋起來，但不能沒有地基。“大體老師”是地基中珍貴稀缺的資源。

“沒接觸過這個的醫生，哪個敢上手術台？又有哪個病人敢讓他治？”他覺得醫學是對抗死亡的，正是因為這些捐獻者有對生的渴望，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如果沒有，死了生命就已經結束，何必捐獻遺體呢？他是想讓後人通過醫學的學習，救更多的人。”

在谷老師的眼裡，當一個“人”變成了解剖台上的“教學标本”，他還是他，也不是他。是他，是因為他的身體經過專業處理保存得非常好，除了褪去了血色，其他幾乎和生前一樣。不是他，因為他的靈魂、他的思想已經不在本人身上，而在親人的心裡。

2018年的第一天，天津薊縣的捐獻者紀念碑上，兩三隻鴿子迎着幹冷的風，飛過連排的松樹。三天假期裡，陵園門口登記的訪客隻有11個。

周春（化名）父親的名字刻在左邊第二排第六列的那塊石頭上。父親去世的第四年，母親的名字也刻了上去，和父親間隔不到兩米。

▲遺體捐獻紀念牆。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攝

老兩口的晚年，用周春的話說，就是把0歲到5歲的人生像放電影一樣，倒着放了一遍。先是腿不能動下不來床，然後吞咽功能越來越弱，大小便失禁，翻身也翻不了，最後難受得隻能嘴唇動一動，講不出任何話。

周春送走父母後也簽了捐獻申請表，想着有一天到這裡和他們相聚。

“構成人體的物質本來就是原子、分子。組成我的那一部分，将來就變成空氣，變成風。”在周春看來，他和父母會以這種形式回歸自然，有的在空氣裡，有的在風中。

值班編輯 李二号 一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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