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楊遠壽在檢查自家的紅薯地。新華社記者周勉攝

8月21日新華社發布一則報道，内容說的是，湖南雪峰山區農民楊遠壽，在自家的後山上發現了幾十年未見蹤影的野豬。這些野豬不僅破壞了楊遠壽家的紅薯，也吃掉了其他村民種植的玉米，甚至還在水稻田中洗澡。

要是城裡人見了，絕對是好有喜感的一幕，難見的和諧景觀，隻是可惜了村民們的莊稼。

好在這些年來，村民們保護野生動物的意識增強了，他們通過用一種氣味濃烈的無害藥品與野豬“鬥智鬥勇”，或者尋求自然保護區管理所的幫助，或者采用敲鑼、擊打竹筒、放定時鞭炮等方式來驅趕，前提都是為了不傷害這些前來覓食的野豬。若是以前，這些野豬早就成了人們的盤中餐。

當前我們花了大力氣宣傳保護野生動物，倡導保護生物多樣性，建立人和自然的和諧生态。但生态危機演變加劇的根源，不得不令人徹底反思。

出台法律僅是一方面。事實上，野生動物不時出來毀壞莊稼，根本原因還是生存的空間随着人類活動空間的擴展，而反向壓縮了。“一山不容二虎”，反映出的其實也是生存空間的競争問題。一隻老虎的生存空間至少要15平方公裡，一旦這構建在空間的食物鍊生态被打破，殘酷的争鬥就開始了。

以前生活困難，人們饑餓難忍時，不斷捕食麻雀、蛇類、野雞等等野生動物，是為了活命。

如今，捕食野生動物不再是為了填飽肚子，而是為了炫耀，請客吃飯點一些“野味”，總覺得檔次不一樣。加上野生動物現在變得日益稀缺，“野味”身價更是一跳飙升，水漲船高，變成了富人們的飲食标配。于是，享受“野味”，似乎成了一種時尚。前段時間，網上流傳一則直播吃蝙蝠的視頻，直播者全然不顧公衆觀感如何，卻自娛其中，這種扭曲的心态實在令人難以想象。

要說味道，野生動物比養殖動物更鮮美可口，這真還未必如此。以前有些吃過野豬肉的朋友一再說，還是家養豬肉嫩味美些，但人們心理作祟，享受着食用野味的優越感。

當然，助推“野味”身價的，可能還與當前的食品安全環境問題有關。一些不良的商家以次充好，問題豬肉大批流向餐桌，還有雞鴨禽類流程式生産，飼料添加劑泛濫，“激素雞”“速生鴨”問題不時被媒體曝光，那些黑心無良的手段，觸目驚心，更令人寒心。這些問題不從根本上解決，食用“野味”的心理土壤便難以徹底鏟除。

歸納起來，人們之所以熱衷于食用“野味”，保護野生動物難，無外乎“野味時尚”與食品安全的雙重驅動。因此，保護野生動物的突破口，就得從這兩方面着手，加大治理懲戒力度，法律、科普等要全面跟上。

但還有一個根本性認識要厘清：生态平衡不僅僅是要實現食物鍊的平衡，更要維系各類微生物，包括各類細菌、傳染性病毒與動物宿主之間的“微平衡”。換言之，捕食野生動物到了一定程度，不僅是改變了食物鍊的循環圈，更是在打破人與自然界共存的“微平衡”。這“微平衡”的破壞，卻是瘟疫肆虐的主要成因之一。

在美國學者威廉·麥克尼爾所著《瘟疫與人》一書中提到，“畜群和寄生物之間漫長的相互促進足以形成穩定的生物平衡，一些病毒和細菌性傳染病可能盛行于野生的牛、羊、馬群，卻不會導緻嚴重的症狀”。但這一“微寄生關系”被破壞，病毒和細菌的威力就會顯現，變得異常兇猛，甚至會輕易奪去人類的生命。

書中還提到一個例子，1911年的滿洲暴發了一場鼠疫，後來發現人類鼠疫源自土撥鼠。鼠疫暴發前，在土撥鼠繁衍的大草原上，人們早形成了一套生活習俗：“土撥鼠隻能射殺，設陷阱則是禁忌；活動懶散的要避免接觸。如果看出哪個土撥鼠群落顯示出生病的迹象，人們就要拆掉帳篷遠走他鄉以躲避厄運。”以前可能正是因為這一習俗，抵消了人們感染鼠疫的概率。

不過，随着大清王朝的土崩瓦解，官方的移民禁令被打破，大批不遵從當地習俗的關内移民，一味奔着土撥鼠皮毛而來，這種土撥鼠體型大，皮毛可以在國際市場上高價交易。結果疫情就在這些設陷阱捕殺土撥鼠的移民中暴發，并随着人流而向外擴散，付出的代價是沉重的。

在這一意義上，哪怕幾頭野豬闖進水稻田裡洗澡，也要分清輕重利害。堵上瘋狂的嘴，斬斷殘害野生動物的黑手，多一些“生态敬畏”，報道中倡導的人與自然的和諧才有可能。

哲人說過，人是萬物的尺度。但人絕非野生動物的惡魔。無論如何，對“微平衡”保持一份敬畏，還野生動物一個樂園，就是給人類最美好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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