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滿臣天保和漢臣馬人龍，共同上了一道關于科場舞弊案的奏折，“因天保在前，遂概稱奴才”。但沒料到的是這是這一奏折中概稱了“奴才天保、馬人龍”，引得乾隆皇帝發怒，“向來奏折滿洲率稱奴才、漢官率稱臣”，乾隆皇帝因此斥責馬人龍是冒稱“奴才”。下谕曰：“嗣後幾内外滿漢諸臣，會奏公事，均着一體稱臣、以昭畫一。”

《初學階梯》裡也有“滿漢官民稱呼”一條，說：“大清國朝例：凡居官者，在漢人，則稱帝曰皇上、自稱曰臣；在滿洲，則稱帝亦曰皇上、自稱曰奴才。”奴才之說是什麼時候有的呢？在滿清，為什麼漢人不可以稱“奴才”，是有意提高漢人的地位嗎？

“罵人奴才蓋北俗，中原無是語也。有之，自晉始。晉世五胡人中國，胡言遂載以俱來。”也就是說“奴才”一詞，是古代北方遊牧民族的一句罵人話，意為無用之人，隻配為奴，故又寫作“驽才”。如今罵某人犯賤，奴性重、是走狗，也會用到“奴才”一詞。

明清兩代宦官及清代旗籍文武官員對皇帝自稱奴才，清代旗籍家庭的奴仆對主人亦自稱奴才。清朝皇帝對旗籍官吏有時亦以奴才稱之。滿人不論是在文書上還是在口語上，“奴才”二字都使用極為普遍。在主子面前，滿人進退都是“奴才”。譬如慈安垂簾聽政時，用的垂帝是一道黃幔，黃幔前坐着皇帝。官吏要從門外一條厚而寬的大門簾裡很快地鑽進，慢了可能會被簾子打到，而且忙中不能出亂，比如碰歪帽子上的花翎的話就算不禮貌。

進宮後三步，就得先跪稱“奴才某某，恭請聖安”，然後脫帽、磕頭，并且說“奴才叩謝天恩”，再戴上帽子向前走，跪下。

清朝既然“奴才”的叫法如此普遍，為何惟獨不肯讓漢人自稱“奴才”呢？魯迅先生在雜文《隔膜》中寫道：“滿洲人自己，就嚴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稱‘奴才’，而漢人卻稱‘臣’就好。這并非因為是‘炎黃之胄’，特地優待，錫以佳名的，其實是所以别于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于‘奴才’數等。”

事實确實這樣，“嗣後幾内外滿漢諸臣，會奏公事，均着一體稱臣、以昭畫一。”甯我不叫，也不許你叫。這個規定，為的就是嚴格區分滿人漢人。不讓漢臣稱“奴才”，目的也在于讓漢人歸化于自己，臣服于自己，強迫漢人剃頭發，易衣冠，如滿人一樣穿着等等措施都是此目的。

雖然在今人的眼裡，“奴才”與“臣”這兩個稱謂兩相比較，“臣”無疑要高過“奴才”。但在滿清時，“奴才”的地位是有其特殊性的，并不是想象中那麼低。

滿清時，“嚴分着主奴”。滿洲人在入關前，實際上處于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社會，占據中原後，也未徹底根除奴隸制的一些根底，在一定程度上還保持着濃厚的奴隸制習氣。坐觀老人《清代野記》記雲：“每有旗主，貧無聊賴，執賤役以糊口，或為禦者，或為喪車杠夫，或為掮肩者。若途遇其奴，高車驷馬，翎頂輝煌者，必喝其名，使下車代其役，奴則再三請安，解腰纏以賄之，求免焉。故旗奴之富貴者，甚畏見其貧主也。”因此，滿臣自稱“奴才”，表示的不僅僅是自己是皇帝的臣子，更重要的是表示自己是皇帝的家奴，與皇帝的關系比漢臣要更進一層，所謂“打是疼，罵是愛”，漢臣和皇帝有的隻是臣子的身份，而少一些自己人的意味。換句話說，也就是說漢臣的地位低于滿臣。

“皇宮是個金碧輝煌的妓院，皇帝是天底下最大的嫖客。”安意如如此說，其實皇帝還是天底下最出爾反爾的人。皇帝明明自己規定漢人不能稱“奴才”，當人才按規章制度老實稱“臣”時，他又怪罪人家有異心。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周元理會同西甯（人名）等奏到搜捕蝗孽一摺，摺内列名處，西甯、達翎阿稱奴才，周元理則稱臣。

乾隆皇帝卻懷疑周元理稱“臣”是“不屑随西甯同稱，有意立異”，是不服當奴才。可有什麼辦法呢，人家是皇帝老子啊，是黑還是白，還不是由他說了算，周元理、馬人龍當然不管對還是錯，都是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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