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周頔

【編者按】

2001年12月11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一天成為中國與世界關系發展的一個重要分水嶺。2０年間，中國全面履行承諾，改革開放不斷推進，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和影響力持續上升，城鄉居民生活水平顯著提升。與此同時，對外貿易摩擦也不斷發生，當下疫情對全球産業鍊和供應鍊也産生了深刻的影響。如何看入世20年來的發展變化？入世的紅利還能持續多久？下一步對外開放該如何推進？

在中國“入世”20周年之際，澎湃新聞與多位親曆者、專家學者深入探讨中國與WTO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希望能夠提供中國與WTO、中國與世界關系的多維度透視。

“今天，是個正日子，一滴水，但有幸融入順流前進的洪流。”

12月11日，高朋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磊在朋友圈留下了這句話，以紀念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下稱“WTO”）二十周年。

從1986年中國正式申請恢複關貿總協定（下稱“GATT”）締約國地位（下稱“複關”）伊始，王磊就深度參與了複關談判。

作為中國複關的“黃埔一期”，王磊曾任外經貿部WTO處副處長，曾輔佐曆任談判代表從事複關和加入世貿組織談判，也曾在中國常駐日内瓦使團工作了6年，作為使團大使的主要助手參與了對美歐的談判，并起草中國加入世貿議定書和其他法律文件，全程參加了烏拉圭回合的多邊貿易談判。

1996年，王磊從外經貿部辭職，到比利時布魯賽爾當了6年執業律師，期間代理了大量中國企業在歐盟反傾銷案應訴。中國加入WTO後，2002年他便回國執業。除了參與中國在WTO領域的貿易争端解決，王磊也一直從事代理中國企業在國外發起的反傾銷案和反補貼案，以及跨國公司在中國的貿易法律事務。

高朋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 王磊 受訪者供圖

以下是采訪實錄：

澎湃新聞：您是如何與GATT和WTO結緣的呢？

王磊：這裡我必須要講一位對我和整個中國國際法事業影響深遠的老先生。

1980年我進入北大法律系經濟法專業學習，成為全國首屆經濟法專業的學生。創立這個專業的是法學泰鬥芮沐先生，他是中國經濟法、國際經濟法的學科奠基人。先生是1908年生人，我入學的時候先生已經年過七旬，還堅持給本科生們上課。直到92歲高齡，先生仍然堅持帶博士生。先生在中國乃至世界法學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同時也是一代傑出的法學教育家，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國際法人才。

1985年國内已經有了一些信息提到中國準備複關，我把GATT争端解決機制等内容的研究寫成了碩士論文，當時就是先生負責給我指導論文。

畢業後我到了外貿部，就直接從事GATT的相關工作了。從那個時候起，我和先生的書信往來就沒有斷過，我在日内瓦工作了6年，先生就寫信用國際郵件寄到中國駐日内瓦使團。先生說過，有關于GATT的資料要給他找一些。雖然中國當時還不是GATT成員，隻是觀察員，但是我還是仍然有些便利獲取一些GATT文件資料等，我都争取複印來。

但是複印資料的國際郵費我是付不起的，于是就托國内來開會的同志給捎回去。很多年來，跟先生一直書信聯系，先生也将他的研究和思考與我分享。得益于在日内瓦的工作機會，比國内法律人有近水樓台的優勢，更易于了解GATT這種遊戲規則，于是我把我的研究寫成了英文論文在國外發表，也把文章送給先生，請他指導。

1994年我回國後，先生就叫我來北大給研究生們講GATT和WTO規則。那時候正是中國複關談判的關鍵時期，我隻能周末業餘去北大講了一年的課。先生跟我說：“我們系裡沒有經費給你，隻能給你報銷個打‘面的’的車費。”

這個課大概有20多個學生，有中國的也有韓國留學生。因為大部分都是研究生，所以我沒有多少灌輸式的内容，而是布置學生閱讀相關文獻和案例，然後分配每人選個議題，先準備文章大綱，再由學生到課堂講解，大家評論，最後我進行點評。

這些學生都是先生培養的弟子，他們中的很多人也已經成為了中國WTO法律團隊的中流砥柱。

澎湃新聞：您在日内瓦工作期間，也是中國開始複關的談判階段，您參與談判的過程中，有沒有您印象比較深刻的故事？

王磊：關于中國申請“恢複”締約方地位，這個問題，各國達成一緻的方式是通過玩文字遊戲來解決的。

二戰後成立的聯合國，中國是創始國之一。成立聯合國的同時，主要大國于1945-1947年間醞釀、談判并于1948年成立了GATT。後來由于中國國内政治局勢的變化，直到三十多年後的80年代，中國政府提出恢複GATT席位，但這在總協定曆史上前所未有過。

中國、GATT各方和GATT秘書處圍繞中國以何種方式、按何種程序進入GATT，進行了密集的商讨。

一些成員方認為中國是重新加入，應該按照加入GATT的程序行事。中國對此堅決反對，因為法律上它割裂了中國國際法主體的連續性，政治上也與聯大決議不符。然而針對恢複席位的立場，各方提出了種種困惑與質疑：如果是恢複席位，那從1950年前任退出至今的帳怎麼算？這期間中國與各成員方的關稅減讓的利益如何算？這期間中國沒有繳的會費是否要補齊？

各方經協商，終于獲得默契。

在不損害恢複席位立場的前提下，中國準備事實上按加入的程序與各成員方談判一個新的減讓表，作為“入門費”，以履行GATT的權利義務。在中國事實上按加入程序談判進入GATT的前提下，各方及GATT對中國恢複立場事實上不持異議。

據此，恢複不是原中斷點的恢複（restore），而是經談判在今後談判結束的時點上的恢複（resume），由此，前任退出至現任恢複席位時（resume）的帳，一筆勾銷。

在整個中國複關談判中，任何出自GATT口吻的文件，包括成立的談判中國恢複席位的工作組的名稱，GATT都回避用“恢複”的字眼，代之以“中國締約國地位”（China’s Status as a Contracting Party）。盡管這個說法十分拗口，但這算是各方的最大公約數了。

澎湃新聞：您曾經作為代理律師參與中國訴歐盟緊固件反傾銷案（DS397案），曆經七年鏖戰，能不能講講辦理這個案子的經曆和感受。

王磊：在日内瓦使團工作期間，我全程參與了烏拉圭回合若幹協議文本的起草談判，包括WTO的争端解決程序規則。雖然熟知條文，但從未有機會實踐。直到2009年我參與了代理中國政府在WTO中起訴歐盟對中國緊固件反傾銷案（DS397案），才算完成了從條文起草談判，到适用條文規則的争端解決實務的過程。

該案從2009年磋商，到2016年1月WTO執行上訴機構發布了最終裁決，曆時7年半時間，幾乎走完了WTO賦予成員方的所有法律救濟程序。

緊固件俗稱工業之米，包括螺絲、螺母、螺栓和墊圈等，用途廣泛。我國是全球緊固件制造第一大國，也是緊固件出口大國。

2007年歐盟對中國鋼鐵緊固件啟動反傾銷調查，并于2009年做出裁定，對中國緊固件産品征收為期五年最高達85%的反傾銷稅。據業内統計，2009年歐盟反傾銷終裁裁決後開始征稅，自此我國在歐市場份額從26%大幅下滑至0.5%。

中國政府于2009年7月31日将歐方措施訴諸WTO争端解決機制。該案經曆了原審和執行兩輪争端解決程序，中國在原審專家組和上訴階段接連勝訴。此後，歐方在2012年為執行原審專家組和上訴機構裁決修改了歐盟《反傾銷基本條例》，但歐盟随後發起的對中國緊固件反傾銷措施的複審，并未履行WTO專家組和上訴機構的裁決。 中國政府就歐盟執行裁決問題繼續訴諸WTO争端解決機制，直至2016年，執行上訴機構發布了最終裁決，全部支持中國的主張。

DS397案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中國第一次在WTO起訴歐盟并獲得勝訴；走完了WTO賦予成員方的所有法律救濟程序；由于中國的勝訴，歐盟被迫修改了法律；中國通過該案在加入世貿後第一次獲得對歐盟的報複權；另外，在上訴機構2016年1月18日發布的執行階段的最終報告中，中國在23個問題上全部獲得執行上訴機構的支持，而歐盟的所有主張均被駁回。這在中國乃至WTO争端解決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澎湃新聞：大獲全勝之後，中國緊固件企業重回歐盟是不是就沒有障礙了？

王磊：并不是這樣的，WTO的裁決隻針對當事成員方的貿易政策措施，不涉及到具體賠償，裁決對其他成員方也沒有約束力。這是WTO争端解決機制的固有缺陷。

DS397案打了7年，其實就意味着訴訟期内的這7年裡，歐盟一直沿用或部分沿用不符合WTO的反傾銷措施，沒有給予中國企業合理公平的競争待遇，這讓很多中國企業不得不退出市場，或者放棄對歐業務。

2016年WTO終審裁決也就是5年前的事情，2020年歐盟又重新對中國産的碳鋼緊固件進行了反傾銷調查。就在上個月，11月16日，歐盟的裁決披露稱，對原産于中國的某些進口鋼鐵緊固件的反傾銷稅率為23.9%-89.8％。

在WTO打緊固件官司打赢了，但是中國緊固件企業在歐盟市場上真金白銀的損失，敗訴方歐盟并不賠償，歐盟違反WTO行為對中國緊固件企業的重創，并未的到應有的平複，中國緊固件也并沒有真正重返歐盟市場。

當然這并不是說WTO争端解決機制沒有用，WTO的争端解決機制隻是維護成員方已取得的WTO項下權利義務的平衡，它隻是糾錯，并不補錯。

澎湃新聞：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中國加入WTO的二十年，您會用哪個詞？

王磊：可以用繼往開來這個詞來概括，我們要繼承過去20年、35年來不斷熱火朝天地進行改革、進行開放的動力，繼承那種國際視野，在新時期不斷開辟新的道路。

無論是就中國本國而言，還是對WTO來說，我覺得繼往開來都是适用的。

我經曆過中國八九十年代紅火的改革開放，可謂是日新月異的變化。對中國來說，我們還需要延續這種改革開放的精神，開辟出新的發展道路。同時，WTO曾經有過輝煌的時刻，在如今的情況下，如何将多邊貿易體制發揚光大，如何推動WTO繼續前行，這也需要繼往開來。

責任編輯：鄭景昕 圖片編輯：貝佳媛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