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泊桑、歐·亨利、契诃夫并稱“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家”，其中，莫泊桑被譽為“短篇小說之王”。

張愛玲說：“最好的材料是最深知的材料”，《小團圓》故此成形，因為盛九莉就是張愛玲。

莫泊桑也多從自身見聞中取财，雖沒把自己寫進小說，卻也是因為了解才信手拈來，有以普法戰争為背景的，有反映小職員苦辣酸甜的，有記錄鄉村趣聞的，有講述愛情故事的，林林總總，莫不有現實生活的痕迹。

而使之與現實拉開距離的，是莫泊桑賦予小說的戲劇效果，就如歐·亨利小說“含淚的笑，結局的出人意料”，莫泊桑的小說也常有悲喜交加的措手不及，如反映小職員生活的《我的叔叔于勒》。作家光怪陸離、精彩紛呈的内心世界由此可見一斑。

年輕，意味精力充沛，前景遠大；也意味輕浮放浪，行事不加節制，愧悔在早遲之間。

于勒還是個小夥子的時候，揮霍無度，把自己的那份遺産糟蹋得一幹二淨以後，又花掉屬于哥哥的部分遺産，絲毫不顧念生在寒門小戶的事實。

在窮人家裡，于勒的所作所為無疑是最嚴重的罪行之一，也就跟壞蛋、無賴、大逆不道沾上了關系。家裡人沒奈何，按照當時的規矩，讓他搭乘到美洲去的商船，送他離開出生地。

沒過多久，于勒來信說在美洲發了财，要補償曾因胡作非為給哥哥造成的損失。某位船長也說，于勒盤下了一家大商店，做起了大生意。

自然地，于勒就由家人眼裡一錢不值的無賴成了個正直的人，一個有良心的好兄弟，一個無愧家族的好子弟，跟家族所有成員一樣誠實可靠了。

随着第二封信的到來，家裡人更是歡天喜地，把它當作福音書，有空兒就拿出來看看，也拿出來讓别人看看，因為信上說于勒将要去南美作一次長期旅行，發達了就回來和哥哥一起快樂地過活。

約瑟夫小時候，家境并不富裕，隻靠父親早出晚歸掙得的微薄的工資勉強度日，少不了處處節省——向來不接受别人吃飯的邀請，以免回請；買日用品，隻挑商店裡滞銷的打折貨、舊存貨；兩個姐姐自己做裙子穿，購買價格低廉的花邊也要在錢上磨個好半天，雖說大姐快三十的人了，婚事尚無着落，二姐嫁出去了，但也是一定程度上歸功于勒叔叔的信；家裡飲食單一，從不變樣，隻在調料上變些花樣，盡管衛生健康，約瑟夫還是甯願吃點别的，但是吃不到；要是約瑟夫弄壞衣服上的扣子，撕破褲子，準會劈頭蓋臉地挨一頓罵。

約瑟夫的母親因為生活窘迫，經常把丈夫數落一通。每當這時，丈夫嗫嗫嚅嚅，張開手掌在額頭上搓來搓去，露出無能為力的痛苦。

能救達夫朗什家族于水火中的，隻有天之涯海之角的于勒了。于勒是那時全家人唯一的希望，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每逢星期日，全家人都要盛裝打扮，去海堤上散步。約瑟夫的父親望見遠方駛來的遊輪，總要說重複了幾百遍的話：“要是好兄弟于勒在船上，該多讓人驚喜啊！”約瑟夫的母親也經常念叨，說好心人于勒歸來時便是全家時來運轉時。

除此之外，他們還拟定了幾百種計劃，甚至打算用于勒的錢在鄉下買棟别墅。

希望是用來實現的，不隻說說而已，但若不切實際，純屬異想天開的變體，也隻落得希望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的結局。

第二封信後，于勒就杳無音信了。原來他确有過發達，但不知為何重又一貧如洗，淪為流浪漢，寫第二封信時或許就已經破産了。

後來一名船長雇用了他。他就在船上撬牡蛎為生，經年累月，已是衣衫褴褛的老水手了，手上的褶子和臉上的皺紋訴說着貧窮、疲憊和艱辛。散發穢氣的底艙深處是他的住所，原來的家回不去了，因為他欠着哥哥的錢，而無力償還。

曾經的承諾到底是個空虛。

約瑟夫的父親卻是希望與日俱增，隻道是于勒在美洲發達了，時時盼望于勒回家，此外一無所知，也無暇他顧，畢竟被美好的未來攫住了。所以在去度假的船上看見于勒的瞬間，竟不相信眼前的一切，待到妻子确認，船長證實，才接受了撬牡蛎的老夥計是于勒，他的親弟弟是事實。至此，計劃歸零，希望落空。

約瑟夫的母親也一改往日對于勒“好心人”“有本事的人”的稱謂，“無賴”一出口，便回到了原點，希望和由希望而來的恭維仿佛從不存在過似的。

返程時，他們換了船隻，因為約瑟夫的母親煩透了，也是為了躲避無賴，怕被無賴賴上。

沒有希望，就沒有失望。尤其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像是一場豪賭，赢了還好，皆大歡喜，輸了的話，對誰都是負擔，我辜負了我的承諾和你的心意，你錯付了你的熱忱和希冀，雙份的沉重，何苦來？

魯迅不止一次在小說裡寫父母對孩子言傳身教的作用：

在《狂人日記》裡，街上的孩子睜着怪眼睛，臉色鐵青，議論“我”，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我”先是不解，究竟和孩子有何冤仇，随即明白過來，“這是他們娘老子教的”。

在《孤獨者》裡，魏連殳以為孩子天真，乃希望之所在，待到看見堂兄的兒子，才知“兒子如老子一般”；街上的孩子也受大人影響，拿了片蘆葉指着他道：“殺，他還不很能走路”。

這是具體的時代決定的，含有魯迅變革舉步維艱的思想。

​在《我的叔叔于勒》裡，卻有截然不同的一番景觀：孩子時的約瑟夫并沒受父母感染，戴着有色眼鏡看待叔叔于勒。

約瑟夫以前常聽家裡人議論于勒，說于勒如何糟蹋錢，是家族的禍害，盡管有意壓低聲音，還是一字不漏地進入約瑟夫耳裡。所以約瑟夫了解于勒動身去美洲前的所有生活細節。

但當在船上遇見于勒，看着他滿是褶子的手、爬滿皺紋的臉和破舊不堪的衣衫，那些聽來的話并沒先入為主，占據約瑟夫的腦海，反而讓他起了和于勒相認的沖動，不過最後還是在稱呼上以禮貌客套的“先生”代替了象征血緣關系的“叔叔”。雖然如此，付牡蛎錢時，約瑟夫給了于勒半個法郎的小費，算是做侄子的些許心意，卻遭到母親呵斥。

船将到岸，約瑟夫想再見于勒一面，想給于勒一些溫暖、撫慰人心的話，但是于勒不見了，是去了底艙深處罷，願望隻得作罷。

從此，約瑟夫再沒見過于勒。僅有的一次邂逅讓約瑟夫在以後的歲月裡念念不忘，于勒落魄的情狀和約瑟夫付牡蛎錢時父親給的五法郎，就像發生在昨天，清晰可辨，同時也不無抱憾。這就是為什麼約瑟夫後來不止一次地給流浪漢五法郎的銀币。

笛卡爾所謂“我思故我在”，不是說我思考，所以我存在，而是我使用理性思考的時候，才有了存在的價值，我和其他人得以區分開。

約瑟夫即是如此，沒有被已成觀念所左右，而是理智地表達自己的情感。這是約瑟夫的存在，也是《我的叔叔于勒》喜的所在，感動人心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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