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教育之窗】

作者：沈偉(華東師範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關系不僅浮現于多個學科的曆史研究中，也出現在詩歌、影視作品中。英國詩人艾略特在詩作《燒毀的諾頓》中立于當下，對時間與空間、虛與實進行描述。美國導演羅伯特·澤米吉斯執導的《回到未來》系列電影開啟了時光之旅，探索平行宇宙之間的互動。而OECD新近出台的報告——《回到教育的未來：經合組織關于學校教育的四種圖景》隐含着對未來與當下關系的重新思考，指出“通向未來的道路不僅隻一條，而是有很多條”。

關于未來與未知，人類有很多暢想和探索。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加速了未來的不确定性，全球大量的學校關閉，線上課堂迅速鋪開，大數據、區塊鍊、智能決策系統快速進入大衆生活；與此同時，種族歧視、民族沖突、網絡暴力、關稅貿易之争在疫情期間愈演愈烈，多邊主義、國際合作、全球團結變得撲朔迷離。

新冠肺炎疫情如同一次未來的預演，把不确定性、脆弱、複雜的系統呈現在世人面前，夾雜着痛苦與希望，不安與努力。各國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在不斷升級的未來風險上，思考如何在全球蔓延的疫情中支持生活、生産與學習。其中，有關未來素養、教育未來指數的研究即是人類為進入未知社會所做的積極準備。

1.未來已來素養成謎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92年出版了《素養的未來與未來的素養：工業化國家的成人素養研讨報告》，指出“發展人的素養技能反映了新的社會條件，應将素養視為人類在不斷建構其未來的證據”。構成素養的能力豐富多樣，是成人及其社群的語言、文化、倫理、地理和社會背景與情境的統一反映。故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評估素養教育的有效性，主要視其能否滿足學生及其社群發展的需求。人類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再到信息社會，其素養的内涵與組成在不斷地變化。英文單詞“Literacy”在特定時間段被直譯作識字或讀寫能力，“Illiteracy”被譯作文盲，反映了人類在進入工業社會時需要的基本能力是讀、寫、算；後來随着計算機、網絡的普及，功能性文盲的出現意味着簡單的讀寫能力已不能适應信息社會的發展。随之，素養一詞的前綴也不斷發展，例如媒介素養、數字素養，都體現了社會進步對人的能力提出新要求。

2017年，英國經濟學人智庫制定了“全球教育未來指數”（WorldwideEducatingforFutureIndex，WEFFI），從政策環境、教學環境和社會經濟環境三個維度綜合評價教育面向未來的準備度。WEFFI強調未來教育應該培養“跨學科技能、創造性和分析技能、創業技能、領導技能、數字和技術技能、全球意識和公民教育”六大技能，該指數清晰地呈現了學習者所需的技能，但對技能的讨論并沒有超越原先的“教育為未來社會做好準備”的視角，沒有包含變革所需的能力，如在變革中或沖擊中學習的能力。

與此同時，另一些研究在探讨政府、企業應對未來的準備度時，考慮了變革的環境及其所需的相關能力。例如畢馬威（KPMG）2019年的“變革準備度指數”意在為氣候變化環境下的國家層面的能力建設提供洞察力，以為未來做好準備。“變革準備度指數”由企業能力、政府能力、公民社會能力三根支柱構成。每個維度具有若幹指标，如企業能力包含了勞動力市場、經濟多樣化、經濟開放度、創新與研發、商業環境等。德勤數字化未來準備度研究（2017）則以企業數字化為背景，從組織、文化、人員和數字環境四個維度闡述變革模型，提煉為未來做好準備的公司需具備的能力，如展望未來環境、在失敗中不斷嘗試、孕育積極進取的文化、擁有合适的心智模型等。這兩個研究對變革的環境做了具體的描述，由此展開為未來做好能力建設的論述。而這些指向未來能力的數據多來自熟悉的領域，其基本研究方法是根據已有的表現優秀的、适應性強的系統提煉出應對未來之策。

由此，不同主體、不同情境下構建出的未來素養不盡相同。未來素養究竟為何物？需明确以下兩點：

首先，未來社會是一個完整的綜合體，目前我們可以從教育、企業、政府等多重視角論述未來之準備度，但是落實到個體素養層面，應是統一協調的。

其次，以某一領域先鋒者或當下表現卓越者為依據界定的未來素養不能簡單地等同于未知世界的素養。這就對未來素養的研究視角與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

2.經修繕而趨善帶曆史至未來

雖然當下表現卓越者不能全然代表未來努力之方向，但以史為鑒的曆史思維在未來素養研究中不可或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修繕的未來”，旨在重訪過去，改變未來。對于過往存在的不公正做出區分與确認，有意識、有目的地去處理對人的身心情感造成負面影響的事件。

教育長期以來被視為治愈世界諸多問題的良藥，然而傳統的國家、私營部門、多邊主義機構、公民社會對教育所持的期待有所不同。國家希望公民掌握讀寫、計算等符合社會發展的能力；多邊主義機構則希望教育在發展人的素養的同時推動人權的發展；公民社會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強調全球公民終身學習的能力。

人基于不同的立場，其願景自然就不同。若對這一點未加審視與溝通，未來則可能各行其是，重複既定的路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17/18年的全球教育監測報告《教育問責：履行我們的承諾》中強調，實現教育目标需要互相之間的合作、溝通與信任。“信任的建立需要讓不同利益攸關方參與創設共同的目标，并通過相互問責承認各行動者的相互依存關系”。換言之，問責不是簡單的結果檢查，更非責難政治，而是通過問責确定彼此的責任和相互的依存關系，讓權利和義務對等。

決策者除了澄清其目标，還要審視其以往的行動理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成立之初就持普适性的人文主義，将教育視為促進和平與發展的基礎。然而這些年來，專家團體與教科文組織的相關活動忙于确認赤字、填補缺口，相對忽視審查其運作的初衷。多邊援助之下，全球經濟的不均衡發展仍在繼續，種族暴力亦從未停止。與此同時，一些經典政策的推行也有所簡化。例如，聯合國推行的“全民教育”理念無論是“教育”還是“全民”二詞的内涵均已不同于1990年在泰國宗滴恩會議上取得的共識。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基礎教育專家羅薩·瑪利亞·托雷斯對“全民”的内涵變遷做了總結：首先，全民教育的範疇從所有國家逐漸縮小至發展中國家；其次，全民教育的對象從成人、青少年縮減至兒童；再次，全民教育的責任從國際共同體縮小至政府對其公民的責任。這固然與全民教育取得的階段性成就有關，也與國際共同體在錯綜複雜的國際關系中的定位有關。倘若長久以來，事務運營的心智模式未經檢視，由此産生的促進種族融合，為不發達地區提供支持的口号會重複出現，但行動成效卻漸微。這一對過往的簡化也被視為發展中的“時間政治”。

英國著名曆史哲學家柯林伍德在《曆史的觀念》裡指出，“曆史思想的獨特性乃是曆史學家的心靈作為今天的心靈，在領會這個心靈本身是怎樣通過過去的精神發展而得以産生的過程的那種方式”。教育若要修繕未來，需具備曆史思想，向過去持續地提問，審視曆史記憶中的不公與誤解，培養傾聽、質疑、思辨與對話。

3.攜預期而變革帶未來至當下

曆史與未來在當下相遇，思考未來素養不僅需要曆史思想，還需要對未來的思考，并将其作用于當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在其20世紀70年代的代表作《未來的沖擊》中即表明：對未來的合理探索也可為現在提供許多有價值的借鑒，運用适當的想象力和洞察力遠比預測百分之百“确定”的事更為重要。這一想法被同時代及後期的未來研究的各類組織、協會、會議所踐行。成立于1973年的世界未來研究聯盟（WorldFuturesStudiesFederation，WFSF）是一個集合了多國、多學科，緻力于未來研究的非官方學術型組織。該組織長期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持合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預判未來”提供意見、合作撰寫相關領域的前瞻性報告等。

世界未來研究聯盟成員吉德利在2017年的《未來通識讀本》指出了時間意識的轉變，即從預測未來轉向“通過我們的思想、感受和行動”塑造可能的未來。這一思想影響了“教育的未來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CommissionontheFuturesofEducation）的價值理念和行動思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19年創設了“教育的未來國際委員會”，展望知識和學習如何塑造人類和地球的未來。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于2020年1月末在法國巴黎召開，會議指出：唯一能與不确定性相抗衡的是确定性和承諾。不斷變化的複雜環境帶來的是不确定性，而大多數行為體的舉措則相對可确定。承諾則是指，讓知識、教育和學習發揮關鍵作用，并基于此進行暢想和規劃——從“預知的”和“可能的”種種未來當中，探尋并規劃出通往人類和地球理想未來的前進之路。

伴随未來研究的興盛，預期理論與系統成為未來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首屆“國際預期會議”（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Anticipation）于2015年在意大利召開。随着這一雙年會的推進，當下與未來的關系也更加明确。國際預期會議從“未來影響當下”的視角探索文化、生态、經濟、認知、政治、社會結果的預期過程如何影響當下的行動。

預期對未來的定位有别于“預測”（predict）和“先見”（foresight）。以往大量的數據統計或多或少對未來的組織動力、政治發展、經濟需求等做出了預測。如經合組織自2008年開始發布《塑造教育的趨勢》，對教育的人口結構、全球經濟發展、勞動力市場、政治環境等社會變革進行追蹤，對教育的未來走向進行預測。先見則意味着賦予行動者以洞察力和多重可能性以面對未來。教育在其中承擔的責任是：為未來做好準備。與此相應的是，課程的設計優先服務于社會發展的需要；人才的培養注重聆聽未來雇主的需求。例如，美國學院和大學協會倡導博雅教育，定位未來人才素養時，則以企業高管的認知判斷為依據。由此，批判性思維、分析推理，有效的書面、口語交流，自我激勵，團隊合作，創新等能力成為人才培養的标配。這在可見的工業社會裡是行得通的。但是随着智能時代的到來，人類一部分工作被機器人所取代時，人類又需要“進化”何種素養，才能與機器共舞呢？

2016年，世界經濟論壇發表的《工作的未來》指出，目前就學的學生長大後，約有65%的人将從事目前未曾聽過，未曾見過的工作。人類如何在一場由“摩爾定律、大自然和市場所引起的飓風”中生存，托馬斯·弗裡德曼給出了“加速時代”的應對之策：回歸信任與合作，終身學習，加速技能，放慢内心等。而預期研究則給出另一類答案。預期視角下的未來不是研究對象，而是一種嶄新的時間知覺和心智預期練習；教育不是工具，而是錯綜複雜的生态世界裡的一部分，所以教育的功能不在于逃避、降低風險與不确定性；而在于調動心智模式，将未來視作建設當下的資源，促使行動者更加積極有為、靈活地應對不确定性。

“共同世界研究團隊”認可這一預期視角，在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委托撰寫的題為《學會與世界共生共進：為未來生存的教育》的報告中指出人類與世間萬物、全球發展本為一體，教育需在這萬物互聯的世界中發揮重要作用。“與世界共生共進”是對西方理性主義、人類中心的價值觀的挑戰，意味着人與物、主體與客體的界限開始變得模糊，恰如“莊周夢蝶”。由此生态意識、生态正義較之于人文主義、社會正義更為合适，教學也不再是人類特有的活動，而是處理世界關系時内嵌的方法……若以此為出發點，未來已在改變中。

綜上，未來已來，有關未來素養的研究越來越依賴預期理論，這一理論重構了時序關系，将未來視作影響當下的重要條件。既如此，未來素養則強調與“使用未來”有關的知識和技能；熟悉預期的流程和系統，對未來做出假設，以用于當下的理解和行動。有關此論述在米勒等人的《轉變未來：21世紀的預期》一書中可見，這一思想也影響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經合組織思考未來教育的視角與工作思路。

《光明日報》（ 2020年10月29日14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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