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8日，劉先生澤華恩師永遠離開了我們。每當想起先生，猶有初聽先生去世消息時的震驚、悲恸之感，内心隐隐作痛，先生的音容笑貌，曆曆在目。

先生的書房稱“洗耳齋”，取洗耳恭聽之意，這恰恰符合先生的人品和氣度。我師從先生攻讀博士研究生，常在“洗耳齋”問學受教，承蒙先生不棄，耳提面命，多有所得，而今感念先生，遂散記“洗耳齋”問學經曆片段，以為紀念。

劉澤華

未曾見面的相識。我最早知道先生，是從書本上。在大學時，讀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史》，覺得這本教材和其他教材不一樣，有很多新的東西。于是萌生想成為先生的學生的想法。在準備考博過程中，每有疑慮和困惑，我便冒昧給先生打電話，先生亦不厭其煩，悉心解答。有一天，先生竟然給我打來電話，詢問我準備的怎樣，那親切勁兒，給我的感覺，好像我就是先生的學生啦！有了這種感覺，我更加努力備考，信心十足。至此，雖與先生未曾謀面，但卻有了相識的感覺。

考試小插曲。經過充分準備,我信心十足奔赴南開趕考。在沒發試卷前，我讓自己平心靜氣，把戰國秦漢史的大事在頭腦中過了一遍，自忖有一定把握。但打開試卷時一看題目，頓時目瞪口呆，人都“懵圈”（東北話，驚呆狀）了。試卷考試科目上寫着“中國思想史”，下面是五道大題。當時我腦袋一片空白，兩眼發直，頭上冒汗，心想，這下完了！我站起來向監考人員說明情況，可監考人員說他們隻管發卷監考，别的不管。說話時那眼光流露着質疑，意思是你不會也别找這樣的借口呀。我從小學到大學，經曆無數次考試，可謂身經百戰，管他答好答壞，從未害怕。可這次是“題不對文”，我毫無準備，結果可想而知。這一年我落榜了。

考試結束後，我給先生打電話，把情況告訴先生，先生大驚，在電話裡一連道歉，好像是他做錯了事。先生說他要去找學校研究生院說理，為何把考生試卷弄錯，這可不是小事啊！我勸先生不要去，可先生還是去了。事後先生告訴我，他找到研究生院有關人員，強調問題的嚴肅性，并一再叮囑不要再出錯。先生笑着告訴我說，他們承認有問題，表示以後絕不再出現此類問題，你好好準備吧，來年一定會成功。我原以為先生出于安慰我，隻是說說而已，沒想到先生真的去找研究生院，這種負責精神真的令人感動。我下定決心，一定要成為這種人品學品都是上品的老師的學生。第二年，我終于如願以償。當然，考試科目是戰國秦漢史。

做學問要有大視野，打破學科界限。劉先生認為理論需要實證，學科從屬于問題。我入學後，跟先生商量學位論文的事，先生讓我按照自己的意願興趣做選擇。我決定搞漢代豪族研究，通過漢代豪族形成和形态演變這一典型案例來驗證“王權支配社會”原理。我向先生談了我的想法，先生十分支持，并希望我通過實證來說明“王權支配社會”。他說，理論是從事實中抽象總結出來的，更需要用史實去印證。先生鼓勵我從秦漢史角度去探索王權與社會的關系，在先生的鼓勵下，我從國家與社會互動關系研究漢代豪族，最終完成《漢代豪族研究》學位論文。

我的學位論文完成後，得到先生的肯定，2003年出版。後來我又用“王權支配社會”原理完成博士後課題《漢代豪族地域性研究》、也是用此理論獲批國家社科基金《秦漢國家與豪族社會階層互動研究》，又出版《漢代豪族文化與精神世界研究》。所有這些成果，都與“王權支配社會”理論密不可分，應該說，這是我在“洗耳齋”求學的最大收獲之一。2015年，我回南開參加先生80 華誕座談會，在座談會上，先生還向同門介紹我的研究成果，他認為漢代豪族研究從具體實證角度支持了“王權支配社會”理論。得到先生的認可，我十分高興。如果這算是一點兒成績，也都是在先生的教導、啟發和鼓勵下取得的，“始作俑”者是先生，功勞也實在應該歸于先生啊！

向師母請假。我覺得，受業于劉門的人，都會對師母有一種特别親近的感覺。師母總是站在學生一邊，為學生說話，按東北話說，就是護犢子。我讀博士時，已經結婚多年，不習慣單身的生活，所以時常回家。可是總向先生請假，又覺得不好意思。為了給先生一個我是好學生的印象，于是便動了心眼兒，想走“曲線救國”。每次一想回家，便跟師母說，師母仁慈，有求必應，一路綠燈。有時想在家多呆幾天，也隻跟師母說一聲就行。時間長了，膽子越來越大了。有一次我回家了，先生有事叫師弟找我，好像是讓我去家裡談論文進展，結果我人不在。事情暴露，隻好說實話，心中忐忑，挨批評是小事，關鍵是有事不跟老師請假，目中無師，這錯誤可大了啊！

我立即返回南開，下車直奔先生家。先生見我來了，也不理我，坐在書房的椅子上看書，我自知理虧，走到他身邊小聲說道：“劉先生，我回來了。”先生就像沒聽到一樣，頭也不擡，根本不搭理我。師母在一旁笑了，大聲道：“劉澤華，小崔來了，沒看見嗎？”聽了師母的話，先生說：“坐吧，你是向東往南開啊！”先生一句話，大家都笑了，氣氛立刻緩和。我知道先生還是聽師母的，師母一句話，雲開霧散，化險為夷了。

時刻在細微之處為他人着想的“老頭”。大概是2000年5月，我請先生到渤海大學講學，師母也随行。快到錦州時，突然下起了大雪。先生看着雪地中的嫩嫩綠芽，十分驚訝，感到新奇，他搖着頭連連說道：“東北、東北啊！”我明白他的感歎，說：“過了山海關就出關了，古詩就說‘胡天八月即飛雪’”，先生看着我說：“這雪下得也太長了，來年五月仍未停。”先生、師母哈哈大笑。

快到吃中午飯時，我想在火車上對付一口，下車後再請先生吃大餐。我自作主張，也沒向師母請示，便買了盒飯。師母對先生照顧極其周到，怕先生吃不好，想去餐車去吃。先生堅決不去，拿起盒飯就吃，還連連說好吃。我知道，先生不去餐車，還說飯菜好吃，是不想讓我難堪。誰都知道，餐車的飯菜能好吃嗎？先生在細微之處體諒别人，我們這些弟子都深有感受，也深受感動。

大度的“老頭”。有一次上先生的課，談起王權對民衆的人身支配，我提到先生的論文《論戰國時期“授田”制下的“公民”》（《南開大學學報》1978年第2期），認為先生最早提出“授田”和“授田”制下的“公民”身份及國家控制問題，這對認識戰國時期土地占有性質意義重大。但有個怪現象，後來的好多學者在研究授田制時，竟然不提劉先生的文章，不知是沒有注意到還是有意不提，在有些人的文章中，劉先生的觀點竟然成為他們的首創。我有些憤憤不平，先生卻毫不在意，說隻要他的觀點對學術研究有推動就好，一笑了之。我搜集了相關論文、著作，想要寫一篇學術綜述，但遲遲沒有動筆。後來，有同門對此問題作了學術梳理，擺正了劉先生的地位。

劉先生是一位真正的知識分子，他的學問即向内又向外，一再強調學問與人生、學問與社會的關系。1989年曾寫過一篇《曆史學要關注民族與人類的命運》（《求是》1989年第2期），後來又發表《再說曆史學要關注民族與人類的命運》（《史學月刊》2013年第5期），他強調曆史學不能隻是說熱鬧故事，曆史研究要從機械反映論中解脫出來。去年我完成教育部項目《漢代豪族文化與精神世界研究》書稿後，想請先生寫序，誰曾料到，信未發出，卻接到先生辭世的噩耗，真乃遺憾！

泰山其頹，哲人其萎！先生走了，但他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财富！先生是這個時代最後的“士”，先生的人品風骨令人欽佩，高山仰止。先生的學問紮實厚重，透徹深邃。“王權支配社會”是對中國古代社會最本質的揭示和極具洞察力的透視。它不是一般性的學術概念，而是一種在史實基礎上抽象提煉出的曆史理論，具有廣泛的解釋性。

先生去世的第二天，我給學生講授《中國思想史》，講授先生的“王權支配社會”。我告訴學生，這堂課是我對恩師的紀念。這堂課，學生聽的最認真，他們不僅記住了劉澤華先生的思想，更記住了他的精神。我要求自己，要盡最大努力把先生的思想和學問傳播出去，更要把劉門的精神傳統傳承下去。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這正是先生一生的寫照。（崔向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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