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馬鳴謙

杜甫書目二三事

每在一部長篇開筆前，做資料調查總會讓我産生一種精神上的興奮，因為，這其中确乎有一種獨特的“發現的樂趣”。

約四五年前，帶着有所突破的期求與夢想，我開始做“詩人傳”三部曲的準備。所謂三部曲，分别是寫杜甫居留夔州時段的《征旅》，寫李商隐早年戀愛事迹的《少年李的煩惱》，以及寫白居易退居洛陽履道坊生涯的《池上》。除散篇論文外，專題性研究論著最有助益，近幾年時刻留心，陸陸續續就搜集了不少。一開始自然是懵懂的，眼界也有限。不過，既已有了搜索目标，随着資料的累積、擇選标準的明确、見識的增廣，視野也就漸漸打了開來；到一定時節，進而就能看清一衆蕪雜材料的關系配置了。前手搜集，後手細讀，期間就開始了小說的構思醞釀；尋找資料的過程，同時也是孕育寫作動機、蓄積動能的過程。

馬鳴謙，一九七〇年出生于蘇州。作家、譯者、曆史及佛學研究者。著有長篇小說《降魔變》《隐僧》《無門訣》。專注于奧登（Wystan Hugh Auden）文集的翻譯工作，已出版《戰地紀行》《奧登詩選1927—1947》。現全職投入寫作和翻譯工作。

近日抽暇，将三個主題的書目錄存以備忘。李商隐和白居易部分的書目，尚待今後研讀有所收獲後再與讀者諸君分享。其中杜甫部分的書目蒐集時間最早也最多，特胪列如下：

《杜甫評傳》 陳贻焮

《杜甫全集校注》 蕭滌非

《唐詩現地研究》 簡錦松

《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 簡錦松

《杜甫詩與現地學》 簡錦松

《杜甫農業詩研究》 （日）古川末喜

《杜甫評傳》 莫砺鋒

《杜甫詩歌講演錄》 莫砺鋒

《杜詩藝術與辨體》 葛曉音

《葉嘉瑩說杜甫詩》 葉嘉瑩

《杜甫在夔州》 劉健輝等

《訪古學詩萬裡行》 山東大學杜甫全集校注組

《讀杜劄記》 吉川幸次郎

《中國詩史》 吉川幸次郎

《杜甫研究年報》 第一、二号 日本杜甫學會

《才子杜詩解》 金聖歎

《杜甫戲為六絕句集解》 郭紹虞

《杜甫生平及其詩學研究》 胡豈凡

《裴斐文集》 裴斐

《李白與杜甫》 郭沫若

《杜甫傳》 馮至

《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 洪業

《杜詩引得》 洪業

《杜詩釋地》 宋開玉

《杜甫辭典》 王士菁

《回首望長安：杜甫書寫的安史之亂》 陳岸峰

《杜甫親眷交遊行年考 外一種杜甫親眷交遊年表》 陳冠明

《杜甫叙論》 朱東潤

《杜甫隴上萍蹤》 劉雁翔

《杜甫隴蜀道詩歌研究》 溫虎林

《秦州上空的鳳凰：杜甫隴右詩叙論》 薛世昌

《杜甫在四川》 曾棗莊

《杜甫在湖湘》 學術論文選集

《杜甫在吳越》 隋秀玲

《訓诂叢稿》 郭在贻

《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叢編杜甫卷上編》

《管錐編與杜甫新解》 （德）莫芝宜佳

《杜甫詩意圖冊》 陸俨少

《詩史運動與作家創造： 吳懷東

《杜甫與六朝詩歌關系研究》

《杜甫在長安》（小說） 張哲民

《朝聖：重走杜甫之路》 左漢林

《杜甫字子美》 丁啟陣

馬鳴謙所研讀的杜甫研究書影

說起來，在創作小說《征旅》的同時，我還想同步完成另一項工作，那就是以陳贻焮先生的三卷《杜甫評傳》為底本，按杜甫人生履迹的節段，再結合衆多的杜詩研究成果，編成一部《杜甫詩大成》。古典文學的閱讀或可嘗試一個新的體例，我希望能将杜甫的遷徙行迹、人際交遊和史地背景充分滲透到詩文的解讀中，另外，也打算整理一些有助于讀者或研究者查考杜詩的有特色的索引條目。先知杜甫其人，再來理解杜甫之詩，所謂的“知人論詩”是一個理想，也是具體的方法論，而用小說和文學整理兩個手段同時來推助杜甫詩的再經典化，這是我能想到的向杜甫緻敬（同時也是學習其詩藝）的最好方式了。起始動機當然是對杜詩的熱愛，除此而外，我也冀望通過這種方式，能夠繼承和秉續他寶貴的文學遺産，讓這個偉大詩人和他的詩作得到更多讀者的認可和理解。

編纂《杜甫詩大成》自然需要參閱大量的杜甫研究資料，按其生涯先後來細讀辨析作品，也能梳理清楚杜甫詩作的時間和空間的次序和變化的脈絡，可以為寫作《征旅》做最為紮實充分的準備。多花一點時間，多下一點工夫，一花而開兩葉，豈非雙美？

2016年年底，我開始聯絡《杜甫評傳》的授權事宜，這個過程前後持續有兩年多，其間經曆了少許波折，最後，經由北大出版社張文定老師、闵豔芸老師以及北大杜曉勤教授的引薦指點，至2018年4月，終于從陳贻焮先生家人處請得了書面的授權許可。這裡，須要向他們緻以最誠摯的感謝。

特殊時期的紙上訪古行

2018和2019年，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寫敦煌題材小說《降魔變》、翻譯《雙城記》和《松尾芭蕉俳句全集》上。期間準備工作并未中斷，陸續在購入各種參考書目，其中比較重要的就是簡錦松先生的“杜詩現地研究”三種、古川末喜先生的《杜甫農業詩研究》、莫砺鋒先生的《杜甫評傳》和《杜甫詩歌講演錄》，還有葛曉音老師的《杜詩藝術與辨體》。

去年12月21日那天是冬至夜，一杯黃酒暖肚，書桌前坐定，《杜甫詩大成》的編纂正式開工了。跨越時空的紙上之旅令我滿懷期待。到今年1月12日，完成了電子文本的錄入和初排，還試着做了刊例小樣。這時，有關疫情的小道消息偶有露出，但很快就被各色新聞淹沒。眼看着庚子新年就要到來。

從大年夜開始，原來的小道消息變成了真實無比的現實。一月末，外邊疫情肆虐，時時牽動人心；我所在的小區也開始封閉大門，一時間人心皆惶惶。

然而書齋之内，心神總須系定。我在上述所提書目中挑出最重要的幾本開始作細讀，至2月26日，覽讀陳冠明、孫愫婷所著《杜甫親眷交遊行年考》後，制成了一張“杜甫世系宗族圖”的初稿，初步勾畫了杜甫在夔州時期的人際交往圈。

杜甫世系宗族圖（主要呈現的是杜甫的血緣親族關系）

為了将《征旅》的創作再往前推進一步，就要做更切實的準備。自三月初，開始整理杜甫在夔州期間的資料集。在此期間，雖然不得不常常擡起頭來，看看這個漸趨紊亂的世界，但隻要低頭看資料，心頭塵便也洗盡了。今年四五月初夏，本來還計劃展開一次“杜甫巡禮”之遊：先到西安，其後沿杜甫入蜀路線到成都，過後再去奉節，最後由河南偃師折返蘇州。既然預想中的旅行近期已無可能，那就索性埋首案頭，做一次紙上的訪古之行吧。“目因繁處倦，心向注中專。端坐窮今古，披襟見聖賢。”，宋人孫僅的這首《勘書》詩，正可以描述當下的心境。

這獨一份的《征旅》創作資料集，進一步聚焦到了杜甫居留夔州的時段，具體做法即以簡錦松《杜甫詩與現地學》所附夔州詩編年簡目為日期基準（個别詩作有調整），依序排列陳贻焮《杜甫評傳》中所評點的夔州各篇（未評點到的篇目也補入），最後再合以古川末喜的《杜甫農業詩研究》。這項基礎性的工作于四月初完成，一個夔州小宇宙已自混沌中漸次生成。在這個特殊的時刻，資料集的完成誠可慰懷也。

編集這份資料集時，也有一些收獲，下面就分題來講述。

《蜀川勝概圖》夔州部分的地名勘對

《蜀川勝概圖》的夔州部分

不久前，自網絡下載了高清版的《蜀川勝概圖》，這是現存最早的一幅巴蜀輿地圖。這幅圖卷被收入清代皇家收藏，與晉顧恺之《女史箴圖》、傳為宋李公麟的《潇湘卧遊圖》、《九歌圖》一同收入了《石渠寶笈初編》，珍藏于建福宮花園靜怡軒。辛亥前後，《蜀川勝概圖》自清宮流出歸日本私人藏家，現收藏于美國弗利爾美術館。

著名的“蓋章帝”乾隆在這幅輿地圖上留有題識：“近得李龍眠是圖，古迹曆曆可數。”又雲：“巴川諸勝，卷中雖次第标舉，于徼外阻奧之區，亦未之及，惜不得複起龍眠，一為予詩補圖耳。”他推定該圖為李公麟所作。

現任西南大學曆史地理研究所所長的藍勇教授曾于1999年《 文物 》雜志發表了《宋考》一文，經由比對考證該圖所标注的地名，考察夔州州治變遷及圖中表現的城市規模，他推翻了乾隆的判斷，認為“這幅畫是1242年至1285年間夔州和奉節縣形勝的真實标注。”又依據其他證據，認為《蜀川勝概圖》是由南宋畫師繪制或臨摹仿制。

譬如圖中标出的勝己山，為南宋乾道元年至乾道三年（公元1165-1167年）王十朋知夔州時所命名，已可證該圖作于南宋。另又有名為“崇慶府界”的标注，崇慶府早前稱為蜀州，因南宋紹興十四年（1144年）高宗潛藩才升蜀州為崇慶軍，後于淳熙四年（1177年）升為崇慶府。李公麟（1049-1106）生于北宋仁宗皇祐元年，卒于宋徽宗崇甯五年，不可能标注至南宋才有的“崇慶府”地名。這兩個确鑿證據，排除了《蜀川勝概圖》繪者是李公麟的可能性。

《蜀川勝概圖》繪有宋代川峽四路的山嶽、河流、城堞、宮宇、寺館、名勝，對很多地理名稱都有詳細标注。雖然中間阙失了蜀江流經的嘉州、叙州、泸州、渝州、涪州等部分，但夔州部分保留得非常完整。因南宋距離杜甫所在的公元八世紀時間較近，因而具備很高的對比研究價值；依據它提供的線索，庶幾可以還原唐代夔州城内外的實際風貌。

圖幅自左及右，分别标注有：

東屯草堂—赤甲山

× 赤甲山往南—（赤甲南麓）瞿塘關—（馬嶺）高齋—（馬嶺）梓潼廟—白帝山（白帝城）—（白帝山頂）越公堂、三峽堂、白帝廟

× 赤甲山對面江中—獅子石—滟滪堆

× 赤甲山往西—卧龍山—奉節縣—舊永安宮—報恩寺—鹽井—西市—天甯寺—青龍溪—德勝渡—東瀼水—北山 × 北山以南 舊州府—八陣台—武侯廟—八陣迹—魚腹浦

《蜀川勝概圖》夔州部分下方的地點标注

考查勘對以上标注的地點名稱，它們大都與杜甫詩作所提内容相吻合，再經對照簡錦松《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杜甫詩與現地學》和古川末喜的《杜甫農業詩研究》，就可推知：

圖中“報恩寺”應為五代或北宋時改名，看方位是在卧龍山山麓，結合杜甫大曆二年（767年）所作《谒真谛寺禅師》一詩，則唐代該寺寺名很可能就是真谛寺。

另外，圖中天甯寺也應該是五代或北宋時的改名。永泰二年秋八月（766年，該年十一月冬至日改元為大曆元年），杜甫又曾作《别李秘書始興寺所居》，當時李文嶷秘書來至夔州，暫居此寺，老杜曾去寺中聽這位“有得于學禅者”的友人講論止觀。如此，則圖中這座天甯寺的前身或即是唐代的始興寺。始興寺距離奉節縣西市很近，西市靠近長江泊港，生活起居各方面也很方便，李文嶷居停該寺是個很好的選擇。

杜甫夔州詩中還有一首《大覺高僧蘭若》，句中提及“松林蘭若秋風晚”，根據詩文的描述，推斷此處蘭若應是高僧靜修的庵所，或就是上述兩寺的下院。相比而言，它是真谛寺下院的可能性更大，因為在位置關系上，真谛寺離杜甫住過的瀼西宅和赤甲宅都更近一些。

杜甫居留夔州時生計狀況的經濟分析

《東瀼水流域杜詩相關地面示意圖》

上面這幅示意圖引自簡錦松《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第四章第187頁。

橘色部分為杜甫瀼西宅旁柑橘林；綠色部分為瀼西田地和在東瀼水對岸的東屯稻田；紅色部分是杜甫住過的西閣宅、赤甲南麓宅、瀼西宅和東屯茅屋。從簡錦松、陳贻焮、古川末喜三位學者的共同判斷來看，所定位置應該是比較準确的。杜甫自永泰二年二月抵夔州，大曆三年正月離夔州，在将近兩年時間裡，他曾先後四次搬家，先從西閣遷赤甲，後從赤甲又遷瀼西和東屯。杜甫在瀼西宅旁邊購入了四十畝果園，種植了千株柑橘樹，宅前還有面積不小的菜地；此後，他還督管了夔州使府在東屯的官營稻田。

這裡所要讨論的經濟分析的問題，要從杜甫的《寫懷二首》說起，這首詩寫于大曆二年的十二月。東屯的稻谷在前兩個月已收割完畢。

其一：

勞生共乾坤，何處異風俗？

冉冉自趨競，行行見羁束。

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

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

鄙夫到巫峽，三歲如轉燭。

全命甘留滞，忘情任榮辱。

朝班及暮齒，日給還脫粟。

編蓬石城東，采藥山北谷。

用心霜雪間，不必條蔓綠。

非關故安排，曾是順幽獨。

達士如弦直，小人似鈎曲。

曲直吾不知，負喧候樵牧。

首聯“全命甘留滞，忘情任榮辱”句，杜甫是聯想到了《文選》中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笃”。他感歎世間之人都在逐利謀生，自問“何處異風俗”，哪裡不是這樣子的呢？中間“朝班及暮齒，日給還脫粟”一聯，意為：如今我已頹年暮齒，挂名檢校工部員外郎辱列朝班，也還能領到每日需要脫殼的糙米。接後“編蓬石城東，采藥山北谷”一聯，意為：我也在白帝城東住着間茅屋，在北邊的山谷采藥。

其二：

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

驚風翻河漢，梁棟日已出。

群生各一宿，飛動自俦匹。

吾亦驅其兒，營營為私實。

天寒行旅稀，歲暮日月疾。

榮名忽中人，世亂如虮虱。

古者三皇前，滿腹志願畢。

胡為有結繩，陷此膠與漆？

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

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

放神八極外，俯仰俱蕭瑟。

終然契真如，得匪金仙術？

第四聯“吾亦驅其兒，營營為私實”，意為：我也驅使兩個兒子，去為自家奔些私利（私财）。與其一首聯的“勞生共乾坤”相對應，杜甫很可能是将該年收獲的剩餘稻米賣去了集市。此前杜甫又作有題為《錦樹行》的歌行（我推定該首作于該年十一月，與簡錦松将之定為永泰二年的時序不同，但同樣是在秋收過後的晚秋或初冬），詩中有“飛書白帝營鬥粟，琴瑟幾杖柴門幽”一聯。結合着這兩首詩就可以推想：杜甫應該是派遣兩個兒子将東屯收獲的剩餘稻米賣去了集市（瀼西有東瀼水的河口集市，奉節縣又有西市，兩處都可以出售）。處理售賣這些事，老杜自己并不抛頭露面，而是吩咐兩個兒子宗文和宗武去做的。這年宗文十八歲、宗武十五歲。

杜甫此前應該早有聯絡謀劃，将所售糧食交托給夔州使府或奉節縣内負責管理市集的衙官（很可能就是杜甫在夔州結交的友人孟家兄弟，他們一個排行十二，為倉曹，一個排行十四，為主簿），而集市上也必有作為具體售米對象的過境客商或當地米商。兒子們不時回來東屯報告米價的行情情況，杜甫覺得米價可以接受的時候，就飛書一封讓兒子們帶去城裡，讓委托人出售。事實上，杜甫初到夔州時就很關心大米價格之類的物價情況，曾向将赴揚州的胡商打聽米價的貴賤。推定作于永泰二年（766年）九月的《解悶十二首》其二就描述過這樣的舉動：“商胡離别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驿樓。為問淮南米貴賤，老夫乘興欲東遊。”所以，杜甫早就與夔州的客商多有接觸，很可能是将稻米賣給了出入瞿塘峽的商賈估客，而不是本地人，因為這樣能售得一個更好的價錢。

此外，其一還有“采藥山北谷”句，可以推想，彼時售出的除了稻米，應該還有在山北谷采集的藥草藥材、四十畝甘林的柑橘和菜地裡多餘的蔬菜。

杜甫早先旅食長安、避難秦州時就采過藥草，以賣藥維持生計，寓居成都時也開辟園圃種過藥材。在考古發現的唐代吐魯番文書裡，保留有中唐時代藥材價格的記錄：一個處方六味藥各三小兩，極普通的生藥需要一百文左右，在玄宗時代二十文可買一鬥，也就是說一副生藥可買五鬥米。因此，杜甫那時會采集哪些藥材，也使人産生很大的興趣。

這些經濟活動的展開，保障了杜甫一家在夔州的基本生活，在沒有優厚俸祿的情況下，就此也籌措到了出峽的旅資。他并非單方面依靠高官朋友如夔州刺史柏茂琳和朋友們的經濟援助。即便是大詩人，也不可能脫離實際生活，為了養活自己、求得出路，杜甫必定花費大量時間從事了這樣的經營活動。居留夔州這段時間，杜甫雖然身體多病，精神上卻表現出極為務實的一面，這無疑是表現其人生境遇的很重要的面向！夔州時期是杜甫創作的高峰期，他在詩作中表現出來的精神自立，與他在實際生活中的自立圖存完全是一體的，兩者并不矛盾。

綜合目前所搜集的研究資料，推想杜甫居留夔州時的生計來源和出峽旅資的構成是（包含獲贈物）：

1、檢校員外郎作為候補官員每月可領到的祿米；

2、夔州刺史柏茂琳所分的月俸；

3、督管東屯所得稻米賣去集市或客商後的入賬；

4、采藥後出售生藥材的入賬；

5、瀼西甘林的柑橘賣去集市或客商後的入賬；

6、瀼西菜地多餘蔬菜賣去集市後的少量入賬；

7、其他官僚友人偶爾的接濟，直接資助或有兩三筆；

8、在柏茂琳之前權領夔州的江陵節度使崔卿派園官送來的蔬菜；

9、接替崔卿的夔州刺史柏茂琳派園官送來的甜瓜；

10、詩作中沒有提供線索的其他來源。

杜甫是中國古典文學史上的大詩人，其地位一如莎士比亞之于不列颠。但是，大詩人并非就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仙人。如若整日吟詩作畫，生活還無憂無慮，按舊時代的俗語，這樣的人就是“依附的門客”，照現代通行的說法，那就叫“被供養的小資”。杜甫首先應該是一個“可以被理解”的人，一個嵌入了實際生活空間的凡人。故此，了解他的實際生活狀況，乃探入其心靈構造、描摹其性格特點、叙述其行為抉擇的關鍵一環。我的目标，即以小說為載體，努力複原其生活境況的構造機理，進而去探索他内在的豐富的心靈面貌。

文字生涯亦如結網捕魚，不是網做得越大越好。大而疏空，反而可能連小魚小蝦都撈不着。訓練眼目手段才是最要緊。杜甫《戲為六絕句》其四說得最為恰切:“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鲸魚碧海中”。所以，在小說創作的路徑選擇上，須切忌以“以小說注詩”，或者“純為作傳而虛構敷衍”。張大春的《大唐李白》或就有這些個毛病，這部小說篇幅上有些失控，最後寫成了漫漶的四卷，實在也是過于冗長。

庚子年四月十二日

于從容齋

撰文丨馬鳴謙

編輯丨董牧孜

校對丨趙琳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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