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明、清四個朝代都定都于北京，但四個朝代都為北京留下了什麼空間及文化印記？讓我們打開《繁盛與衰敗：3000年帝國都城變遷史》，一尋答案。

作者孫曉飛近年緻力于用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對熱點事件進行解讀，引用知識權力理論解讀醫患關系的著作《用心：神經外科醫生沉思錄》，榮列商務印書館2019年人文社科十大好書榜首，受到讀者尤其是醫生群體的好評。

2021年，孫曉飛先生的新書《繁盛與衰敗：3000年帝國都城變遷史》，放棄了對朝堂政治、社會矛盾、宮闱内鬥、君臣恩怨進行觀察與分析的傳統方法，引用了空間生産理論，對都城變遷史進行了重新梳理，給出了不同以往的新視角和新觀點。

（清）徐揚《京師生春詩意圖》

為遷都燕京 海陵王毀舊都殺宗室

因為柳永的一首詞，引發了海陵王向江南進軍的雄心，也讓燕京（今北京）成了他的理想都城。金遷都燕京的另外一個原因，是經過三十餘年的快速擴張，太多的猛安謀克被派往占領區，金控制“内地”的力量，也在逐漸減弱。

當時的金上京，很像西漢的長安，雖然戰略位置重要，但随着都城人口快速膨脹，通過狹窄的運輸通道從中原運往都城的費用，已經非常高昂。

同時，金的戰略重心向南推進，對北部邊疆的控制能力大大下降，不得不做出戰略上的轉變：放棄北部邊疆，以避免與北方邊境上的鞑靼發生沖突。

遷都，也要有“故事”，于是，海陵王自編自演，借種蓮花，提出了遷都的設想：

天德二年（1150年），完顔亮在宮中宴請群臣。與其他北方民族一樣，女真人也善飲，大家喝得非常高興，海陵王突然發問：“朕栽蓮二百本而俱死，何也？”右丞相梁漢臣回答說：“自古江南為桔，江北為枳，非種者不能，蓋地勢然也。上都地寒，惟燕京地暖，可栽蓮。”海陵王诏曰：“依卿所言，擇日而遷。”

隻因“燕京地暖，可栽蓮”就要遷都，可見海陵王的任性，但事實上，這不過是一個借口而已。

天德三年(1151年)四月,海陵王下诏遷都燕京,有人建議按漢人所遵奉的陰陽五行原則來營建新都。海陵王說:“國家吉兇在德不在地。使桀、纣居之,雖蔔善地何益。使堯舜居之,何用蔔為。”

一開始，海陵王提出設立“兩京制”，即原有舊都不廢，“兩京一體,保世于萬年。”但很快海陵王就拆毀舊都。為了遷都燕京，女真人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海陵王誅滅了太宗子孫70餘人，繼而又誅滅了宗翰子孫30餘人，對其他宗室子孫70餘人也全部誅滅。

元大都曾是一座流水湯湯的城市

元大都曾經是一座流水湯湯的城市，這在今天已經不可想象。

元大都的城市建設模型是宋的汴京，引水入城，依靠水運來滿足城市的生活需要，讓商業緊鄰水上通道而發展，是規劃和建設者的初衷。

設計者以離宮（大甯宮）的湖泊地帶作為全城的中心，把宮城放置在太液池以東地區，選定中心台在太液池上遊，主要是想依靠豐沛的水源來解決漕運的困難，以維持都城的生活需要。

在都城的空間生産方面，元大都主要是對開封進行模仿。

盡管如此，也仍然有屬于自己的創新。楊寬先生認為，在都城的設計建設中，建立中心台，作為全城中心點的标記，是元大都首創的。

中心台确定以後，全城南北向的中軸線，就可以向兩側平緩延展，并在中軸線的兩邊，安排各類政府機構。

元大都的設計規劃者，從城市的生活需要出發，把城中心設定在積水潭一帶，就是要在這裡建造裝卸貨物的碼頭，通過水運來滿足城市的消費需求。

元初時的積水潭是高梁河上一個較大的湖泊，其浩大之相，已非今人所能想象。要在這裡建設水運中心，需要先把積水潭的水引向東南，與金代所開的閘河接通。

金代建設的閘河，也是從高梁河中遊引水，沿渠築閘節水，送達城内。至元三十年秋建成時，元世祖從上都夏宮歸來，過積水潭，“見舳舻蔽水，大悅”。

一向對中國盛贊有加，走到哪兒都一路驚歎的馬可·波羅，對元大都更是崇拜不已，在他那本著名的遊記中寫道：全城地面規劃有如棋盤，其美善未可言宣。

根據商業需求而生産的各類商業空間，在元代亦有許多。

比如針市。北方四季分明，冬季需要棉衣，夏季需要單衣，秋季和春季也需要厚薄不等的衣服，因此，手工縫紉業發展起來，成立成專門的“針市”，這在北宋的開封和南宋的臨安都是沒有的。

比如人市。元朝統治初期，仍然存在着人口買賣行為。人市與牲畜市一樣，附近設有酒樓，買賣雙方邊喝邊談，商談好價格然再簽訂契約。

北京“南窮”的由來

元大都西南，就是金中都的舊城，雖然破城時慘遭蹂躏，房屋損毀嚴重，但元朝建都時，在其舊址上，人口有所增加，稱為南城。

以積水潭為中心的新城，就被稱為北城。

大都新城建成之時，也像北宋一樣，給普通百姓留出了建房的空間，由于空間有限，朝廷做出了明文規定：舊城居民要遷往新城的，“以赀高及居職者為先”，也就是說，要有一定的經濟實力，要有正經工作。

當時，每個要求在城内建房的人，朝廷會給一塊土地，但“力不能作室者”不得冒據。

元大都商業繁榮，因此“幌子”這種新鮮的廣告标示，也可算為一種新的空間生産——今天北京的一些老字号，仍然沿用這種方法，不過今人多不知這些符号背後的商業含義。

專治兒科的大夫，“門首以木刻闆作小兒。”那時沒有婦科和産科，接生孩子的叫穩婆，一般都是世代相傳，“門首以大紅紙糊篾筐大鞋一雙為記。專治婦人胎前産後以應病症，并有通血之藥。”

因為臨近草原，進入大都的馬匹較多，給馬看病的醫館，也有專門的标記：“醫獸之家，門首地位上以大木刻作壺瓶狀……灌藥之所，門之前畫大馬為記。”

蒙古人善飲，大都飲酒之風亦烈，“酒槽坊，門首多畫四公子：春申君、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

邊城做京城：明朝的腹心之患

永樂十八年，新都（北平）營建成功。永樂十九年元旦，北平升格為京師，正式成為都城。永樂十九年四月，三大殿被天火所焚。永樂二十二年，朱棣駕崩。也就是說，朱棣精心營造的新都，他僅住了三年。這三年裡，他不得不面對這樣的場景：華麗的皇宮内，三個大殿一片殘垣斷壁，看看就讓人心生寒意。

但由于各種原因，朱棣直到去世，也沒有再整修那被天火毀了的三個大殿。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明仁宗朱高熾（1378年－1425年）登基，次年改元“洪熙”。龍椅還沒坐熱，朱高熾就想再遷都南京。

朱高熾的情況與朱棣有些相似，朱棣是久居塞北，征戰沙場。而朱高熾則是朱棣征戰期間，長期以太子的身份在南京監國。因此，對南京更喜歡，相較之下，也對北京的狀況更不能忍受。

史書記載，“洪熙元年三月戊戌，将遷都南京，诏北京諸司悉稱行在……四月壬子，命皇太子（即朱瞻基）谒孝陵，遂居守南京。”明仁宗遷都南京的重要原因有二，一是邊患，二是漕運。但次年明仁宗崩，遷都之事也不了了之。

北平升格為京師後，人口的積聚效應很快顯現，北京周邊的糧食産出已經無法滿足都城的需要，大量的糧食及其他經濟作物需要經漕運從南方運抵北京，但明太祖建都南京後，北平荒疏，大運河的河道淤塞嚴重，為了疏通河道，不得不征用大量民力，一時怨聲載道。

而邊患，則始終是明朝的第一要務，兩百年後，大清崛起，滅亡明朝，也是邊患的放大而已。僅在世宗朝，就有多次犯邊之事，因都城同為邊城，舉國上下，傾全力而退之，幾無力做經濟上的建設。

清朝的空間改造：皇宮的東北化

在物理空間上，女真人未對北京做大的改變，基本沿用了明朝故都，但在文化空間、居住空間方面，還是把女真人的生活烙印，用心地植入在北京城的各個角落。

其一是改名。女真人入主北京以後，重修三大殿，皇極殿，中極殿，建極殿分别改稱叫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把大明門改為大清門。皇城的正門——承天門,重修後改叫天安門。皇城的後門——地載門，改叫地安門。千步廊前面的青龍門、白虎門，分别改為長安左門、長安右門，後來的長安街，即由此得名。總之，通過改名來體現其文化意志、統治理念及對未來的某種期盼。

其二，是用女真人的生活習慣改造皇城。以目前故宮對外開放的坤甯宮為例。明朝時，坤甯宮的門開在正中，到了清朝改成門向東開。正門設在東次間，而不在正中央，門為闆門，完全是東北民居的升格版。

與明朝最大的不同，是宮内放置了三口大鍋，祭祀時用來煮肉，還放置了一個大的木頭案子，在宮内殺牲後，奉在案子上進行祭祀。每逢大年初二會有一次大祭，皇帝會帶着王公大臣參加祭神的活動，結束後一起在這裡吃肉。坤甯宮三面都是炕，分别是坤甯宮的正堂北、西、南三面，叫萬字炕，每有祭祀，皇帝和皇後要坐在炕上吃祭肉。按女真人舊俗，西炕隻用來放供桌，不睡人。坤甯宮背後西北角，西暖殿的後面有個煙囪，這是滿族特色，明代的紫禁城裡沒有一個煙囪。閻崇年先生說，“坤甯宮前頭東南角有一個杆子，叫索羅杆子，就是滿洲祭神、祭天的杆子，現在這個杆子沒有了，沈陽清甯宮前頭還有。這是滿洲文化的一個重要的标志和象征。”凡此種種，女真居住者根據自己的生活習俗、民族信仰都進行了改造，以适應這座前統治者的宮殿。（責編：李峥嵘）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