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點》記者 何輝

“考考考，老師的法寶；分分分，學生的命根；抄抄抄，逼出來的絕招。”

相信隻要從學生時代走過來的人，對這句順口溜并不陌生。

老師為什麼要“考”？因為老師需要檢測學生的學習效果；學生為什麼要“抄”？因為學生都期望自己能拿高分，不希望有錯題。

當然，“抄”是舞弊行為，是不允許的。但單就考試做錯題來說，無論是學生、家長還是老師，都是人見人惡，誰都不想看到試卷上劃滿了紅色的“×”。

在武漢有家公司，偏偏對錯題情有獨鐘，它收集了上億道錯題，并把這些錯題做成了一門生意，獲得學生、家長、老師、學校等多方青睐。

這家公司名為武漢華騰睿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騰睿雲”），通過大數據等工具，對學生每次考試的試卷特别是錯題進行分析，幫助學生找出自己的薄弱環節，以期在日後改進。

因為商業切入點獨特，且隻要中高考等考試選拔體系還存在，對高分追求的剛需就會持續存在，基于此，目前華騰睿雲已獲得多家風投機構關注。

華騰睿雲已站上風口，而公司創始人張俊實際上已摸索了11年。

曾在教育系統工作多年的張俊，很早就對電腦閱卷系統感興趣。10多年前，我國很多地方開始使用電腦閱卷系統，即對于類似在A、B、C、D等若幹選項間做選擇的客觀題，學生隻須在專用答題卡上将選項用鉛筆塗黑即可，而這種答題卡可通過電腦軟件讀寫。

“以前人工批閱試卷，老師要投入大量時間精力，有了電腦閱卷，不僅效率高，還把老師從改試卷的低價值勞動中解放出來，将更多精力用于教學。”張俊說，他當時就從事電腦閱卷工作，相關學校特别是初中、高中段大大小小的考試都在他的手上完成了閱卷，幾年下來，竟無意中積累了300多所學校約2.5萬套試卷的數據。

“不過，當時還沒想到這些數據有什麼用。”離開教育系統後，張俊仍舊從事與電腦閱卷相關工作。近幾年，大數據的概念突然火了，并在很多行業取得了突破。2015年國務院下發的《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中就專門提出要實施“教育文化大數據”工程，提出要“探索發揮大數據對變革教育方式、促進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質量的支撐作用”。

張俊意識到，自己積累多年的考試數據，可以派上用場了。“大數據的核心是要有海量真實的原始數據，而我擁有的，正是K12階段尤其是初、高中階段大量真實的考試數據，這些數據能為提升教育質量提供幫助。”

但是，如何将這些沉睡的考試數據“變廢為寶”呢？從2015年開始，張俊開始召集技術人員研發大數據系統。恰在此時，一個偶然的機會，張俊與國内最大的軟件外包服務商東軟集團達成合作，雙方合資成立了華騰睿雲，定位于考試閱卷數據采集服務商，由東軟集團負責軟件開發，張俊則負責武漢地區的資源開拓。

華騰睿雲總經理張俊。

考試閱卷數據采集服務，聽起來有些專業，但原理并不複雜。

張俊舉例說明，學生A從自己上初一的第一次考試起，就可将每一科、每一次考試的試卷都納入到華騰睿雲的軟件系統。對于選擇類客觀題，軟件可自動閱卷；對于例如寫作文之類的主觀題，則将其掃描成圖片上傳至軟件系統。

軟件的另一端，則是教學經驗豐富的名師。他們在試卷中找到考生答錯的題，針對《考試大綱》中規定的考點，重點分析扣分的主要原因，是知識點沒掌握好，或是粗心大意寫錯了，還是題目沒看懂等等，總之最後會對A學生一段時間以來的學習成果給出一份詳細的“診斷報告”，如同患者到醫院看病所做的檢測報告一樣，屬于“精準診斷”。

“精準診斷，就是我們想要達到的效果，這與國家提倡的因材施教理念是一緻的。”張俊說，在生活中很容易看到這樣的場景，家長找到老師，詢問自己的孩子在學習上還有哪些不足，通常老師會根據學生平時表現作出分析，而畢竟一個老師要帶一個班或幾個班，老師的判斷可能會有些籠統，“但如果老師手上有一份詳細的精準診斷報告，就更容易找出學生到底在哪些方面存在短闆”。

從大數據的原理上說，考試試卷的樣本數越多，“診斷報告”的準确性就會越高。張俊介紹，對于初高中的考試試卷，盡管每一次考試的題目都不一樣，但實際上所有題目要考核的考點就那麼多，不同的隻是各個考點的不同組合。以數學試卷為例，對A學生的多份數學試卷進行分析，就很容易從中找到規律性的問題，比如他對知識點B掌握不熟，所以每次遇到知識點B與其他知識點組合的題目時，他就會在知識點B處卡殼。我們就認為，他需要對知識點B進行重點補習。

再如作文，如果将A學生多次考試的作文試卷進行綜合分析，也可發現有規律性的問題，比如他是語言表達有問題，或是中心不夠突出，還是結構混亂，甚至是字迹潦草導緻的扣分，通過軟件系統很容易發現問題，然後就可“對症下藥”了。

但是，這些工作，各科老師都可以做，那麼學生、家長或是學校還有必要花錢購買專門的大數據服務嗎？張俊解釋，本質上這些工作由老師來做還是由大數據公司來做的确差不多，但試想一下，如果一個班上有40名學生，一年共有大小10次考試，假設平均每個學生每次考試做錯5道題，那麼教這門課的老師，一年就要對2000道錯題進行分析，再假設這名老師同時教3個班，那麼他一年要對6000道錯題進行分析。同時，他還要對照10份試卷撰寫“診斷報告”，而且一共要寫120份，老師根本忙不過來。

另外，老師與老師之間也有教學水平的差異，有的老師可能還沒意識到是自己的教學出了問題。如果由第三方數據公司專門提供試卷分析服務，并給每個學生出具“診斷報告”，效果會更好。

“這樣的事情有價值，有價值的事情就會有市場”，張俊對公司的前景很樂觀。

華騰睿雲邀請名師開展“網絡教學”。

為驗證自己的專業判斷，從2015年9月開始，華騰睿雲與武漢市江漢區一所高中合作，為其高三學生提供免費診斷服務，目标是提升該校高考的一本上線率。之前，該校每年高考過一本線的學生基本都在100人以下。

為方便錄入數據，華騰睿雲與該校統一制作了試卷答題卡，然後将學生的每次考試都錄入系統，并根據學習進度滾動式地對每名學生不同階段的學習狀況作出“診斷”。

“這是我們的第一次實戰，為了達到最好效果，我們甚至還将服務延伸至‘診治’環節。”張俊說，以前公司隻是将“診斷報告”提供給學校，供該校老師參考，但後來公司發現，并不是每一所學校的每一位老師都有豐富的教學經驗，有的老師就算拿到了“診斷報告”，也未必能想到提升學生成績的好辦法。

基于這樣的現實，華騰睿雲動用各方資源，邀請在全市範圍内經驗豐富的名師開展網絡教學，“在我們公司就設有直播間，針對該校學生的共性問題，邀請名師給學生上課，學生在原校的課堂上就可學習”。

2016年高考期間，該校過一本線的考生創曆史地達到125人。“雖然不能證明這樣的成績全是大數據的功勞，但不可否認的是，公司的大數據診斷服務在其中起到了積極作用。”張俊說。

初戰告捷，華騰睿雲在武漢市教育圈也小有名氣了，前來合作的學校越來越多，目前已與武漢四個城區的教研機構簽訂了3-5年戰略合作協議。張俊開始認真地思考公司的商業模式。

“未來公司會兩條腿走路，一條是對學校或教學研究院，相當于是TO B；另一條是對學生或家長，相當于是TO C。”張俊說，不論是出于讓學生學到更多知識的考慮，還是受制于“上線率”等無形的壓力，學校、教研機構都對大數據“精準診斷”有強烈需求，學生及家長對提高考試成績的需求就更不用說了，“要不然怎麼會有那麼多學生擠破腦袋也要去上各種培訓班呢？”

不過，也有人提出，這種以考試試卷為核心的商業模式，是否助長應試教育之風？對此，張俊認為，一方面，縱觀全球主流國家，選拔學生最主流方式仍是考試，就目前來說它還是檢測學生學習成果的最公平的方式，如果通過大數據分析能幫助學生提高考試成績，它就是一個好的教學工具；另一方面，給每個學生作出的“診斷報告”，并不是傳授應試技巧，而是幫他找出沒學好的知識點，這些知識點恰恰是教育主管部門規定學生應該掌握的知識，從這個角度上講，大數據診斷所做的正是在推動素質教育；另外，公司還邀請全市的名師開展“網上課堂”，破解了師資隊伍不均衡、師資教學水平不均衡難題，這也是一件好事。

不管怎麼樣，至少在市場上，“大數據 試卷分析”模式開始受到熱捧，包括上市公司科大訊飛在内的多家公司都在開展類似業務，而這也給華騰睿雲帶來了競争。

“有競争是好事，證明我們對這個行業的判斷是對的。”張俊說，目前公司已形成“大數據-精準診斷-精準診治”的業務閉環，而且還比競争對手先行一步，即公司10多年積累的上萬份試卷、上億道題目的大數據資源，這是其他公司很難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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