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内省也”，這句話來自《論語》的《裡仁篇》，是孔子德行修養的重要方法，并滲透到《論語》和孔子的修身思想之中。

“見賢思齊”是對優秀榜樣的模仿與學習。孔子在《論語》中經常對曆史名人和當世賢達進行評價，這些評價中滲透着他的修身思想，希望以此對學生起到榜樣示範作用。例如：子貢問孔文子的谥号為什麼是“文”？孔子回答“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所以谥号為“文”。孔子評價子産“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因此合乎君子之道。

這種例子非常多，在孔子教學過程中，對于堯、舜、禹、微子、箕子、比幹、文王、周公、伯夷、叔齊、柳下惠、管仲等曆史名人的事迹言論，對子産、晏嬰、甯武子等當世賢達的行為都進行了評述，通過這些人物的行為與言論給學生确立規範與榜樣。

觀孔子的教學，可以看到他經常将“君子”與“小人”進行對比，例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在這種正反對比式的論述中，孔子通過褒揚君子、貶斥小人，見賢思齊而構建起他心中的理想人格。

“見不賢而内省也”在孔子的思想語境中更具代表性的意義。孔子誕生于“禮崩樂壞”的時代，諸侯“好色甚于好德”，大夫“八佾舞于庭”，家臣“陪臣執國命”，庶民“好利而賤仁”。面對此境遇，孔子一度有退居九夷，乘桴浮于海的隐居之志，但是儒者“修己安人”的人生追求還是讓孔子走向了周遊列國的道路，甚至有赴叛臣之門成就政治理想的想法。

面對時運不濟，孔子、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先秦儒家都有向“内聖”轉變的修身觀。如果說榜樣的形象過于崇高，見不賢的内自省則構築起君子基本的做人底線。在孔子的修身思想中，反求諸己的意識非常明顯，例如：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在這樣一些“戒”“畏”與“思”的論述中，君子的修身更多地指向了内在的道德自覺。

在與“賢者”與“不賢者”的對話中，孔子提出了“得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修身路徑。在此修身路徑中，個體内在的道德自省尤為重要。孔子認為君子應該做小人的表率，他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其身正，不令則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隻有時刻保持對道德修養的警醒，做到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才能以德服人。

《大學》與《中庸》繼承了這種道德内省的意識，明确提出“君子慎獨”的觀念，要求人們在熙熙攘攘的世間保持自我的道德省察。《大學》認為人生在世，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要保持“毋自欺也”，始終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地修身養德。《大學》中還強調在上位者尤其要注意修身養德，因為“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中庸》中也強調“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因為越是隐秘的事情越容易暴露，越是細微的事情越容易顯現，所以修身之道應該貫穿于人生每一個時段，時時刻刻堅守自己的人生信仰，最終形成道德習慣。

“内聖外王”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内聖”顯然是“外王”的基礎，所以《大學》中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論語》中有“吾日三省吾身”的名言。這句話來自孔子的高足曾參，“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曾子一生窮困，并無顯赫的官職，但是其内省慎獨的修養觀念經子思、孟子傳揚後世，朱熹認為他獨得孔子之真傳，所以得“宗聖”之名。分析曾子所提的三省吾身，其關注的忠、信與習，基本對應德行修養與知識學習的兩個維度，這也是普通人在修身養德方面最應該注重的内容。

道德知識和道德行為構成了古代思想家修身思想論述的核心。古希臘思想家蘇格拉底強調“美德即知識”，他認為道德知識在道德修養中占據核心位置。孔子則認為“聽其言而觀其行”，道德行為更能反映個人的道德修養。對于修身來說，道德知識與道德行為其實同樣重要。王陽明明确提出“知行合一”，他認為隻是說孝悌而沒有去做還是未知。從道德認知到道德行為，經曆了内心世界的深刻反省，隻有完全認同這一理念才會反饋到日常實踐之中。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内省也”，反映了儒家修身思想的精華。從學習先進模範和警醒負面典型兩個維度，我們可以建立自我德行修養的路徑，通過每日“三省吾身”的堅持和執着，将先哲的思想精華内化為道德品質，從而滋養人生，鑒往知來。

◎本文原載于《解放日報》（作者陳祥龍），圖源網絡，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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