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字介甫，江西撫州臨川人，是我國北宋時期最著名的政治家、學者和文學家，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五年，即公元1021年11月13日，農曆九月初二，今年恰逢王安石誕辰1000周年。

王安石以變法、改革著稱，由此，與保守派司馬光陣線分明，幾至于水火不容，但是，如果換一個問題，在變法之初，最讓王安石不爽和忌恨的那個人到底是誰呢？答案也許有些讓人訝異，那個人更有可能是蘇轼。

這是為什麼呢？

有關王安石和蘇轼之間的恩怨，坊間有很多誤傳，在此，需要先澄清一個事實，世人大都熟知，蘇轼曾經因為遭遇“烏台詩案”而身陷囹圄，有人将其歸咎于王安石，但是，“烏台詩案”确實和王安石沒半毛錢關系。

所謂“烏台詩案”，是指蘇轼因為在詩詞中含沙射影，非議朝政，而被逮入禦史台受審，禦史台又稱“烏台”，所以，這一事件便被稱為“烏台詩案”。

“烏台詩案”發生于元1079年，但是，早在1076年，王安石便辭去相位，知江甯府，略相當于今天南京市市長，第二年，王安石又辭去了知江甯府的職務，從而，徹底地告别政壇，遠離政治，所以，“烏台詩案”發生的時候，王安石已經緻仕（退休）兩年，不可能參與其中。

當然，談及蘇氏父子和王安石之間的恩怨情仇，還有另一個繞不過的話題，也就是蘇轼的父親蘇洵所作的《辨奸論》，《辨奸論》出自“三蘇”的伯樂張方平在蘇洵死後為其撰寫的《文安先生墓表》中，在《辨奸論》一文中，蘇洵率先認定王安石必将成為“奸臣”。

但是，學術界對于《辨奸論》一文的真僞，始終莫衷一是，問題的關鍵在于蘇洵與王安石究竟相識于何時，因為根據宋人方勺在《泊宅篇》中的記載，蘇洵正是在和王安石初識之後，才基于對王安石的第一印象而寫作《辨奸論》的。

而要考證《辨奸論》的寫作時間，有一句話很重要，按照《泊宅編》的說法，蘇洵寫作《辨奸論》時，“介甫方作館職，而明允猶布衣也。

所謂“館職”，指的是王安石曾直集賢院，集賢院為北宋三館之一，根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八十九）嘉祐四年五月壬子條，“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王安石累除館職，并辭不受，中書門下具以聞，诏令直集賢院，王安石猶累辭乃拜。”

所謂“累辭乃拜”，并未說明王安石究竟在何時拜館職，北宋人詹太和為王安石做年譜時，将其定為嘉祐六年，而清人蔡上翔延續了詹太和的說法，并進一步定為嘉祐六月之後。

同樣，蘇洵什麼時候擺脫“布衣”（即平民）身份呢？似乎同樣存疑，比如今人曾棗莊在撰寫《蘇洵年譜》時，認為蘇洵在嘉祐七月被授予霸州文安縣主簿，而其根據應該出自《續資治通鑒長編》治平二年九月辛酉條，但是，《續資治通鑒長編》一書中并未給出蘇洵任職的具體時間。

筆者傾向于認為，蘇洵或于七月被授予文安縣主簿，但入職可能要稍晚一些，大約在八月左右，由此推斷，《辨奸論》的寫作時間，大概在嘉祐六年六至八月之間。

這段時間内，都城開封内，醞釀起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而當事者恰好是王安石與蘇轍，蘇轍是蘇轼的弟弟，蘇洵次子，這一實踐對蘇轍的打擊和影響足稱深遠。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嘉祐六年，歐陽修、楊畋等人舉薦蘇轼、蘇轍兄弟參加制科考試，其實，蘇轼、蘇轍兄弟早在嘉祐二年，便同時考中進士，但是，制科考試比進士試的門檻還要高，一旦考入第三等，其待遇可以視同進士試的狀元，可以直接被授予京官，免去選人這一階段。

王安石是這一年制科考試的初考官，但殿試的考官是司馬光、範鎮等人，結果，司馬光将蘇轼、蘇轍都錄入了第三等，但是，因為其他考官等有意見，最後，又将蘇轍降為第四等次，但是，即便如此，“知制诰王安石疑轍右宰相，專攻人主……不肯為詞。”

一言以蔽之，王安石質疑蘇轍的成績，為此，堅決不肯發放錄取通知書和委任狀，這一點讓初出茅廬的蘇轍很受傷，為了保住面子，“轍乃奏乞養親三年，”借照顧父親為名，拒絕入職，但是，他在和哥哥蘇轼的詩歌唱和中，卻耿耿于懷。

或許是愛子蘇轍的挫折，讓蘇洵難以抑制内心的不平和憤恨，于是，将其一并傾訴在《辨奸論》一文中，當然，上述隻是一種推測，還有待發掘新的史料，予以說明，但是，如果這一推斷屬實，王安石與蘇氏父子的恩怨似乎由來已久，而王安石對于蘇轼的忌憚和防範更是無所不在，以緻于竟然因此連累到蘇轼的兩位伯樂歐陽修、司馬光。

《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1070年5月，宋神宗打算重新啟用歐陽修為樞密副使，級别相當于副宰相，卻遭到王安石的強烈反對，反對的理由，是擔心歐陽修背後有“惑其視聽者”，那麼，“惑其視聽者”是誰呢？“安石蓋指蘇轼輩。”由此，宋神宗舍棄了歐陽修，後來，又打算改任司馬光，再次遭到王安石的反對，反對的理由，如出一轍，同樣是因為蘇轼。

後來，司馬光同年、好友，蘇轼的同鄉、伯樂範鎮幹脆舉薦為台谏，屬于監察部門，相當于中紀委官員，更讓王安石忌憚不已，為此，指使謝景溫“構陷”蘇轼，據蘇轼同年林希記載——

“王安石恨怒蘇轼，欲害之，未有以發……範鎮薦（蘇）轼，（謝）景溫即劾（蘇）轼向丁父憂歸蜀，往還多乘舟載貨物，賣私鹽等事。”

謝景溫與王安石有姻親，謝景溫的妹妹嫁給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而謝景溫恰好是由王安石舉薦的，因此，一般認為，謝景溫之所以彈劾蘇轼，正是出于王安石的授意，而為蘇轼辯護的，正是司馬光、範鎮，而這也是新、舊兩黨的最早針鋒相對的一次重大沖突，之後，蘇轼被迫離開京城，第一次到杭州做官。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沈釀川

參考資料：《續資治通鑒長編》、《王安石年譜》、《張方平集》、《泊宅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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