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稅負和企業稅負是反映整個社會負擔的重要指标，在近些年減稅降費大背景下，這兩個指标有怎樣的變化備受市場關注。

中國人民大學财稅研究所執行所長、國家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呂冰洋教授研究發現，中國宏觀稅負（政府收入/國内生産總值）自2012年之後呈現下降趨勢。企業總稅負（納稅/增加值）也自2012年總體呈現下降趨勢。

“宏觀稅負和企業總稅負之所以總體呈現下降趨勢，是因為2012年營業稅改增值稅後，減稅降費力度在逐年增加，預計2019年宏觀稅負和企業總稅負會進一步下降。”呂冰洋告訴第一财經記者。

宏觀稅負掉頭向下

宏觀稅負是指一國在一定時期政府收入占經濟總量的比重，體現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額，及政府與企業、居民個人之間占有和支配社會資源的關系。通常它也是反映一個國家稅費的總體負擔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備受市場關注。

大口徑的宏觀稅負是指政府收入占國内生産總值的比重。我國政府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和社會保險基金收入。

呂冰洋解釋，社會上對政府收入有一定誤解，以為上面四項收入簡單相加就是政府收入。但由于很大一部分社保收入來自财政補貼（2019年約2萬億），它表面上是社保收入，實際上是财政支出，相當于政府從左兜掏到右兜裡，因此這一部分應當扣掉。另外政府性基金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是土地出讓收入，很多人把它全部算在政府收入裡，而IMF（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則全部不算在裡面，這兩種做法實際上都不太合适，因為土地出讓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為征地和拆遷補償支出、補助被征地農民支出等，它們從性質上看屬于成本補償性支出，應該把這部分扣掉，原因在于它不屬于政府可支配收入，不應該算在政府性收入裡。

據此，呂冰洋統計發現，中國宏觀稅負在2010年為29.48%，漲至2012年的30.31%高點，此後大趨勢向下，2017年降為28.85%。

正是由于将扣除成本補償支出後的土地出讓收入算作政府收入，呂冰洋統計的宏觀稅負要略高于IMF口徑的宏觀稅負（2017年為27.2%）。盡管兩種口徑不同，但宏觀稅負均呈現下降趨勢。

呂冰洋告訴第一财經，這主要是減稅導緻宏觀稅負下降。比如2012年稅收收入占國内生産總值為18.62%，而2018年降至17.37%，下降了1.25個百分點。“2018年和2019年減稅降費力度越來越大，因此預計宏觀稅負會進一步下降。”

不少人認為宏觀稅負越低越好，但事實并非如此。

“我們統計其他國家宏觀稅負發現，越是發達的國家宏觀稅負反而相對越高。比如高收入國家宏觀稅負平均值是42.02%，其中法國為52.96%，冰島甚至高達58.35%。上中等收入國家平均值為32.4%，中下等收入國家平均值為26%，而低收入國家平均值為24.82%。因此我國宏觀稅負處于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不算高。”呂冰洋說。

他認為，宏觀稅負多少合适并無定論，但一般來看需要建立在一個有着社會共識基礎上強大政府，這需要政府籌集足夠多的收入用于公共服務支出，且這一支出必須是公開透明且有效率。

中國社會科學院财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志勇也認為，宏觀稅負是否合理，需要考慮政府提供公共産品和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數量，“如果社會要求更高的社會保障水平、更好的公共服務，那麼這将意味着更高的宏觀稅負。如果政府什麼事都不做，1%的宏觀稅負都太高。”

大中小企業稅負下降

企業總稅負更能直觀地反映企業負擔大小，然而對企業稅負的口徑業内也是不一緻，目前比較常見的是用企業納稅費與企業利潤或銷售收入對比。呂冰洋認為分母采用企業利潤或者銷售收入均不合适。

他表示，企業利潤随着經濟形勢而變化，即使利潤是負的，企業不交企業所得稅但會交增值稅，如果分母是利潤，算出來的企業總稅負會是負的，這不符合邏輯，也不符合經濟理論，并且我國以間接稅為主體，很多稅對應的稅基不是利潤，所以分母是利潤不合适，會高估企業總稅負。

而銷售收入和企業經營業态有關，比如物流企業、批發零售企業周轉速度非常快，銷售收入肯定多，但創造的增加值并不高，交的稅也不高，而高新技術企業銷售收入比較低，交的稅比較多，如果分母是銷售收入，不同行業企業稅負是不可比的，所以分母是銷售收入也不合适，會低估企業稅負。

最終，呂冰洋選擇了用企業增加值作為計算企業稅負的分母，因為計算宏觀稅負的分母是GDP，而GDP就是增加值的概念。企業增加值采用收入法計算，是指固定資産折舊 勞動者報酬 生産稅淨額 營業盈餘。

據此，他在收集了3600家左右的上市公司數據後，按照大中小企業類型計算出企業稅負。結果發現，2012年以後，無論是大中小企業，企業稅負均波動向下。

大型企業稅負相對較高，中型企業次之，小型企業最低。大型企業稅負從2012年的28.77%高點降至2017年的25.81%。中型企業稅負從2012年的26.39%降至24.54%。小型企業從2012年的25.28%降至2017年的23.91%。

區分不同稅種來看，增值稅稅負和企業所得稅稅負近幾年也都存在下降趨勢。

呂冰洋告訴第一财經記者，企業稅負自2012年下降主要原因是減稅降費力度不斷加大，由于2018年約1.3萬億元減稅降費和2019年更大規模的2萬億元減稅降費政策，企業稅負肯定會進一步降低。

呂冰洋認為，從政府收入的各個手段上看，稅收的成本應該是低于籌集其他政府收入所帶來的成本，例如收費和發債，因此中國還是應該要保持一定的稅收增長速度，堅持結構性減稅，有針對性地進行稅制結構調整。從世界稅收發展規律看，稅制結構調整的大方向是提高兩個比重：減少間接稅比重，提高直接稅比重；減少企業納稅比重，提高居民納稅比重。如果這兩個比重不提高，政府會逐漸陷入提高企業生産率與增加财政可持續性的一對矛盾中。

“在當前經濟社會形勢下，各級政府承擔着較大的支出壓力，大規模減稅降費勢必倒逼地方政府通過其他方式籌集收入，這對經濟負面影響大小值得深入思考。”呂冰洋說。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