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子因何喟然歎？

再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的理解

文/秦勝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中，聽完四子述志，孔子毫不掩飾自己對曾皙的由衷贊賞， “夫子喟然而歎曰：‘吾與點也。’”而對于孔子贊成曾皙的原因，後世頗有争議，代表性說法有以下幾種：

①這不是儒家思想，而是道家的思想；而且這篇文字在《論語》中篇幅亦長，恐怕是戰國時期孔門後學所記。〔劉盼遂等主編的《中國曆代散文選》上冊第116頁〕

②“今以《論語》考之，孔子本有行道救世之心，而終不得志，因此他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話和‘欲居九夷’的想法；孔子又說：‘飯疏食（吃粗糙的食物）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先秦文學參考資料》第349頁〕

③“全文突出了儒家的禮樂治國的理想。”〔劉盼遂等主編的《中國曆代散文選》上冊第116頁〕

④“孔子與曾點者，以點之言為太平社會之縮影也。”〔見楊樹達《論語疏證》〕

以上說法，各有側重。因為曾點的政治抱負是通過對春風沂水的描叙而曲折表露出來的，又沒有确切的史料佐證，所以大家見仁見智，難有定論。

說法①在難獲真解的情況下将《侍坐》篇推測為孔門後學所記，頗有些妄加揣度。

說法②認為：曾皙主張消極避世，符合處處碰壁之後的孔子的晚年心态，故獲贊。錢穆先生也持此說，認為“孔門講學本在用世，故有如或知爾之問……三人所學各有所長，可備世用……然孔子則寄慨于道大而莫能用，深惜三子者之一意于進取，而或不遇見用之時，乃特賞于曾皙之放情事外，能從容自得樂趣于曰常之間也。”我認為這并非孔子思想的常态，甚至有矮化孔子之嫌。

說法③則更多地關注了子路、冉有、公西華述志的内容，關注了子路和曾皙述志時的“情境”，而對最核心的曾皙述志的内容缺少必要的觀照。

說法④對原文理解準确深入，但是因為缺少必要的解釋和邏輯說明而使後人難得其要。

要理解孔子贊同曾皙的原因，曾皙所言“異乎三子者之撰”很重要。那麼，異在哪裡呢？

我們先來看“三子者之撰”。子路志在“可使有勇”、冉有志在“可使足民”、公西華志在“願為小相”。無論是子路、冉有還是公西華所闡述的志向，于他們的能力來說，都是勝任的，這一點，可以在《論語·公冶長》中得到驗證。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也就是說，子路長于治軍，冉有長于經濟，公西華長于外交禮節——這是孔子對三人的評價。這樣的評價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中三子的理想驚人地吻合。所以，孔子不贊同他們，既不會是因為否定其能力，也不會是因為三子“志非其能”。

這一理解，可以在下文孔子對“三子之志”的點評中得到加強。夫子“哂”子路隻是因為其“言”不讓而非其“志”不讓；對于冉有和公西華，孔子界定了他們談的理想都是“治國”；最後特别說到“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表面上隻是肯定公西華的才能，其實我們隻要推而廣之就可以知道，孔子對子路、冉有、公西華“三子”的才能是充分肯定的。所以，孔子不贊同他們，不是因為否定其能力。

既然不是否定“三子”的治國之才，那麼孔子是不是否定三子述志的态度呢？顯然也不全是！因為除了子路，其他兩人回答的态度都是很謙虛的。

那麼，曾皙之撰異在何處？

是出發點不同。

三子談理想，都是從自我的角度，考慮如何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也就是如何大展才能。原文中，“可使”“可使”“願學”“願為”均可作為子路、冉有、公西華有志于“治政而自顯”的明證。而社會，隻是他們大展拳腳的背景，至于是什麼樣的社會，什麼樣的統治者，人民在這樣的社會裡過着什麼樣的生活，都無所謂，起碼不在三者的考慮範圍，甚至還有那種人民越苦難，越能彰顯自己才能的心理，比如子路。子路施展才能的背景是：中等國家（千乘之國）、夾縫中求生存（攝乎大國之間）、外遭侵略（加之以師旅）、内遇荒年（因之以饑馑）。這樣的一個内外交困的國家，子路自言隻需三年便“可使足民，且知方也”。我們甚至可以想象子路述志之時的自信與得意。可不可以做這樣的假設：這樣的人，當他的意願和人民統一時，那當然好；但如果違背呢，就有可能造成極大的傷害。他有可能成為英雄，當然也有可能是奸雄。

曾皙則不同，他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考慮了廣大人民的幸福與快樂。而這正是儒家“仁”的核心價值所在。曾皙描繪的“暮春圖”将本人隐于畫卷之外，卻恰恰讓我們看到了曾皙之“異”。參加活動的，有冠者，有童子——老少同樂；參加活動的人數，五六人加六七人——随意為好；活動内容，有洗澡，有吹風，有唱歌——高興便好。這幅“暮春圖”俨然就是一幅“樂民圖”。正如朱熹在《四書集注》裡所言：“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如果真的能達到他所說的“春風沂水”的大同境界，那麼是否能逞個人之智、之能、之勇，又有什麼關系呢？這裡是有類似于莊子“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想法的。隻有真正把天下蒼生放在心底之人，隻有對整個人類抱有慈悲之心的人，才會有對這個世界懷有深深的憂慮，也才會在需要他擔當之時，當仁不讓，義不容辭。因為，不是我非要去做什麼，也不是我有什麼高人一等的思想。隻是我覺得，這天下事，也許既不屬于你，也不屬于我；當然，既屬于你，也屬于我。如果你不做，我不做，那誰去做？所以我必須有“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擔當。春秋亂世，亂世需要英雄，可亂世如果變成了治世，我是不是英雄又何妨？儒雅的孔子更是勇敢的孔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勇敢有點堂吉诃德的味道。

回到前面《論語·公冶長》的這段引文，孟武伯問的是“‘仁’乎？”，孔子的回答，在分别肯定了三子才能之後均以“不知其仁也”結束回答。這就表明，三子雖才能出衆，但還遠未達到儒家的最高追求——仁。而曾皙之志，則以形象描述為儒家之“仁”作了诠釋，是以獲贊。孔子曾經告誡子夏：“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簡而言之，君子儒就是道義儒，小人儒就是職業儒（錢穆《孔子傳》第8頁）。孔子的教導，是讓弟子把生民疾苦、社會道義放在第一位，不以成就自我作為人生目标。

所以，孔子在面對禮樂崩壞的社會時顯得有點“迂”（執着），有點“惶惶”。孔子自己深知：哪怕是邦國無道，自己也無法做到隐藏智慧，袖手置之。因為，黎民之苦皆入我心，家國之痛皆在我懷！這在一個以自保和自顯為人生理想的“智者”看來，是很難理解的。孔子之“仁”使他不能“守拙”，所以隻能一邊說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一邊如别人所鄙棄的那樣，如喪家之犬奔走于茫茫天地之中，留下的隻是孤獨的背影。孔子自言：“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論語·公冶長》）這聲“其愚不可及也”的歎息中，飽含了酸楚和血淚，更飽含了屬于天下蒼生的忘我與堅定！

孔子對社會有擔當精神，對人民有悲憫情懷，既理解與尊重别人的“邦無道則愚”“邦無道則隐”，又不允許自己在“邦無道”時置身世外，這就是胸懷和境界。希望“克己複禮”，雖知世不可治，仍要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于是，隻能以入世的悲劇英雄的身份表達。孔子比當時的人們，還多了幾分苦難。天下蒼生的苦難，就是孔子的苦難；但是，孔子的苦難，又能成為誰的苦難？甚至，又有誰能理解？哪怕是螳臂當車，哪怕是飛蛾撲火，也當仁不讓！這樣的堂吉诃德是苦難的，又是幸福的；擁有這樣的堂吉诃德的社會是不幸的，又是幸運的。孔子的悲劇，雖是時代的悲劇，卻不是曆史的悲劇。一個個的擔當者在當時或許微若塵埃，但我們卻願意，這樣的塵埃落滿華夏的史冊。

回到題目上來。夫子之歎，既是對曾皙勾畫的理想社會的向往；更是贊賞曾皙在述說自己志向時心懷天下的境界，贊賞他不着意于個人才智抱負的施展，而緻力于以天下為己任的勇敢擔當的情懷。因為，在夫子的身後，有一個令他寝食難安的生靈塗炭、哀鴻遍野的亂世！

所以，孔子，我不願隻是膜拜你，因為僅供人膜拜的形象再高大，再偉岸，卻難免孤獨，寂寞，“高山仰止”的敬意往往也伴随着難以逾越的距離感，而我，更想有越來越多的人能擁抱你！

文章作者

秦勝，北京十三中語文教師，從教二十餘年，畢業于山西大學中文系。

特别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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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衆号主編：孟琢 謝琰 董京塵

美術編輯：張臻 孫雯 高佳玉

專欄畫家：黃亭穎

部分圖片來自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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