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諸多作品中，他都以“冷漠”示人：無情地戳穿僞善者的面具，無情地揭露窮人的心理活動，随意踐踏主角們的尊嚴，不讓任何一個角色最終得到幸福。

無論是《窮人》中傑武什金與瓦爾瓦拉的忘年戀結局，還是《白癡》中的最不幸的納斯塔西亞的結局，都未能得到好的走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拷問筆下人物的内心，從他筆下流露出的寒氣和咄咄逼人，讓讀者都不禁寒毛直豎，如芒刺背。

但是作品之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什麼樣的呢？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書信集《人不單靠面包活着》中，收錄了二百多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件，範圍從1837年到1881年，幾乎涵蓋了陀氏的生平，也可以從陀氏的書信中看出他内心的變化、對于社會和國家的思考。

全書讀下來，陀氏一生中有三個不容忽視的時期：

• 即将執行死刑的陀氏被改判流放（1849年改判，1854年出獄）；

• 妻子和哥哥的去世，并因為哥哥的債務問題出國躲債（1864-1865年）；

• 重回俄國（1876年）

在早期，陀氏與哥哥的來信較多，大到讀書學習，自己在準備什麼小說，小到認識了什麼朋友、沒有錢花等等，都會一一向哥哥彙報。當然，陀氏的一生似乎都處于缺錢的狀态，在早期，他向哥哥抱怨學校給公費生的名額都落在了富家子弟的頭上，而後來，陀氏開始翻譯巴爾紮克的《歐也妮·葛朗台》賺錢，并開始籌備自己的小說《窮人》，也正是這部小說，讓陀氏有機會在文學界嶄露頭角，并且認識了别林斯基、巴納耶夫、屠格涅夫等一些文學界名人。

與哥哥通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言語裡充滿傲嬌，對富人享有特權的氣憤，自己取得小成就時藏不住的喜悅，認識傑出人物時忍不住的自豪·····信中的陀氏更像個青蔥少年，滿眼都是未來可期。

在給哥哥的信中，陀氏這樣描寫他與屠格涅夫的初次相識：

最近詩人屠格涅夫剛從巴黎回來，初次見面就對我産生了如此的好感和友誼，以至别林斯基把它解釋為屠格涅夫愛上了我。哥哥，這是一個多好的人啊！我也幾乎愛上了他。

屠格涅夫

在這一階段的信中，陀氏慢慢都是對文壇的喜愛，對他的作家、編輯朋友的稱贊，也有越來越多大型刊物的編輯向他約稿，他高興地向哥哥彙報這一切，并且快樂地宣告：我的前程似錦，哥哥！

然而同一時期，陀氏還在參與另一件事：彼得拉舍夫斯基進步小組的活動。這個進步小組的創始人便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因為受到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的影響，創建了這個小組，組内的日常風向就是批判沙皇俄國的制度，以及分享學習歐洲的進步思想。但也就是這個小組，讓陀氏與死神擦肩而過。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因為涉嫌反動，所有成員被捕，陀氏也不例外，并且被判死刑。但是在《人不單靠面包活着》這本書信集内，陀氏關于組内活動和對空想社會主義的談論并不多，多是因為沙俄的言論審查制度，以及後期陀氏被捕，導緻部分反動信件被銷毀，因此無法洞悉陀氏在小組内的活動和思考。

直到1849年12月22日，陀氏給哥哥的信件中寫道：“一切都定下來了。我被判處四年苦役，然後再去當兵。”之後講述他在從死刑犯變成流放犯的過程。

在茨威格的《人類群星閃耀時》中，有一則專門講述陀氏被赦免死刑的那個閃耀時刻，事實上，陀氏大多數經典作品，包括《死屋手記》、《白癡》、《罪與罰》、《群魔》、《卡拉馬佐夫兄弟》等，都是在這一時期之後寫成的。當然，經曆過生死瞬間的陀氏，在這一刻，心境也已經發生很大的轉變。

在1849年-1854年期間，出現了信件的空白期。不過出獄後寫給哥哥的信中，陀氏講述了他在西伯利亞四五年來的生活和遭遇，這段經曆也是他後期寫作的《死屋手記》的素材來源，包括他在獄中認識的人、作為貴族而受到的排擠等等，當然，這份長信中，也幾乎是陀氏最後一次介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中大多數組員的遭遇和去向了。

牢獄生活除了讓陀氏有了不同的人生經曆之外，也讓他更體會到書籍的可貴，他在信中多次央求哥哥盡可能為他寄一些書。“你要知道，哥哥，書籍——這是生命，我的糧食，我的未來！”

值得一提的是，在陀氏的信中，因為進步小組而被捕的陀氏，出獄後開始尋求教會的慰藉，他要求哥哥為他寄來的書中，包括一些教會曆史的著作，在後期陀氏的書信中，也能夠明顯感覺到他對沙俄态度的轉變：曾經的傅立葉主義者，如今成了沙俄的擁護者。不得不讓人猜測：陀氏是被流放生活折磨得對沙俄妥協，開始通過向皇權示好以保全自己書寫的權利和安全，亦或是在西伯利亞成功被“思想改造”，真心地擁護沙皇統治呢？

然而即便後來陀氏對沙皇“表忠心”，給皇位繼任者寫信，他依舊被國家安全機構盯着，并且書信也要被審查。

回到陀氏的西伯利亞遭遇上，1854年出獄，後來又去當兵。途中認識了對他很好的伊薩耶娃一家。伊薩耶娃和他的妻子對陀氏的妻子深表同情，陀氏對二人也非常感激。不久後伊薩耶娃病故，陀氏一方面出于對瑪麗亞·德米特裡耶夫娜·伊薩耶娃的喜歡，另一方面出于對瑪麗亞母子二人的同情，開始追求瑪麗亞，并與她結婚。

後面在1864年-1865年期間，哥哥和瑪麗亞接連去世，照顧哥哥的家人和繼子、替哥哥還債的任務都落到了陀氏身上。但是在這方面，陀氏做的的确無可挑剔——至少像他筆下的真善美的俄國人那樣——陀氏對哥哥的孩子、繼子都視如己出，耐心地勸導他們多讀書，并持續地寄錢給他們。

但是債務逼得陀氏太緊，再加上陀氏的身體并不好，為了能夠專心還債不再次被捕，陀氏前往歐洲調養身體并全力寫作。

因為躲債而旅居國外，但是這卻愈加堅定了陀氏的愛國精神。

在陀氏的信件中，可以看出當時俄國的很多貴族都已經去歐洲呼吸“自由甜美的空氣”，并且大肆貶低沙俄。其中包括前面讓他敬佩和稱贊的屠格涅夫和别林斯基。陀氏與屠格涅夫的決裂也就發生在這一階段。

·········他（指屠格涅夫）說他在寫一篇抨擊一切俄國國粹派和斯拉夫派的文章。我勸他為了方便可從巴黎訂購一架望遠鏡。“為什麼？”他問。“這裡離俄國太遠，”我回答說，“您對住俄國舉起望遠鏡，然後再觀察我們吧；不然真的很難看清楚。”他大為惱火。··········然後我們便彬彬有禮地道别了，我自己發誓今後永遠不進屠格涅夫的家門。

在這一時期，陀氏正在寫作《白癡》，其中便借角色之口聲讨屠格涅夫之流的“自由主義者”：他們看到祖國不幸就立刻興高采烈。他們甚至開始否定祖國的本質，而不是關于制度的一些東西。他們以為自己對祖國的批評，就是最大的自由主義。

《白癡》内頁插圖-梅什金公爵

這類屠格涅夫式的“自由主義者”如今在國内也很常見：否定中華的傳統，否定國粹，否定一切，疫情初期更是可見一斑——對于祖國發生的不幸手舞足蹈，忙着給外國人道歉，披着“自由主義”的外衣在國外生活，在國内“割韭菜”。

正是在這種異國環境下，更能體現陀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可貴。在國外居住的時間越長，陀氏也便越發覺得離開俄國的自己失去了靈感來源，所以迫切地想要回到祖國。回國後，陀氏的信件除了寫給妻子和編輯之外，更多的是一些“回讀者信”，其中包括一些無名作家的求指導和困惑的民衆的來信，随着《卡拉馬佐夫兄弟》等經典作品的發布，陀氏的名聲大噪，債務也漸漸減少。當然，也越來越接近死亡。他的最後一封信是寫給編輯，請求寄錢的。

回顧陀氏的一生，一直纏繞在債務中，他也表示很羨慕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優渥的稿費和舒适安樂的寫作環境，自己卻隻能始終為錢寫作，甚至有些作品還未修改至完全滿意便發表了。但是，陀氏對他的大多數作品仍可說是問心無愧的，作為一個沙俄時期的書寫者，他本人善良、真誠，一如他自己筆下的小人物般善良卻不幸，也一如俄國大多數的民衆一樣，單純、樸實、熱愛、善良，但卻又是實實在在的貧窮和不幸。

他對孩子的教育非常關注，他真誠為無名作家的作品點評和提供建議，他認真回複讀者的來信，無論他是學生還是一位母親，陀氏真誠地對待身邊每一個人。前面沒有提到他的第二任妻子，是一位速記打字員，專門為陀氏做速記，曾經寫信向陀氏告白“自己不配”，陀氏回信中表示很驚訝，并且非常堅定地肯定她的優秀，并為自己一直以來帶她居無定所（陀氏帶着妻子在國外呆了好幾年）感到抱歉······諸如此類的陀氏的“溫暖瞬間”不勝枚舉，光看陀氏的小說，或許根本無法想象這是一個溫暖、善良的大文豪吧。

書信集的名字叫《人不單靠面包活着》，這也是陀氏在某一封信中提到的一句話。對于一生陷于債務泥濘中的陀氏而言，面包固然重要，但是他依然堅持對作品多次修改，并以“果戈裡《死魂靈》修改了8年”自我勉勵，真真是值得世人敬仰的大文豪，德藝雙馨的俄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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