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昌平先生離世的消息是黃曉峰兄一早微信告知的，不敢相信是真的。耐不得打字，曉峰改用語音留言，我則立即打電話确認。周一事多，無暇細想，但與趙先生二十多年的交往，大事小事，還是擠進腦際，一一重現。

上個月11日，我為别的事翻檢舊照，找到1995年10月與趙先生夫婦、陳尚君兄夫婦在揚州的合影，随手拍了一張發給尚君，半夜尚君回複：已發昌平。正如尚君兄所說，趙先生看似嚴厲，實則内心柔軟，去年夏天以來，他深陷喪妻之痛，想那天他看到這張照片，一定傷心難過，就跟我們現在面對這張照片一樣。

從左至右為：陳尚君、趙昌平夫婦、陳尚君夫人與徐俊

趙先生是我的前輩，無論為學為人，還是作為同業同行，都令我欽敬。各種場合相聚，與我同輩的友人，都親昵地以“昌平”、“昌平兄”相稱，在我則無論當面還是書面，隻稱“趙先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華書局，被稱為“先生”和“老師”，有一種約定俗成的區分，趙先生在我心目中當得起這個稱呼。

趙先生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就以唐詩研究蜚聲學林。認識趙先生是因為我較早參加唐代文學年會，趙先生與傅璇琮先生交往多，在南北兩大古籍出版社工作，自然多了一些認同感。1995年10月底，王小盾兄在揚州組織了一場小型學術會議，主題是“世紀之交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趙先生夫婦、尚君兄夫婦、張伯偉曹虹倆學長，還有吳小平、蔣寅兄，幾位一同參加，趙先生作了“唐代文學研究綜述”的學術報告。就是在那次會上，我第一次向大家彙報了敦煌詩歌整理的情況和對唐寫本詩集的認識，得到了趙先生的鼓勵。除了開會，還同遊了揚州名勝，盤桓數日。二十多年過去，回頭看，盡管當時與各位早已熟識，但揚州之行加深了我們的友誼，成為最好的一批朋友。

1997年之後，書局經營發展遇到了一些波折。其中在外界影響較大的，是1998年中華與上海古籍出版社兩家因為“中華活頁文選”而起的争執。身在兩家的熟人都難免有些尴尬和生分。2000年末，我離開中華，到社科院文學所工作，專心于敦煌文獻的整理研究。這年夏秋，我随榮新江兄出差到上海，首要工作就是去上古查閱俄藏敦煌文獻的未刊部分，以寫定我們合撰的《唐蔡省風〈瑤池新詠〉重研》。記得到上古後去拜訪趙先生，見面落座，趙先生先開口說，“不能因為我們兩家鬧矛盾，你就不來看我了”。一席話打破了我的不安，很多年一直萦繞在心。

趙先生是第十、十一兩屆全國政協委員，每年都要來京參加兩會。2004年到2011年，趙先生每來開會，必與中華的朋友一聚，成為慣例。會議駐地恰巧也都在中華附近的建銀賓館。因為趙先生在内蒙工作過多年，聚會地點每次都在中華附近的西貝莜面村。莜面村充滿北方鄉村味道的環境，是我現在想到趙先生暢談言笑的背景。趙先生給我們的印象是很講究生活品質的，與這樣的背景反差很大。其中的深層原因，是他對内蒙數年的一點寄托吧。這幾天看了他的舊作《我的中學情結》，更能體會到這一點。

趙先生擔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總編輯十數年，對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貢獻無用贅言。因為工作分工的緣故，我們倆參加“古聯體”的活動較少，但每次見面所談還是以工作交流為多。2004年春，趙先生來京開會，特地到了書局，這一次交流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趙先生說古籍出版這麼小的行業，中華上古要加強合作，隻有兩家形成合力，在出版市場化的時代，才有古籍出版的聲音。後來，在趙先生的親自策劃推動下，我們兩家聯合出版了“文化中國”叢書，包括“輝煌時代”、“世界的中國”、“文化簡史”、“中華意象”四個系列，是一套以世界文化視域來透析中國文化的、為青少年量身定制的原創傳統文化讀物。題材是傳統的，眼界是當代的，體現了趙先生對傳統文化大衆化的長期思考。

我從與趙先生的交談中獲益最大的是他關于“基本書”的理念。趙先生對編輯工作的思考，與他的學術研究一樣，具有非常強的學理性。給我最深的印象是，既不從流俗，又不固步自封，在今天的出版界是非常難得的品格。我們後來在書局的工作大力推廣“基本書”理念，并把“基本書”理念用到傳統文化大衆出版上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趙先生對中華書局一直關注、支持，尤其是在2003年李岩兄為首的年輕班子組成以後，趙先生更是對我們有求必應、有請必到，從百年局慶活動、中華上海公司成立，到近年的宋雲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理事會、《中國出版史研究》編委會成立，都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鼓勵有加。

2011年12月28日，中華書局百年曆程暨珍貴圖書文獻展在上海圖書館舉辦，當天召開了中華書局成立一百周年座談會，上海學術文化界、出版界代表到會，裘錫圭、鄒逸麟、陳昕、趙昌平先生等發言，趙先生以上海出版協會理事長的身份，把中華的過去和當下歸結為四個字——“固本出新”。他說，“新”由“本”出，所有的“新”都是有其“本”才能出的。

2013年夏上海書展，适逢《史記》修訂本出版，8月17日《史記》修訂本在上海書展首發。當天晚上，由趙先生親自主持，在上海圖書館報告廳，我作了題為“《史記》點校往事”的報告。我的報告主要是以檔案圖片展示1958年之後二十四史點校的工作曆程，以及顧颉剛、宋雲彬等先生在《史記》點校工作中的卓越貢獻，看到那個特殊年代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的曲折艱難。報告結束後，趙先生作了長篇評點，對老一代學者的貢獻、古籍整理工作的複雜性和整理傳承價值的闡發，令我感動。

關于古籍整理的質量問題，是趙先生每見必談的話題。近幾年古籍辦加強了古籍補貼項目的質檢工作，中華承擔了大量任務，中華的書則交由上海方面檢查。趙先生多次與我交換對某些書的意見想法，有些屬于質檢範圍的具體問題，有些涉及如何更恰當地提升當下的古籍整理水平，每每讓我汗顔，令我警醒。有些話是隻有我們同行才能說、才能理解的。良師益友，不可多得，思之怅然。

幾年前趙先生就答應把他的論文集交給中華出版。每次見面，我都重申此約。2017年2月16日，趙先生收到拙著《鳴沙習學集》，給我短信：“俊兄，惠賜大著《鳴沙集》奉到，謝謝！……我一年來忙于‘開天辟地’學術文本，寫了近四十萬字，估計旬内可成，再忙文集事，兄著正可為弟編次樣版。……”斯人已逝，感念長存！希望能夠為實現趙先生的遺願，盡一份心力！

2018年5月26日，京滬線上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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