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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講談到，蔺相如升職了，從上大夫升為上卿，廉頗雖然也是上卿，但蔺相如“位在廉頗之右”，級别比廉頗高。#将相和#

所謂上大夫和上卿，是從西周和春秋時代的貴族傳統來的，在戰國時代的涵義已經和當初不同了。廉頗的實際職位是将，這從後文對話的内容可以知道；蔺相如的實際職位是相，這從出土兵器的銘文内容可以知道。

（蔺相如在和親信們談到廉頗的時候，稱呼是“廉将軍”。這在今天看來自然而然，但在先秦年間，這種姓氏 職務的稱謂方式相當不合習慣。也不知道這件事到底是透露出時代的變遷，還是司馬遷根據自己時代的稱謂習慣做了加工，又或者連價值觀的背景都是屬于漢朝的，而不屬于戰國。）

1981年，吉林省的一座小村莊裡修建學校，挖出了一支戰國時代的銅戈。從銘文來看，制作時間是趙惠文王二十年，正是渑池之會的當年，監造人正是蔺相如，職位是相邦。

那麼，《史記》為什麼要把廉頗和蔺相如的官職都稱為上卿呢？

如果不是司馬遷筆誤的的話，那就隻是形容他們都做到了官制裡的最高級别而已。而所謂蔺相如“位在廉頗之右”，先秦時代的禮制主流是吉事尚左，兇事尚右。也就是說，慶典類的事情，以左為尊；和死人有關的事情，以右為尊。體現在官制，就是政務官以左為尊，軍官以右為尊，隻有楚國反着來。

那麼問題來了：雖然蔺相如後來也有帶兵打仗的時候，但大體上說，蔺相如和廉頗一文一武，左右關系沒法比較，隻能說蔺相如“位在廉頗之上”，而不能說“之右”。司馬遷之所以這樣講，大概有兩個原因：

一是他沒看到文武分職，把廉頗和蔺相如一并當成上卿；二是因為司馬遷是漢朝人，而漢朝官制在相當程度上沿襲了楚國傳統，文官尚右，武将尚左，右丞相比左丞相級别高，左将軍比右将軍級别高。而司馬遷既然沒看到廉頗和蔺相如的文武分職，或許不自覺地就按自己時代裡文官尚右的标準說蔺相如“位在廉頗之右”了。

總而言之，廉頗對蔺相如的上位很不服氣，總想找蔺相如的麻煩，而蔺相如采取鴕鳥策略，時時處處地避讓廉頗。蔺相如身邊的親信們實在是咽不下這口氣，有牢騷了。蔺相如必須安定人心，于是問大家：“你們覺得廉将軍比秦王如何？”

親信們說：“他哪裡比得上秦王嘛。”

蔺相如等的就是這個答案，接下來說出了一段名言：“秦王雖然那麼威風，而我不但當面罵了他，還折辱秦國群臣。我雖然不成器，難道唯獨就害怕廉将軍嗎？我隻是想到秦國之所以不敢對趙國輕易動武，隻因為我和廉将軍在。我和廉将軍一旦内讧，就相當于兩隻老虎打架，注定要死一個。我之所以忍氣吞聲，隻因為把國家安危放在個人仇怨之前罷了。”

話語總是可以不胫而走的。廉頗聽說之後，大感羞愧，于是打着赤膊，背着荊條，來蔺相如門前請罪。兩個人就此冰釋前嫌，結為刎頸之交，這就是“将相和”的經典傳奇。

這段内容，司馬光是從《史記·廉頗蔺相如列傳》抄過來的，稍微做了一點删繁就簡的工作。司馬遷的原文很有文采，給我們留下了3個直到今天依然令人耳熟能詳的成語：兩虎相争、負荊請罪和刎頸之交。

我們讀李白的詩句：“戰國何紛紛，兵戈亂浮雲。趙倚兩虎鬥，晉為六卿分”，其中“趙倚兩虎鬥”這一句用的就是蔺相如這段話裡兩虎相争的典故。但李白性格豪爽，不拘小節，“晉為六卿分”這一句就搞錯了。六卿專權時代不在戰國，而在春秋，晉國是被韓、趙、魏三家瓜分的，而不是被六卿瓜分的。現在你已經熟悉了“三家分晉”的曆史，有資格給李白挑錯了。

“将相和”的故事你當然不陌生，但你可能沒有想到，這段内容其實很有現代性。

在蔺相如的話裡，最耐人尋味的是這樣一句，原話是“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意思是說，秦趙關系是國家大事，自己和廉頗的關系是私人恩怨，私人恩怨應當給國家大事讓路。這在今天看來不過是很正常的價值觀，但在當時，以蔺相如的身份，能夠産生這種國家意識其實相當難能可貴。

先秦文獻談及“國家”，通常國是國，家是家，而不是我們今天的“國家”概念。封建關系是建立在宗法血緣基礎上的，所以在貴族而言，家和國之間存在着血緣紐帶，簡單講，國是更大的家。

戰國時代禮崩樂壞，宗法關系日趨瓦解，中央集權逐步成型，因此家和國的關系越來越淡。所以我們看到吳起、商鞅、甘茂、張儀這些能人根本就沒有什麼國家意識，永遠把個人利益放在國家利益之上，從這個國家跑到那個國家，就像今天的職業經理人在不同公司之間跳槽一樣。

即便是孟嘗君，被父親靖郭君指定為家族繼承人，那麼在齊國論血統，他算得上國君的同姓貴族。齊國于他而言既是國，也是家，他明明應該成為齊國的屈原。但他的一切選擇都是先小家，後國家，隻要條件好就不惜投靠敵國。

這才是當時的人生觀主旋律，而蔺相如論出身，不會比吳起、商鞅他們更好，走職業經理人的路線才是時代的正途。就算他想有所效忠，報答趙惠文王的知遇之恩的話，最多也隻應該像當年“三家分晉”時候的豫讓一樣。效忠對象是趙惠文王這位主君，而不是趙國這個國家。

更加耐人尋味的是，當蔺相如的這番話傳到廉頗耳朵裡之後，廉頗深受感動，負荊請罪。這顯然說明廉頗對這種國家利益至上的價值觀高度認同，而正是因為核心價值觀的一緻，“将相和”才有條件成為可能。

但是，從廉頗日後的人生軌迹來看，他完全走的是吳起、商鞅式的職業經理人路線，在趙國不受重用了，就跳槽到外國去，完全沒拿趙國當祖國。那麼，這樣一個廉頗，真能認同蔺相如的國家至上的價值觀嗎？

從廉頗負荊請罪的态度來看，這份認同怎麼都應該是真的。今天我們提到負荊請罪，重點在“負荊”，而如果還原到當時的場景，重點其實是在“肉袒”，《史記》原文是“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蔺相如門請罪”。肉袒才是正戲，負荊隻是加戲。

肉袒，顧名思義，把肉袒露出來。通常有兩種袒露方式，一是上身全部赤裸，今天所謂打赤膊；二是隻露出一隻胳膊，有點像古羅馬貴族的造型。露胳膊具體還能分出兩種形式：露出右臂叫右袒，露出左臂叫左袒。按照古代禮學家的主流解釋，右袒有刑罰意義，表示主動認罪，甘願被砍掉右手；左袒有禮儀意義，大多用于喪禮。

貴族社會的通則是“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所以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當中無論打赤膊也好，露胳膊也好，都沒人管。比如夏天幹農活兒，不打赤膊的話，實在熱得受不了。但貴族沒有這份自由，天氣再熱也必須穿戴整齊。尤其當身邊有尊者、長者的時候，冠不能摘，肉不能露，再累再熱也不能沒規矩。

所以對于貴族來說，露一點肉就算是很嚴重的懲罰了，這就像日本人隻要不說敬語就算罵人一樣。當貴族表示誠懇認罪的時候，之所以要右袒，意思就相當于“我不配當貴族，你們就當我是個犯了罪的平頭百姓，對我施加肉刑吧，砍掉我做事用的右臂吧。”

在一個國家行将滅亡的時候，國君本人也好，國君的全權代表也好，向戰勝國表示屈服的最高形式就是肉袒牽羊禮——不但肉袒，還要膝行，也就是跪着向前挪動，手上牽着一隻羊。意思是“我有罪，我和我的國家交給您任意處置，我願意做您的奴隸來服侍您。”

正是在“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傳統裡，形成了孔子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價值觀鴻溝。

對于貴族而言，面子比生命重要；對于百姓而言，好死不如賴活着。戰國時代雖然貴族階層遭受重創，但以廉頗這種身份，能夠以肉袒的姿态去見蔺相如，謝罪的誠意顯然已經無以複加了。

至于他的肉袒到底是打赤膊還是露左臂或者露右臂，這就不得而知了，也不重要。可以确知的是，廉頗能夠肉袒，姿态已經沒法更低，誠意已經沒法更足了。

所以我們很難想象，廉頗後來的表現竟然還屬于戰國時代最主流的職業經理人模式。到底是他的價值觀有過動搖，還是“将相和”的故事被後人添枝加葉了呢？

這種問題很難會有答案，我們不妨試着回答一下下面這個問題好了：當趙國一将一相這“兩虎”結成了刎頸之交，最緊張的會是誰呢？是秦國嗎？

我們下一講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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