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思維的物質外殼。

—— 卡爾·海因裡希·馬克思

語言與思維就像是一對歡喜冤家，二者之間的關系總能引起一波波的争論。

有人說思維是大海，語言不過是朵朵浪花。

也有人說語言是大海，思維才是那被不斷激起的千層波萬層浪。

薩丕爾—沃爾夫假說認為語言塑造了我們的思維模式，因此，語言使用者的思維模式和認知方式會由于其語言結構的不同而千變萬化。

不同語族的人無法從根本上理解對方的意思，因為你們生活在不一樣的文化環境當中，體驗不同，所擁有的世界觀和認知方式也不同。

這種解釋常被稱為強勢版的“語言決定論”，即認為語言可以決定人類的思維方式。

先不說語言決定論的價值所在，單單“決定”二字就顯得尤為可怕。

試想一下，如果有一個人能夠控制語言，那麼是不是就意味着他擁有了掌控人類思維方式的超能力？

恰如X戰警中的超能力者Professor X，擁有強大的心靈感應和精神控制能力！

當然，這樣的觀點頗具魔幻主義的色彩，讓人細思極恐。

然而，曆史中确實也有類似的事件。

日本在侵略中國時推行的語言同化政策不正是根植于此觀點嗎？

語言是一個民族最顯著的身份标識，把這個标識拿走，你的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恐怕也會随風而逝了吧。

思維和語言都具有抽象性，但相比之下，思維更讓人捉摸不定。因此，語言便成為打開人類思維殿堂的一把鑰匙。

與“語言決定論”相對應的是“語言相對論”，即語言之間的相似性是相對的，語言結構的差異性與人類概念化方式的差異性成正比。差異越大，對世界的認識就越不同。

比如說，漢語中對七大姑八大姨的不同稱呼，每一個親戚都有一個屬于自己的語言表達式，什麼“叔叔”、“嬸嬸”、“舅舅”、“阿姨”等等均反映出我們對家庭關系的獨特感知和情感态度。

自古以來，中國人就很重視“家人”和“輩分”這兩個觀念。這種觀點從傳統的四合院、吃飯時長者須優先，盡享天倫之樂、家和萬事興等習俗中便可略知一二。

而對比之下，外國人則沒有那麼複雜的稱呼方式。甭管你是哪邊的，反正男性統一稱為uncle，女性統一稱為aunt。

爺爺奶奶和孫子孫女之間也不分裡外，統一成grandfather和grandmother。

這種分類方式可能會讓小朋友們頓時覺得神清氣爽，再也不用擔心過年喊錯長輩的稱呼了。

語言就像一面鏡子，直觀地反映出了東西方民族思維方式和價值觀上的差異。

相對于“語言決定論”而言，“語言相對論”則更加的理性、包容，因此也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與認可。

據說沃爾夫的“語言相對論”假說是受到了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影響。這一說法有待考證，但可以明确的是中國自古就有強烈的相對論意識。

“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陰陽五行”、“剛柔并濟”等思想比比皆是。

萬事萬物都不會那麼絕對和完美，用相對辯證的眼光去分析問題更具有包容性。

但這種相對論的态度用過了頭，就往往會令人陷入不可知論，左也好，右也對，最後的結果就是都有道理但又都說不好。這種态度對于揭示事物的本質其實是有害的，所以應當盡力避免。

所謂假說是對于某種現象的推測性論斷，假說經過驗證後可以成為原則甚至是真理。

假說也是進行科學研究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就連喬姆斯基先生的轉換生成語法不也是采用“假設—演繹”（hypothesis—deductive）的方法嗎？

對于任何一個問題我們都要堅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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