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适諸侯曰巡狩，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孟子·告子下》

解讀：

本章是孟子對春秋戰國時期君主的評價。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這三句話點出了孟子的一個基本判斷。春秋時期的五霸一般指齊桓公、晉文公、秦缪公、楚莊王、宋襄公，這五個霸主是三王的罪人。“三王”一般解釋是夏禹、商湯與周代的文王，這裡指三代。

“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戰國時期的國君，連春秋時期的五霸都不如，至于大夫，連諸侯也不如。也就是說，他對當時時局的判斷，對于權貴的判斷，對于貴族的評價是負面的，這體現了儒家的現實主義批判精神。從春秋晚期到戰國中期，這個曆史的轉型期，貴族體制逐漸開始瓦解。

西周時代制定了四層貴族體制，最頂層的是天子，天子隻有一個人。天子下面是諸侯，叫國君，按照爵位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像魯國的稱“公”，齊國人叫“侯”，地位不等。諸侯的下面是大夫。大夫與卿是一個級别，卿是在天子身邊的臣，諸侯國裡的下一級叫大夫，第三層貴族合起來稱為“卿大夫”。大夫下面就是“士”。“士”以下就是庶民，庶民就是普通百姓了。周代的四層等級制度的序列依據是宗法制度，就是按照血緣關系進行的秩序建構。

西周分封了一百多個諸侯國，其中，姬姓國有五十三個，所有的姬姓國都是一家子。孔子講“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國和衛國的始封之君是親哥倆。所以魯國和衛國不能通婚，和齊國可以通婚，因為齊國是姜姓。這樣親疏遠近就看出來了。周朝的分封，是典型的封建。周天子封一個諸侯，到一個地方建一個國家，這就是封建。因此，西周是典型的封建制度。封建強調等級，沒有等級就沒有秩序了。所以後來儒家的那些思想，比如五倫思想，君臣、父子、兄弟這些次序的觀念，都源于周代這種制度。這種制度有嚴格的分工，無論天子還是諸侯，還是普通百姓都有自己的分内之事。諸侯在自己的封疆之内做事情，不能越界。周代的時候，别說是老百姓了，諸侯都不能祭天，隻有天子能祭天。到了戰國時期，老百姓才祭天，這個最早是墨子提出來的，後來孟子把它吸收過來。所以，孟子對周代以來統治者的一種批判，我們要辯證來看，這種批判既是對他們僭越禮制的否定，同時也要看到，是思想解放、文化繁榮的一種體現。不打破當時的這種制度，就不會出現後來的諸子百家争鳴。

孟子的對三王、五霸與戰國諸侯的評價，和孔子所講的“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序列是一樣的。周代政權的垮掉，像多米諾骨牌一樣，隻要上邊出了問題，接下來自上而下的倒掉就不可避免了。

周天子東遷洛陽，就意味着王權的衰落，從此，諸侯就再也不把天子放到眼裡了。強大起來的諸侯開始帶領其他諸侯，希望得到霸主的地位，組建一個國際聯盟，來代行周天子的權力。“諸夏”和“中國”的在《左傳》裡面都出現了，中原的諸侯國叫“諸夏”。為什麼他們稱為夏？因為中國第一個王權叫“夏”，後來隻要是占領了中原的政權都自稱夏。

到了春秋時代，這些中原的諸侯國稱為諸夏，“諸”是好多，他們自己是同文同種。他們有宗廟，有衣服，有車服禮器，和南蠻、北狄、西戎、東夷不一樣。所以，面對蠻夷的進攻，他們要團結起來保衛中原的華夏文明。五霸起來以後，看起來它是對周朝的天子力量的挑戰，同時它對當時中原國家的團聚，華夏族的形成與民族融合做出了貢獻。

“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到了戰國時期，諸侯國君相比春秋時代的五霸，又下降了一個檔次。無論其功業還是德行，都不行了。五霸稱霸，不隻是為了個人獲得霸主的名稱，關鍵問題是要承擔起來霸主的責任。比如，北方的匈奴打過來了，齊桓公作為霸主帶着其他諸侯的軍隊去保衛邢台，去保衛衛國，打退匈奴的進攻。但是齊國不要邢國的錢，不要糧食，打完以後就回去了。春秋時代的霸主還有貴族風範。

戰國時代就不行了，戰國諸侯之間打仗，不再是為了稱霸，而是要稱王，打仗的結果不是征服一個國，而是滅掉一個國。所以，戰國時代戰争的慘烈程度非春秋時期的争霸戰争能比。我們還原到曆史的本真來看曆史的發展，會發現春秋戰國之際的轉型期發生了什麼。為什麼貴族既有的政權慢慢會丢掉，是老百姓搶的還是自己放棄的，這個非常重要。我們研究《左傳》，就會發現是貴族自己放棄的，他自己不要了。子夏說過，“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什麼叫“仕而優則學”？在貴族時代的貴族家庭，生下來就是當官的，這叫世襲。當官的知識與技術要學，不學無法執政，這就叫“仕而優則學”。從孔子時代，慢慢開始發生一個變化，一個人沒有高貴的血統，沒有貴族的祖先，是老百姓，但是你隻要想學，孔子給你一條出路。孔子和孟子完成了中國曆史上最大的一個變革，就是使得有上進心的人能成為社會精英，所以這也是他們在中國曆史上的一個重大的文化貢獻。誰掌握這種文化權和話語權，誰就能跻身于社會上層，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

在當時新陳代謝的情況下，傳統的貴族慢慢的開始不知禮，不知禮還不學禮，學禮不敬禮，敬禮不能笃行之。所以《中庸》裡面講，“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從“博學”到“笃行”中間有三個階段，學得再多你不會用，就僵化了，沒用，接不了地氣。隻有“博學之，審問之，甚思之，明辨之”，才能“笃行之”。所以孔子就開創了這樣一些道路，他的弟子有貴族，有老百姓，像孟僖子、南宮敬叔都是貴族，一起跟孔子學，老百姓也跟他學，一下子培養這麼多的君子集團。孔子給社會儲備了大量的人才庫，這些人才到各個諸侯國，到大夫家裡做家臣，推動了社會發展。

孟子講“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他們對于以前的貴族發起了一個挑戰，這個挑戰我們也可以說是一種革命。從儒家的君臣秩序來看，這種挑戰無疑是“以下犯上”。但是我們要思考這個“以下犯上”的原因是什麼？

“天子适諸侯曰巡狩，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今天我們經常用“述職”這個詞。“述職”是“述所職也”，陳述你完成職守的情況，給單位領導，給同事說一下。“天子适諸侯曰巡狩”，巡狩是巡所守也，天子要定時巡視，不是遊山玩水，是看諸侯的工作完成的怎麼樣。“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諸侯去朝見天子，彙報工作叫述職。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春天巡守的時候，一看老百姓的種子不夠了，就從國庫裡趕快調撥種子，給老百姓補上。秋天巡守的時候，一看老百姓收成不好，有蝗災，有水旱災害，無法過冬。就調撥赈災糧，補不足。這才是居上者、統治者應該做的事情。

“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進入諸侯的疆土，看到土地開辟的多，田野治理得好，養老尊賢，有才能的人居于位上，就要賞，叫慶。賞什麼，他治理那麼好，多劃撥一塊土地給他，給他增加土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如果去諸侯國，看到土地荒廢，全是草，老人被遺棄，年輕人不敬老，賢人沒有受重用，一些貪官聚斂之人居于高位。這就要罰，削爵或減少土地。以上是天子巡守應該做的。

諸侯對于天子要去朝見，去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一次不去述職，爵位削一點。“再不朝則削其地”，第二次不去述職，減少土地。“三不朝六師移之”，如果三次不去朝見，天子就會大兵壓境。

“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讨”。“讨伐”，我們今天連用，實際上在古代有點區别。“讨”，不動用武力。“伐”，動武力。“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是帶着諸侯去讨伐其他諸侯，帶着十幾個諸侯去讨伐不聽話的諸侯。五霸之中，齊桓公有管仲等人的輔佐，霸業卓著。“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葵丘在河南商丘民權縣境内，齊桓公召集諸侯在葵丘會盟是在公元前651年，距現在2600多年了。那是春秋時代第一次，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國際聯盟會議。這次會議周襄王派使臣冊封齊桓公為霸主，正式承認他的霸主地位。不殺犧牲，捆起來，然後把盟書放在牛背上，不歃血。歃血是把犧牲的血含在口中，或塗以嘴上，古代的一種比較原始的宗教儀式，表明信守諾言。因為沒有殺生，所以沒有歃血，沒有把血塗以口上。

葵丘會盟的盟誓内容有五條：第一道：“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不孝是大罪，要被誅殺，不輕易改換已經立的世子（太子），不能把妾轉為妻。第二道：“尊賢育才，以彰有德”。尊重賢才，培養才德之人，表彰有功德的人。按今天的話說，評模範，評優秀，樹立社會良好的風氣。第三道：“敬老慈幼，無忘賓旅。”這一道命令就把家庭内在的愛轉移到社會上去了，尊敬老人，這個老人不是家裡的老人，慈幼，愛護小孩，不認識的人我們也要愛護。儒家的仁往外推，通過“義”道往外推。我們請來的客人，路上的商旅，不認識的人，我們都要給他關愛。

中國古代是熟人社會，熟人社會要有五倫關系維系。五倫關系有三倫是家庭内部的，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也是熟人，君臣關系也是熟人，所以中國古代是個熟人社會。中國人相信親情，相信朋友之情，友誼。一旦這個社會倫理的根基動搖，全用法制來約束，那麼，社會治理的成本太大了，而且還很難做到。我們看，2600年前的盟約中，已經開始有了從家庭之愛擴展到社會之愛的明确記載。

第四道：“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士無世官，官員不能世襲，這個規定在當時是個突破。春秋時代還是個貴族統治的時代，貴族社會是世襲社會，你要打破這種世襲，讓有能力、有德的人上來，這得需要多大的勇氣！“官事無攝”，你不能兼職太多，你可以兼職，但是不能太多，實際上是不希望兼職。“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取士必得是必得其人，一定要找到最可靠、最中用的人，有時候想找一個得力幹将、屬下并不容易。“無專殺大夫”，諸侯不能随便殺大夫，雖然天子不直接任命大夫，但是大夫是官僚制度的一個層級，不能随意殺，而且殺要有殺的理由。

“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籴，無有封而不告。”這是第五道命令。“無曲防”，不得曲為堤防，私自攔截黃河水。河南民權這個地方它是靠黃河的，古代黃河曆史上經常的變道，無論怎麼變，它肯定是從陝西、山西流到河南，再流到山東，有時候從河北黃骅入海，有時候從東營入海，有時候從江蘇連雲港入海。古代時期，利用河水灌溉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如果上遊的國家把水截了，下遊的國家就沒法用了。山西截了河南沒法用，河南截了山東沒法用，所以就要進行水源的合理分配。這道盟約裡就做了規定。

“無遏籴”，不要遏制借貸，籴就是借，一般指借糧食。國家的糧食沒了，出現災荒，去别的國家借。借的時候你不能不給，你也不能擡高價，這是一個國際間的友善。“無有封而不告”，不能隐瞞國家的大事而不告天子，大事一定要報天子。

孟子說，到了戰國時期，諸侯皆犯此五禁，這五道盟約都不遵守了。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什麼叫“長君之惡”？國君有罪惡，有壞點子了，他想做什麼事，你就助長他，想裁撤某個官員，你在背後，當着國君的面說他的壞話，落井下石，孟子認為這個罪還不是最大的，“逢君之惡其罪大”。什麼叫逢君之惡？逢，逢迎，國君的惡念還沒冒頭，你啟發他，你給他出壞主意，這個惡要比助長他的惡的罪還要大。因為你把國君往壞路上領。“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孟子認為，現在的大夫就是沿着這個壞的道路把國君往溝裡帶。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孟子論述的不斷頹廢的時局與孔子的論述是一緻的。“禮樂征伐之諸侯出”的時代就是五霸時代。孔子說，“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十世就是三百年，一世是三十年。“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也。”公元前403年，韓、趙、魏三家大夫均被周天子冊封為諸侯，從此三家分晉。政權“自大夫出”，五世也就一百五十年。如果我們從公元前403年到秦始皇統一中國的公元前221年，距離孔子的預言很近。

本章記載的是葵丘盟約的資料非常寶貴，也反映了孟子的曆史觀。從這裡，我們又一次感受到儒家的非常堅定的曆史文化優先意識，即時代越早越古樸，越優雅，所以儒家“信而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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