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載的《詞林正韻》。

清代中後期詞壇有一位鼎鼎大名的詞學家、詞人，但凡稍涉詞業者莫不知之，那就是“後吳中七子”裡的戈載。

戈載（1786—1856後），字寶士，号順卿，江蘇吳縣人。其父戈宙襄是音韻學名家，戈載繼承家學，對宋詞聲律之學鑽研甚深，他的三卷《詞林正韻》至今仍被諸多創作者奉為寶典，很多詩詞大賽都明确要求押韻以《詞林正韻》為準。《宋七家詞選》選入周邦彥、史達祖、姜夔、吳文英、周密、王沂孫、張炎的詞，路數很清晰，影響也不小。從學術層面來講，戈載是有功于詞的，這一點不能抹殺，但問題在于，一個優秀的詞學家，他自己的創作卻上不了台盤，這就值得說一說了。

戈載詞集叫作《翠薇花館詞》，一般認為有三十九卷之多，他的詞友吳嘉洤則說有六十多卷，這個數量有很大可能超過了陳維崧，成為了古代詞人創作數量的冠軍。但正如古今詩歌創作數量之冠被乾隆皇帝奪得一樣，多，不一定好，狐狸再多也比不上一隻獅子。戈載的詞和乾隆的詩一樣，想找一首好的講一講讀一讀，太難了。晚清時有“善言詞者不善填詞”的“怪圈”之說，最早的代表似乎就是此公。

何以如此？與戈載同時而稍早的浙西詞派殿軍郭麐首先看到了問題的竅要。在《桃花潭水詞序》中他不點名地批評大講特講聲律的風氣：“或又謂必其聲調合乎大晟之譜，皆謬論也，過為高論以文其弇陋庸鄙者也。”他又很犀利地批評以戈載為首的那種“悉合其律度而言之不工”的詞風，說他們“浮遊惝恍，貌若玄遠，試為切而按之，性靈不存，寄托無有”“凄楚抑揚，疑若可聽，問其何語，卒不能明”。這些話說得既俏皮，又一針見血，切中肯綮。

比戈載稍晚的蔣敦複在《芬陀利室詞話》中有一條“戈詞有失律處”，也是批評戈載的：

順翁持律雖嚴，集中亦不能自遵約束。夾锺羽之《玉京秋》，宜用入聲葉韻，不可葉上去，見所著《詞林正韻·凡例》中。及自作“楊柳岸”一首，用“院”字上去韻。《憶舊遊》調結七字，當作“平平去入平去平”，第四字必宜用入，曆引各家詞證之。及自作“問東風”一首結雲：“山花已盡紅杜鵑”，“盡”字非入，何恕于責己耶？若作“山花淚濕紅杜鵑”則協矣。他首失律處亦多。

“順翁”是對戈載的尊稱，他的《詞林正韻》說得頭頭是道，自己填詞卻不能盡付之實踐，破綻很多，可見大講詞律四聲确實有欺人的一面。

郭、蔣兩家或匿其姓名，或偶一為之，到了謝章铤(1820—1903)則集中火力，發動對戈載的“總清算”。《賭棋山莊詞話》中有很長的一條《戈載詞平庸少味》，我們隻截片段來看看：

戈寶士《翠薇花館詞》……平庸少味，閱至十篇，便令人昏昏欲睡。因其室有餘資，喜結納，才名易起。謂之好事則可，謂之名家則不能也。

而其所自負者，以為吾詞能辨四聲，能分宮調。然而……音律固當參究，詞章先宜精思……吾亦未見其詞之出，果能使四方傳唱也，則律之葉否，終不可知。而人轉因其守律之嚴，反恕其臨文之劣，則“律”者，真藏拙分謗之具也。

……寶士之可議者，尚不止是。卷首序與題詞數十篇，借光之多，已屬可笑。開卷即有龍涎香、白蓮、莼、蟬等題，此近來學南宋者幾成例作，習氣愈覺可厭。且寶士一貢生耳，而自十三卷以後，交遊漸廣，攀援漸高。中丞方伯、觀察太守、司馬明府，曆碌滿紙，所作無非應酬。虛聲愈大，心靈愈短……抑何其不憚煩也。至為麟見亭河帥題《鴻雪因緣圖》，前後合一百六十阕，多至四卷……以花間蘭畹之手筆，加以引商刻羽之工夫，乃為钜公譜榮華之錄，摹德政之碑也。言之不足，又長言之，若以為有厚幸焉，此真極詞場之變态矣。

這段話我裁剪之後分成了三個段落，也就是說，謝章铤主要講了三層意思：第一，戈載詞平庸少味，乍看還湊合，讀到十篇以上就要睡着了。他名氣比較大主要是因為有錢，好交遊而已。第二，戈載自負其詞講究音律，殊不知音律隻是詞的末節。詞不能打動人，音律嚴謹有什麼意義？再說也沒聽見有人唱他的詞，這樣的音律之學其實也不無可疑，多半是唬人的罷了。第三，戈載有一大堆不好的習氣。求人作序吹捧，連篇累牍，一也；開篇就是《樂府補題》的陳詞濫調，二也；交接貴官，借官位自重，三也。

在最後這一點謝章铤舉出了特别有力的一個例子：戈載為某河道總督題一幅圖，前後居然寫了四卷，一百六十首詞！詞是做什麼用的？難道是為達官貴人做“榮華錄”“德政碑”的嗎？所以謝章铤非常鄙夷厭惡地說，像戈載這種做法，“真極詞場之變态矣！”

這裡還值得思考的是，謝章铤這段話是針對戈載、針對清中葉詞壇的那種“詞場變态”而言的，但它的意義卻不止于此。在詩詞史的行程中，這樣的“變态”并不從戈載才開始，也沒有到戈載就結束。可以看看當代詩詞界，謝章铤所批評的“榮華錄”“德政碑”之類“變态”現象還少嗎？這是對詩詞生命力的最嚴重的戕傷，那就不是哪個人的詩詞“平庸少味”的問題了。

馬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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