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金烨欣

内容摘要：筆者就《文物》雜志發表的關于甘肅莊浪良邑寺角窪漢墓M1出土的金銀錯青銅部件的文章，對其銘文、定名和功用等問題提出商榷，認為其銘文當釋作“陵裡”，同時對比海内外相似收藏品，考其當為車馬器部件中的車轙與衡末或轭首。本文試圖通過定名器物、解讀銘文，兼述有形的器物曆史和無形的陵邑制度。

關鍵詞：金銀錯車馬器 陵裡 陵邑制度 漢墓

史傳秦始皇在修建自己位于麗山陵區的同時，又下令從關東六國移民3萬戶，興建麗邑，後增至15萬人。〔1〕西漢早期承續秦制，以關中為京畿，實行“強幹弱枝”的政策，以實關中、設置陵邑、遷徙豪民、近臣移籍。而在甘肅莊浪寺角窪漢墓M1〔2〕所出的這批帶銘金銀錯銅部件，便與這一秦末漢初的人口器物大遷徙的關系密不可分。

自2008年以來，位于甘肅省平涼市莊浪縣良邑鄉良邑村寺角窪漢墓群多次被盜；2014年8月至9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地搶救性發掘了7座被盜墓。根據為數不多的出土器物判斷，墓群年代為西漢至東漢時期。其中等級較高的一座為莊浪寺角窪漢墓M1，為斜坡墓道土洞墓室，有木質椁廂和厚積碳層，具有楚墓的某些因素。因多次被盜，墓中隻出土了一些零碎的鐵質铠甲、車馬器、兵器等，發掘者認定其為一漢朝武将的衣冠冢。其後，莊浪縣博物館追回并收集了盜掘出土的共計5件帶有銘文的金銀錯青銅部件，分别記為銅提耳4件（圖1）和銅傘杠箍蓋帽1件（圖2）。但因缺失其出土原境，需對其進行時空界定。

圖1 [西漢] “陵裡”銘金銀錯青銅車轙4件 青銅、金、銀 5.5×8×1.3厘米 甘肅平涼莊浪縣博物館藏

圖2 [西漢] “陵裡”銘金銀錯雲氣紋青銅衡末 青銅、金、銀 5×3.9厘米 甘肅平涼莊浪縣博物館藏

一、“裡陵”還是“陵裡”

自帶銘文的器物，往往能更多地提供一些曆史信息。這批追繳得回的金銀錯青銅器，除了一件金錯銅環無銘文外，其餘5件金銀錯銅部件皆有銘文。考古報告正确釋讀出了銘文文字，記錄為“裡陵”，采用了自左而右的現代文閱讀順序。若以“裡陵”來解釋，似乎是某一地名，然而史籍記載中并無“裡陵”之地。若将其按照傳統自右而左的順序，将銘文釋讀為“陵裡”，則與“戚裡”“尚冠裡”等西漢固有稱謂相合。因此筆者認為“裡陵”的閱讀排序可能欠妥，當應遵從一般的中國古代傳統，釋讀為“陵裡”，一如古代各類橫置匾額的書寫與閱讀順序。

更進一步，筆者認為“陵裡”為“陵邑”中更小的居住單元，是陵邑中裡名的通稱，而非具體裡名，功能類似于現代的封閉式住宅小區。〔3〕其内有裡門稱“闾裡”，中有南北街道，裡分左右，貧者居左，富者居右，西尊東卑。陳勝便是于秦末被征發的“闾左”之人，而袁盎則被刺殺于“安陵郭門”之外。在《史記》《漢書》等文獻中的隻言片語，雖非直接記述，但也能從側面反映出當時陵邑之中陵裡的一二情況。

在《史記·萬石張叔列傳》〔4〕和《漢書·萬石衛直周張傳》〔5〕中有記載：“萬石君徙居陵裡。内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内史貴人，入闾裡，裡中長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裡門，趨至家。”〔6〕關于“陵裡”的認識，曆史上存在不同的兩種解釋。第一種認為“陵”當作“鄰”，另一種認為是茂陵邑中的裡名。前者以南朝劉宋裴骃的集解為代表，其引自東晉徐廣之說，作為“鄰裡”解釋，即搬遷至隔壁的裡中居住的意思。而後者以唐代司馬貞索隐，引唐代顔師古之說，認為陵裡是裡名，指示茂陵，并不是長安城内的戚裡。唐代張守節的正義也與顔說相合，認為“陵裡”是茂陵邑中的裡，其故城在唐時為雍州始平縣東北二十裡。筆者認為顔師古與司馬貞的解釋更符合曆史事實，當做“陵邑之裡”解釋，而并非是搬遷到了隔壁的鄰裡居住。

二、陵裡中人

透物見人，顯然，莊浪的這批“陵裡”銘器物很可能與生活于陵裡中的人有關。從司馬遷所記述的列傳中可知，萬石君即石奮，字天威，為西漢早期大臣，其家族以恭謹聞名于世，《史記》《漢書》皆有其傳。他生活的時間和活動的空間，對“陵裡”銘錯銀車馬器生産流行的年代有着關鍵的标尺功能。

石奮先祖為趙國人，後來遷徙至河南黃河以北的溫（即河内郡溫縣，今河南溫縣西南）。劉邦東擊項羽過河内之時，奮年方十五歲，可知其時為漢高帝二年（前205）三月。劉邦自臨晉（今山西永濟）渡黃河，降魏王豹，下河内（今河南沁陽），并其軍，虜殷王卬，置河内郡。〔7〕同時《史記·陳丞相世家》中記載，當時萬石君石奮為漢王中涓，受陳平之谒，導劉邦之所。〔8〕因此，可推知其生年，上推十五年，即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從而确定了石奮的出生年當為秦統一中國後的第二年。其卒年于同傳可知，于武帝元朔五年（前124）中卒。據此可推知，萬石君石奮生活在秦朝至西漢早期，高壽九十六（前220—前124）。

石奮有子四人，長子石建，次子甲、乙〔9〕，末子石慶，景帝朝時其一門五人皆為俸祿二千石的高官，故此漢景帝稱石奮為“萬石君”。末子石慶于漢武帝即位之初，即建元二年（前139）〔10〕由尚黃老之說的孝文窦太後任命為内史，但隻任了一年（前139—前138）。與前文《史記·萬石張叔列傳》記載對應可得出，萬石君一家徙居到“陵裡”的時間當在是年或之後不久。很有可能就是建元二年（前139），所指之陵當是漢武帝的“茂陵”〔11〕。這座現存西漢封土最為高大的帝陵，正是在武帝即位第二年，即與石奮出任内史之職同為建元二年（前139）開始營建其壽陵的。

石慶為武帝朝大臣，曆任内史、太僕、齊相、沛守、太子太傅、禦史大夫、丞相等職，于太初二年（前103）卒于丞相任上。内史之職本為周官，秦代沿襲改為管理京畿之地〔12〕。雖西漢早中期陵邑的行政管理，通常歸九卿之一的太常管轄，并非隸屬于郡縣；而隸屬太常的陵邑之地，則為内史所轄區域包圍。據前文所引記載，任官内史的石慶曾于前139年至前138年的某日醉酒而歸，入陵裡外門（即“闾”）時未下車，以至裡中長老皆躲避其車馬座駕。石慶為此受到其父萬石君的嚴厲責斥，石慶與族中兄弟皆肉袒謝罪，然後再次出入裡門下車趨至家。

萬石君如此嚴厲訓斥其子石慶的個中原因自有玩味。石奮以“馴行孝謹”聞名于朝，他過宮門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轼，以示對皇帝與其他官員的尊敬；平日燕居見子孫，必着朝服盛冠，其言行之謹嚴令齊、魯諸儒亦歎不及。而其中根本原因或是，能夠居住到茂陵“陵裡”中的，多為景帝、武帝時的高官顯宦。石慶入裡門不下車，是對裡中長者的不敬，亦可能因跋扈形象而損家門聲譽，引起同樣居于陵裡中的其他有權勢的家族的不滿。由此可見萬石君治家之嚴。

關于陵邑制度的設立，并非源于漢代，而是在戰國末及秦朝之時便已初露端倪。從戰國中期的靈壽中山刻石可知，中山王陵已有守護陵園的人員。其後秦每新破一國必寫放宮室于作之鹹陽北阪之上，統一戰争的推進也使得人口的大量向關中流動和聚集。漢初，智囊婁敬（後被賜姓為劉敬）除了建議劉邦從洛陽遷都長安，于白登之圍約匈奴和親之外，還進言了充實秦中人口的計策。将關東六國之後和地方豪族遷徙至秦中，集聚于陵邑。此舉除了彌補秦末動蕩和楚漢戰争中的人口損耗，充實關中以備北胡入侵之外，還可以防備關東舊貴族的分裂勢力，加強漢政權的集權統治。至漢武帝時仍在繼續遷徙地方豪民，移籍近臣于茂陵邑。

目前從對西漢帝陵考古遺址的調查可知。西漢有陵邑的帝陵共有七座，為漢高祖的長陵、漢惠帝的安陵、漢文帝的霸陵、漢景帝的陽陵以及漢武帝的茂陵、漢昭帝的平陵、漢宣帝的杜陵。從漢元帝的渭陵開始，元平元年（前74）始下诏廢除陵邑制度，原太常所轄諸陵分歸三輔管理，之後的西漢、東漢帝陵并無陵邑之制。陵邑的興建與西漢政權的興衰相關聯，可以說柔仁好儒的元帝之世地方勢力擡頭，乃至東漢豪強大族的興起，很大程度上當歸結于陵邑制的廢除。當下考古遺址的發掘結果也與傳世文獻記載相合。據《史記·萬石張叔列傳》記載，萬石君石奮家早年因其姊善鼓琴而為高祖美人方得機遇，徙其家于長安城西南的戚裡，晚年武帝時石家遷徙茂陵邑之陵裡。雖然同傳的建陵侯衛绾、塞侯直不疑不知是否亦遷徙至陵邑，但同傳的郎中令周文家徙陽陵，禦史大夫張叔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徙陽陵。顯然後二者都是徙家于漢景帝的陽陵邑。

關于“陵裡”概念的認知，目前學界的認知還是頗含糊的。考古學所研究的是比陵裡更大一層的“陵邑”，“陵裡”則好比皇帝陵墓的周邊，是居住着高官、豪門、富戶的小城市中的各個小區。但“陵裡”之名隻是這種小區的通稱，并非實特指某一小區。唐代司馬貞在《史記索引》中引用西晉張華的《博物志》，其文曰：“太史令茂陵顯武裡大夫司馬遷，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13〕從今本《博物志》已轶失的這條記載可知，司馬遷也移居于茂陵了。“顯武裡”是具體實指的陵邑之裡名，是衆多陵裡中的一個，“茂陵顯武裡”可簡省稱作“陵裡”。由此，筆者認為，西漢時陵邑中的“陵裡”還與中古時期的“裡坊制度”存在淵源關系。如曹魏邺城，其城北東部戚裡和南城諸裡的規劃，唐長安城、洛陽城、揚州城的衆多方形裡坊，城的大小等級與裡的數量關聯。顯然，陵裡制度有軍事化管理居民的痕迹，富于軍事意義。

位于長安城東南和渭水北岸的七座陵邑，是拱衛京畿長安的衛星城。除了皇帝親近的大臣高官遷徙陵邑之外，尚居住着六國舊貴族、地方豪族富商等。為了安撫和控制像齊國田氏，楚國屈、景、昭三姓，趙、魏、韓三晉宗族等豪族，在引其長距離遷徙至關中的同時，也會加以懷柔和優待，因而陵裡中的居民往往享有相當高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實力。甚至到了唐代早期，關中高陵、栎陽的田氏，華陰、好畤的諸景，三輔諸屈尚多〔14〕，“五陵少年”正是顯貴豪富家青年的代名詞。元代趙雍還畫過《挾彈遊騎圖》，描繪的正是着朱衣戴幞頭、騎馬挾彈弓出行的五陵少年形象。陵裡之人因其特殊的社會地位，而與一般黔首有别，而最直觀的，就是出行時車馬駕座上華麗非凡的裝飾。

故，雖然這批精美的金銀錯青銅部件是後來追繳回的盜掘品，出土信息缺失，斷代困難，卻可據此大緻推斷，“陵裡”銘金銀錯青銅部件當出于陵邑制度施行的時期，即西漢早期和中期，不可能到西漢晚期的元帝之世。

三、器名與功用

莊浪縣博物館收集到的這5件帶有金錯“陵裡”銘文的青銅部件，報告中被分别稱為“銅提耳”和“銅傘杠箍蓋帽”。提耳即是器物的鋬，與現代馬克杯的“U”形把手相似。而傘杠箍蓋帽，所指的或為車輿内傘杠之頂的末端裝飾，與現代雨傘的傘帽類似。由于這批器物并非科學考古出土，缺失了可資推斷的“原境”；又漢代青銅器和車馬器長期以來均非青銅器研究領域内的重點，且零件瑣碎繁多，識别存在一定的難度。但由其形制，筆者認為這五件“陵裡”銘文的器物應是車馬器的部件，其中四個“U”形物并非“銅提耳”而是車衡上的四個“車轙”；所謂“銅傘杠箍蓋帽”也并非用于車輿傘蓋的頂飾，而是車衡上的“衡末”或是車轭上的“轭首”，都是獨轅車車衡上的青銅車飾。

車戰是商、周時代作戰的主要方式，車後跟随着大量徒卒。到戰國時代，兵種發生變化，從南方吳、越引入了以劍為主的步兵、水兵，從北方匈奴、林胡、婁煩等部族引入了騎兵。戰鬥的主要模式，由車陣戰轉向步騎兵的混合編組。西漢早、中期，就處于戰車地位從高峰開始跌落的時期。

這五件金錯“陵裡”銘的金銀錯青銅車飾，從尺寸及工藝來看，并非是後世的陪葬用車馬器，而是實用物。發掘者推斷莊浪M1遺址是武将衣冠冢——未見遺骸，隻葬衣冠或生前象征身份的貴重之物，則把生前車馬上的裝飾部件拆解下來與衣冠、武器、铠甲合葬是有可能的，考古發掘中不乏此例。如戰國中期湖北荊門包山二号楚墓。這批莊浪金銀錯青銅車馬器，可分為車轙與衡末（轭首）兩類，都是古代車馬的裝飾，位于車衡（或車轭）之上，起到馬匹牽引、辇動車轅、帶動車輿、滾動車輪的關鍵部位，除了加固的木質車馬構件之外，又進行了裝飾性美化，并施之以華麗的金銀錯工藝。複原後的裝配如（圖3）所示。

圖3 獨轅車的車轙與衡末（轭首）複原圖車轙黃色、衡末紅色、轭首藍色 繪圖/金烨欣

《昭明文選》中張衡的“東京賦”言：“龍辀華轙，金鋄镂錫。”〔15〕《說文解字·車部》稱：“轙，車衡載辔者。從車義聲，或從金從獻。”〔16〕車轙，位于橫置的車衡之上，往往成對等距分布，多為四件一組。轙的造型如環，呈寬“U”形或“Ω”形、“O”形，起到貫穿牽引馬匹缰繩“辔”的作用。西漢中晚期有些華麗的車轙，如江蘇省徐州龜山漢墓〔17〕和山東省曲阜九龍山西漢魯王墓所出者〔18〕，多用鎏金、金銀錯、鑲嵌等工藝進行裝飾，在頂部鑄造出山巒雲氣和龍首等形象。如河北省平山縣戰國中山王厝墓二号車馬坑出土的銀錯三号車青銅車轙〔19〕，便是典型的出土品。

這四件金錯“陵裡”銘金銀錯青銅車轙，高5.5厘米、寬8厘米，截面直徑1.3厘米，尺寸近于實用車馬器，而非縮小的陪葬明器。四件一組十分完整，因插于車衡木中使用，所以車轙兩腳處未做銀錯裝飾；又為了在車衡上貫穿引馬缰繩而不使之纏繞打結，呈長“U”形。車轙最上部，有銀錯銘文“陵裡”二字。由此可推測出，莊浪M1原陪葬的可能為獨轅驷馬車。

“瓊毂錯衡，英華假隻。”〔20〕車衡，是與轭搭配起到固定馬匹的作用。《論語》“衛靈公”篇曰：“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後行。”〔21〕唐代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二七 莊子音義中”言：“衡，轅前橫木，縛轭者也。”〔22〕車衡兩端有圓柱形或花瓣形的金屬包首，多采用鎏金或金銀錯的工藝進行裝飾，名曰“衡末”。除此之外，“車轭”綁縛于橫置的車轅兩側。獨轅車車轭有2個至4個不等，左右對稱性分布。雙轅車的車轭則位于兩轅之間，隻有1個車轭。車轭的“轭首”和“轭軥”往往用金銅制造，轭軥數量是轭首的兩倍。但是，轭首與衡末往往難以區分，多為中部帶有凸出的竹節短圓柱形，一端為空銎，兩側有小圓孔用于栓固使其不脫。西周時代往往會在轭首頂部加以“銮鈴”，而内有銅丸，行車鳴動，如故宮博物院藏《列女仁智圖》卷中所繪春秋時衛靈公夫人聽馬車銮鈴之聲過宮門而靜，便知是賢臣蘧伯玉。而到了戰國和秦漢時代，則少見其蹤迹了。

金錯“陵裡”銘金銀錯雲氣紋青銅衡末，高5厘米、棱寬0.5厘米，外徑3.9厘米、内徑3.2厘米。原報告稱“銅傘杆箍蓋帽”，1件。但從尺寸大小來說，作為傘杠的蓋帽則尺度偏小，這與同時期的廣州西漢南越王墓所出的銀錯傘杠的直徑相比顯得過于纖細〔23〕。筆者認為此物原為木質車衡末端的衡末（或是轭首），雖追繳僅此一件，但應不止此數，單轅驷馬車當有2件，若加上形制相近的轭首當有4件至6件；雙轅車則更多。作為車轅兩端的裝飾，衡末呈圓柱狀，中有凸棱一匝，一端封頂，一端為銎。凸棱将衡末一分為二，為紋飾相同的上下兩條二方連續紋圖案，并以金銀錯雲紋為飾。凸棱之上，以銀錯出五條短豎為界格，中間以金錯橫卧長“S”形紋，重複排列環繞一周。頂部自外而内，呈三分式等距排列，紋飾相同。外區裝飾有兩圈金錯同心圓，内為金錯三瓣柿蒂紋，兩腳内卷數圈，如水渦回轉，三瓣尖部中間處各有一青銅地的留白圓圈。内區以銀錯兩圈更小的同心圓，最小的圈内金錯銘“陵裡”二字。此件可與河北省保定市滿城縣（今滿城區）陵山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M1）六号車出土的金銀錯雲紋青銅衡末〔24〕相互比對。

從現存的“陵裡”銘車馬器來看，其主要是獨轅車的構件，而非西漢晚期和東漢盛行的雙轅車構件。如美國裡士滿市的弗吉尼亞美術館（Virginia Museum of Fine Arts）所藏“陵裡”銘銀錯獸首青銅車䡇便是用于獨轅車之上。車轅由車輿底部伸出，較平直的部分稱為軓，前段稍稍變細昂起與衡相接，名曰頸。車轅最前段為䡇，多以銅質的龍首獸形為多。相關的䡇飾還可見位于河南省輝縣固圍村魏國王陵出土的戰國晚期金銀錯獸首形青銅車䡇〔25〕。從戰國到西漢，戰場上步兵逐漸占有絕對優勢，戰車作用退居次要，但車的地位依然很高。如漢武帝曾經下令征用官民的車馬數千乘列隊于長安，以迎降漢的匈奴渾邪王，張揚大漢雄威。至西漢中、晚期，獨轅車逐漸為雙轅車取代，車的牽引系統發生轉變，遊環、衡末等金屬構件在雙轅車中繼續沿用，而䡇等獨轅車構件不再使用或變小成雙，車轙數量也減少，由此說明這批“陵裡”銘車器制作使用的年代較早。

四、海外遺珍與權勢體現

除了甘肅莊浪寺角窪漢墓M1所出的“陵裡”銘金銀錯青銅車馬器，在海内外諸多博物館中也收藏有相同銘文為“陵裡”的金銀錯車馬器。國内收藏的傳世品以故宮博物院為代表，其收藏有一件“陵裡”銘車輿末。海外傳世品以美國和瑞典的博物館收藏為主，主要集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賽克勒美術館（計16件），美國弗吉尼亞州裡士滿市的弗吉尼亞美術館（計1件），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遠東古物博物館（計1件）。本文暫隻對與甘肅莊浪所出相同形式的7件車轙和衡末進行對比。這7件制品皆收藏于美國華盛頓賽克勒美術館〔26〕，來源于保羅·辛格（Paul Singer，1904—1997）的捐贈，分别為銀錯“陵裡”銘青銅車轙4件（S2012.9.2153.1-4）高5.4厘米、寬7.6厘米，截面直徑1.4厘米。與莊浪所出的四件金錯“陵裡”銘金銀錯青銅車轙尺寸相近。銀錯“陵裡”銘青銅衡末3件（S2012.9.1728.1-3）高5.5厘米、直徑4.5厘米，與莊浪的“陵裡”銘金銀錯雲氣紋青銅衡末相比略大。從它們的形制和尺寸看，當為具有一定生産尺度标準的中央工官相近時期的産品。可以說這批莊浪出土的“陵裡”銘金銀錯車馬器的意義，使得流散于海内外有同樣銘文的車馬器，獲得了一個具有準确出土信息的可資校準的例證。

與出土此類車馬器的河北定縣三盤山中山王陵、山東曲阜九龍山西漢魯王陵、山東長清雙乳山濟北王陵、河南永城黃土山梁王陵、安徽六安王陵等規模巨大的諸侯王陵相比，甘肅莊浪M1的等級規格并不高。那麼如何看待這類金銀錯車馬器與墓葬等級和主人的關系呢？筆者認為情況比較複雜，一般來說大部分出土有金銀錯器物的墓葬等級都不低，不考慮被盜因素，當與墓葬等級和墓主關系成正比。金銀錯高于鎏金銀，金錯又高于銀錯，這是材質貴賤與工藝難度所決定的。然而，戰國有些中、小型墓有時也零散出土金銀錯器物；漢代也有類似的情況，如屬中小型的西漢早期江蘇漣水三裡墩漢墓，便有出土青銅車馬模型與金銀錯青銅車䡇，報告推測墓主可能是西漢鳣侯劉應，其随葬品很多是戰國晚期之物。可以肯定的是，諸侯王陵中出的金銀錯車馬器，不僅數量多成系統，且多種功能類型的車馬排列成行，模拟生前的冠蓋相屬、前後相望的華麗出行場面。如江西南昌海昏侯墓所出的金銀錯車馬器〔27〕，規格相當高，很可能就是《漢書》所載劉賀被廢後出宮所乘的皇帝副車，甚至連不太能看見的馬嘴中的銜镳都施以金銀錯。當然也有很多小件明器車馬，多以鎏金、銀的制造手法加以表現龐大的出行隊列與随從，典型者如江蘇盱眙大雲山江都王陵1号黃腸題湊墓外回廊的為數衆多的鎏金、銀明器車馬明器〔28〕，其不見馬與侍從，隻見車與兵器。總之，西漢諸侯王陵出土的金銀錯車馬器多成套陪葬實用車馬器，金屬部件多有磨損現象，往往形成車馬器物群組，與将車馬器部件拆解下陪葬少量分散出土的中、小型墓形成互補關系。

随着君主集權制度對全國管控力的加強，朝會頒賜器物成為皇帝對其他同姓諸侯王或高級官員表達信任籠絡的常用形式。能體現身份等級的金銀錯裝飾的豪華車馬器就是其中一種。在《漢書》中随處可見朝廷賜予緻仕的三公、重臣以“安車驷馬”或舉孝廉待诏公車的記載，可以說車馬裝飾越華麗，越能體現其身份地位的高貴。比如在朝鮮平安南道大同江古墓出土的金錯禽獸雲氣紋青銅車傘杠〔29〕，用于支撐車上巨大華麗的傘蓋，為西漢中央工官生産的高等級車器，與國内河北省定縣（今定州）三盤山122号西漢墓3号車所出土的彩石鑲黑漆嵌金錯狩獵雲氣紋銅傘杠的紋飾極為近似，應是由中央工官統一生産再頒賜發往全國各地的制品。

目前已知，商、西周以及春秋晚期之前的銘文和紋飾多由鑄造而成，紋飾和銘文需由外範或蠟模預先制造。進入春秋以後，鐵質工具逐漸取代之前的青銅工具，硬度大幅度提高，引發了青銅器表面裝飾的變革。這對于紋飾和銘文的影響不言而喻，如出現了錐畫（針刻）、彩石鑲嵌、金銀嵌錯等新的器表裝飾工藝。戰國時代，煉鋼技術的進步，工具的刀鋒更利，已可以直接于鑄造完成的青銅器表面刻畫細如發絲的金銀錯凹槽。漢代的工匠更是以刀代筆，高超的刻銅走刀技術留下了許多帶有器物銘文的銅器。其與石質的碑刻一起，經過材質、工具、人手的轉化，形成一種區别于書寫的陌生化的新的文字視覺圖像，即後世學者稱美的“金石味”。而此時，這種在器物表面銘刻文字的行為，除了标明器物所有者之外，還是一種對器物産品質量的追溯制度。簡言之，前者是“物勒主名”，後者為“物勒工名”。

紋飾方面，這批金銀錯車馬器裝飾以柿蒂紋、鳥紋和雲氣紋為主。其中雲氣紋形态多樣且有多處表現。在車衡末的頂端，環以三瓣柿蒂紋（方華紋或方花紋〔30〕）。此外在車轙之上，還可以看見幾何化的變形雲紋與回首的鳳鳥紋的結合體，近于楚國的典型紋飾。

銘文方面。就目前收集到的資料，其絕大部分為施以金銀錯工藝的青銅車馬器，少數局部鎏金，大部分帶有“陵裡”銘。如美國賽克勒美術館藏的銀錯“陵裡”銘青銅輿末（S2012.9.2333）（圖4），銘文“陵裡”二字嵌入花紋中間，陵大而裡小，為适合空隙，将“陵”字右下部分進行了縮小扭曲。可知雲氣紋飾的設計者并未考慮給銘文預留足夠的空間。從銘文字體來看，這些“陵裡”銘文非出自一人之手，字體多采用篆體方折化後的西漢“缪篆”典型字體。又如由熱愛東方學的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Gustaf Vl Adolf，1882—1973）捐贈的“陵裡郭氏”銘銀錯青銅車輿末（OM-1974-0705）和“安昌”銘金銀錯青銅車輿末（OM-1974-0693），這兩件今藏斯德哥爾摩遠東古物博物館，銘文的布局設計顯示出二次完成痕迹，加刻銘文者明顯受制于器物設計者的先前布局。但銘文紋飾的骨骼和布局裝飾來看，卻是同一作坊相近時期的制品。

圖4 [西漢] “陵裡”銘銀錯雲氣紋青銅輿末 青銅 7.3×4.3厘米 美國賽克勒美術館藏

因此，筆者推測，整體車馬器可能由中央工官統一生産，而配給于陵裡中的特殊權貴之家，然後各家在與紋飾空隙處物勒主名以記其歸屬，如“陵裡郭氏”，便是其例。“安昌”，則是漢代的吉祥祈願套語。而更為普遍的則是“陵裡”，可能宣誓了所有者家族特殊的社會地位和體現了與皇帝的密切聯系。出土于甘肅莊浪的這批“陵裡”銘金銀錯青銅車馬器，很可能是居于陵邑的某位武将，獲得了來自中央工官所統一生産的車馬器，因車馬具有移動性，而被埋藏在了遠離長安的地方。

結語

商周以“鐘鳴鼎食”為代表的青銅禮樂文化，至漢代逐漸被可移動、可視化的“車馬出行”文化所取代。可以說，車馬座駕的裝飾華麗程度是區分社會等級與身份的最直觀的表現，這成就了金銀錯車馬器作為“新禮器”崛起，也成為漢代“畫像磚”“畫像石”乃至墓室壁畫的重要母題之一。

總而言之，甘肅莊浪出土的這批金銀錯青銅車馬器，銘文釋讀當為“陵裡”。而“陵裡”為“陵邑”中更小的居住單元，是陵邑中裡名的通稱，而非具體裡名。這批用金銀錯工藝裝飾的器物，很有可能是西漢武帝統治時期或是其統治時期前後，由位于長安的中央工官生産，繼而由政府賞賜給居于“陵裡”的某貴族或高官，家族加工以“物勒主名”銘記其歸屬與祈願。“陵裡”銘車馬器，是一種能反映擁有者地位和身份的座駕飾品，是居住于“陵裡”之人身份、圈子的标識，具有特定的象征意義。而“陵裡”概念從更大範圍的“陵邑”中細化出來而更聚焦與明确，陵邑之裡制度對後世中古時期裡坊制的産生和發展有一定的淵源關系。關于漢代的陵邑制度，筆者期待學界有進一步的讨論。

甘肅莊浪M1漢墓，位于關中的北門戶蕭關以南；這批“陵裡”銘金銀錯車馬器的主人，或如考古報告所推測的，是一名曾居于陵裡而帶兵駐外的武将，他守護着泾河蕭關，守望着京城長安。

注釋：

〔1〕除了類似于陵邑守護性質的城市外，秦也向重要軍事據點移民。如通向五原郡的直道起點雲陽，也移民了5萬戶，後增至25萬人。這些伴随着陵墓和軍事據點的城市，都成為了拱衛都城鹹陽的衛星城。

〔2〕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莊浪寺角窪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17年第9期。

〔3〕江蘇省南京市江甯區秣陵街道東北有陵裡社區。

〔4〕《史記·萬石張叔列傳》，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3327—3332頁。

〔5〕《漢書·萬石衛直周張傳》，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196頁。

〔6〕兩段文字的重合度極高，《史記》多一“弟”字，《漢書》多一“謝”字，當為班固抄錄了司馬遷的文字。

〔7〕王雲度《秦漢史編年》，鳳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229頁。

〔8〕《史記·陳丞相世家》，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2481頁。

〔9〕甲乙并非其名，而為史籍缺載。

〔10〕建元年号為後來追認的漢武帝年号。

〔11〕但也不排除是剛剛去世不久（前141）的漢景帝陽陵邑中的陵裡。

〔12〕漢高帝九年（前198）合為内史。漢景帝二年（前155）分左、右内史。漢武帝時右内史改置京兆尹，左内史改置左馮翊、右扶風。

〔13〕《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3296頁。

〔14〕《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3276頁。

〔15〕[梁] 蕭統編，[唐] 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中華書局1987年第1版，第71頁。

〔16〕[漢] 許慎《說文解字》，中華書局2013年第1版，第303頁。

〔17〕南京博物院、銅山縣文化館編《銅山龜山二号西漢崖洞墓》，《考古學報》1985年第1期。

〔18〕山東省博物館《曲阜九龍山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第5期。

〔1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厝墓——戰國中山國國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圖一四七，8；圖版二二九，1，第317、318頁。

〔20〕[宋] 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卷第十 大招章句第十》，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23—224頁。

〔21〕程樹德撰，新編諸子集成《論語集釋》，中華書局1990年第1版，第1065頁。

〔22〕[唐] 陸德明撰，黃焯彙校《經典釋文彙校》，中華書局2006年第1版，第764頁。

〔23〕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東省博物館《西漢南越王墓》（上、下），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61頁。

〔2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滿城漢墓發掘報告》（上、下），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版，圖一三一，3；圖版一二七，3，4，上冊第190—191頁。

〔25〕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輝縣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頁，卷首圖版；[日] 中國歴史博物館編“中國の博物館 第５巻”《中國歴史博物館》，講談社、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76，202、203頁。

〔26〕New Frontiers in Global Archaeology: Defining China’s Ancient Traditions（全球化背影下考古學新前沿：解讀中國傳統）. New York, 2008. pp. 359-384.

〔27〕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館、南昌市新建區博物館《南昌市西漢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銅器》，《文物》2018年第11期。

〔28〕南京博物院、盱眙縣文廣新局《江蘇盱眙縣大雲山漢墓》，《考古》2013年第10期；南京博物院、盱眙縣文廣新局《江蘇盱眙縣大雲山西漢江都王陵一号墓》，《考古》2013年第10期；南京博物院、盱眙縣文化廣電和旅遊局《大雲山——西漢江都王陵1号墓發掘報告》（全4冊），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1版。

〔29〕大阪市立美術館編《漢代の美術》，平凡社1975年版，図49，第280頁；鄭岩《關于東京藝術大學藏西漢金錯銅管的觀察與思考》，《藝術探索》2018年第1期。

〔30〕李零《萬變：李零考古藝術史文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第165—171頁。

金烨欣 中國美術學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載《美術觀察》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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