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日，鮮少有影院放映《小偉》了。

電影《小偉》，原名《慕伶，一鳴，偉明》，于1月22日全國上映。這部電影分為“慕伶”“一鳴”“偉明”三個部分，分别代表着媽媽慕伶，兒子一鳴和父親偉明。電影講述了一家三口的生活因父親偉明被查出末期肝癌而改變，表面上平靜的家庭被陰霾籠罩。慕伶扛起家，卻得不到父子倆的體諒。一鳴收到美國的大學錄取通知書，但不敢告訴爸媽，他知道母親不易，卻不願表現過多關心。偉明則在迷霧之中暗自做出一個改變家庭命運的選擇。

影片根據導演黃梓自身經曆改編而成，拍攝于2018年年初。這是他在國外留學學習電影專業後，自編自導的首部電影長片，那時導演黃梓29歲。在他30歲期間，影片制作完成。他攜《小偉》參加了2019年西甯First電影展，入圍其主競賽單元，并斬獲“評委會大獎”。影片中“偉明”部分使用了大量超現實的元素展現癌症患者的思緒，吸引着衆多觀衆，認為整部電影“細膩、克制，将死亡和逝去講述得獨有韻味”。在2020年期間，影片還曾分别在北京國際電影節和上海國際電影節展映，一開票就被搶售一空，口碑飄紅，豆瓣評分7.8分，超過70%的觀衆給予了7分以上的好評。

而如此受歡迎的場景，在正式上映期間卻不複現。上映六天，影片總票房不足65萬，影院排片率低至0.1%，很多城市對這部電影“聞所未聞”。

1月26日，32歲的黃梓在微博發文，“像一次考試，結果比預想的還要糟糕……哪怕更多一位觀衆，對我而言都是有意義的”。翌日，北京青年報記者聯系了導演黃梓，與他對話影片背後，他想傳達的信息。

《小偉》

我沒有當藝術家的才華

北青報：您什麼時候開始創作劇本的？

黃梓：我爸爸是在2014年的時候得了病，所以那時候開始就有在構思，做一些筆記。真正動筆寫劇本的時候是2015年。

北青報：電影制作過程順利嗎？

黃梓：我拿着劇本參加了很多電影節的創投，有一些公司開始和我對接，聊合作意向，不過一直沒有真正地推進拍攝的事情。這個過程中有着種種分歧，既有創作層面的，也有創作以外的事情。

最關鍵的一點是我們沒有建立起信任關系。我作為一名新導演，隻有這麼一個劇本，從來沒有拍廣告或短片的經曆。所以，這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高風險的投入。我當時覺得，既然沒有信任關系，我還不如早點離開，用别的方式把我的電影拍出來。因為我迫切地要和已經不在了的父親對話，跟自己對話。

最終，我的小姨資助了我一筆錢，讓我開始了拍攝。開拍是在2018年年初，拍了33天，在春節前完成了拍攝。

北青報：這次出演一家人的演員是專業的還是素人？

黃梓：他們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電影演員,飾演夫妻的演員彭杏英和高瀚文，他們在真實生活中也是夫妻，是香港話劇團演員。飾演孩子一鳴的演員是薛立賢，曾經是童星，不過他後來沒有繼續當演員了。在拍片的時候，薛立賢有一天跟我說他要回香港，我問他回去幹嗎？他說回去考公務員。他現在已經是一名公務員了。

北青報：您怎麼讓他們能更好地進入角色的呢？

黃梓：前期工作還挺重要的。首先我在寫劇本的時候，可能花了比較多的功夫，讓演員在看劇本的時候能夠更容易進入吧。

我寫劇本時是用普通話，之後我們一起圍讀劇本時，其實是有一個翻譯的過程的。他們看完劇本，有自己的理解，先按照自己的說話習慣，去講台詞和對話，我們一起商量如何調整更好。因為我們廣東人有時和香港人的語言，還是有細微的差别。我們的發音基本是一樣的，但有一些講話習慣，有些俚語是有區别的，所以我們一起修改劇本，也讓他們更好地了解人物。

北青報：您前期工作做得很充分，但為什麼發微博又在感慨，在後期制作時，“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沒有當藝術家的才華”呢？

黃梓：我對自己的預期太高了。這部電影本來是源于自己一個内心表達的沖動，劇本探讨的是孩子跟父母的關系，包括我的身份認同感的問題。“我想離開，但是又面臨着抉擇”這一内心的表達。

一開始寫劇本，我沒有考慮觀衆觀看時的接受程度或者想引起觀衆多少共情。我本以為我的劇本屬于很生活流或者很無聊的類型，拍出來的電影會是特别悶、非常文藝的電影。但是拍出來之後，我發現所謂的那種“高級”的藝術表達，好像并不存在。制作出來的成品反而還是挺通俗，或者說挺好看的一個故事。

北青報：所以，您從一開始就想要去追求“高級”的文藝片？

黃梓：我也沒有去追求，我隻是按照想法來執行。因為我之前确實沒有真正地拍出來過一部電影。所以，在我的想象中，這部電影很可能是悶悶的文藝片，沒有太多顯性的表達。

其實一開始，我有點在模仿楊德昌導演。我到後來覺得，無論我怎麼模仿，都不可能達到楊德昌的感覺。因為每個導演拍出來的東西不一樣，我要跟大師作為對比的話，首先沒有楊德昌觀察社會的敏銳度，其次是我們的生活閱曆也不一樣。所以，如果我一味地想拍一部很像楊德昌《一一》的電影，就會一直迷失，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拍這部電影，也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表達是什麼，隻是去模仿而已。于是，我後來又把這些模仿全都拿掉了。

“偉明”

在電影裡完成了父親的小小心願

北青報：電影的最後一部分“偉明”中，父親作為癌症患者，應該可以展現他直面癌症的一面，您卻用超現實主義的表達把這一部分給規避掉了，是出于什麼因素的考慮？

黃梓：戲中人物在遭遇家庭變故的時候，并不是忽然間就改變了生活态度，這與我自己的經曆有關。我父親生病的那段時間，我有時候會察覺他有一種很安靜的狀态，并不是抑郁或煩惱的情緒，而是他很平靜地坐在一旁。

我父親屬于很愛交談的人，他在生病的時候也是如此。隻是他在有時候多了一些瞬間，他的思緒似乎飄到了很遠的地方。所以拍攝這個段落時，我作為導演，試圖“扮演”一個去尋找他的思緒飄到遠方的人。

因此，我找到了一個小島，離廣州很遠。島上也有新的人物出現，就是“偉明”的爸爸媽媽還有大哥。

北青報：為什麼會增加這些人物？

黃梓：小時候，我跟爸媽住在一起，我爺爺奶奶、我大伯是住在我家樓下。我們一家六口一起生活，每天都會一起吃飯和看電視。但是我的爺爺、奶奶、大伯和我爸爸，都是在我生命的不同階段相繼地離開了。有時候想到他們，我會覺得是那麼的不真實，似乎他們隻是在很遠的地方，并沒有離去。所以，我用了超現實的表達方式去處理。我的設計是偉明去島上找到爸媽和大哥，這是一個尋找來處問題的過程。

北青報：所以，你也沒有直接拍攝偉明離去的情節，而是用了留白的方式？

黃梓：對。開始動筆寫劇本之前，我就決定不去展現死亡的過程。當然，我完全可以描繪一個人死亡的過程，拍攝他痛苦的狀态或是安詳離去的場景。并不是說這些呈現不好，但是在我自己的電影裡面，我要回避這樣的表達。

我不希望利用苦難或者說展現偉明經受的病痛，在觀感上煽情，引起觀衆的共鳴。所以，我更傾向于把這部分做一個留白。為了讓觀衆看得輕松，我還設計了笑點，避免讓觀衆覺得沉重或濫情，逼得他們掉眼淚。

北青報：電影裡有溫情的時刻，他們離開小島回到廣州時，在火車包廂裡互動，笑得很開心。

黃梓：在這樣的家庭變故中，他們三個人都需要某種意義上的“出走”。去小島給了他們一次機會，幫助他們卸下身上一些不必要的負擔。在他們卸下負擔之後，火車上逼仄的空間給他們提供了氛圍，可以讓他們真正地打開自己的心，不需要再去隐藏自己。

電影裡，兒子想躺在下鋪的床上。父親也擠過去躺在一起，還要求母親也一起躺過來，一家三口躺在一起。但是，火車上的床位小小的，根本不可能躺在一起的。

這段情節是我圓了我爸一個小小的願望。這也是我最喜歡的一場戲，在現實中沒有發生過。想到這場戲，是因為我爸生病之後，曾說過很懷念我們一家三口擠在一起睡的場景。

北青報：這似乎也是少有的一家三口同框最多的時刻。

黃梓：是啊，他們三個人很少在同一個畫面中，就算有也可能是對立的，父親與兒子一側，母親在另一側。可能很多時候，一個人盡管在場，但是他并沒有一種強烈的存在感。

“慕伶”

她面對的所有事情，都是第一天的不斷累積疊加

北青報：電影裡的母親被“孤立”的時候是最多的，在影片第一段落母親“慕伶”中，是最現實的部分，沒有超現實的情節，為什麼？

黃梓：其實“慕伶”部分也有一點點超現實的處理。在醫院的場景中的長鏡頭，她反複地走在病房跟走廊之間。這裡是有一個時空的跳躍處理。一開始有親戚來探望偉明，後來就是慕伶送他們出去。等到慕伶走回到病房的時候，偉明已經穿好了衣服準備出院。這裡有一個時間上面的跨越，從前期他們在醫院裡面治療，之後一下子就到了出院的那一天了。

北青報：這樣處理的用意是？

黃梓：對于慕伶來說，偉明生病住院的時期，她每天都得重複一樣的事情。她每天去醫院、上班、再去醫院，最後回家，第二天似乎又是這樣。

她面對的所有事情，都是第一天的不斷累積疊加，但同時生活又有一種不穩定性。她不知道這個事情還會有什麼變化，但是很可能不是往好的方向的變化。

因為偉明得了癌症，這是既定現實，病情又難以好轉。她為了丈夫、為了兒子，一直處在一種很高壓的狀态下面。所以，我把在醫院的階段簡化了。

北青報：她在高壓狀态中，還是撐起了整個家。

黃梓：對。她所面對的是真實的、現實存在的生活困境。她是第一個知道爸爸偉明的病情，并且選擇了隐瞞病情。她必須承受生活帶來的各種壓力，包括經濟層面的、生活層面的等等。家裡面少了一個家庭支柱，那慕伶就要支撐起這個家。

北青報：所以，慕伶的鏡頭用了很多前景遮擋。

黃梓：是的，為了營造一種困境吧，不管她是坐地鐵，還是在和同事吃飯，她總是被包圍着，有種走不出去的感覺。

北青報：電影的最後，母親和兒子達成了一種和解，這也是您内心中的期望嗎？

黃梓：我還沒有設想過。我并不是想要通過這個方式跟我的媽媽有所謂的和解，或是可以達成互相理解的程度。每個人在家裡面的狀态不一樣，兒子可能并不是要跟家人在一起，每天晚上都聊天，去講今天發生了什麼。除了代際關系問題以外，更多的是我們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要選擇适應某種環境，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有出國留學的經曆，當我回到了廣州，回歸到家庭生活之後，我也是很不适應。我還是會去考慮父母的感受，我必須得跟以前不一樣，才能去體現我出國留學的這幾年的成長。我會有一些迷失吧，反而我越去想跟父母之間的隔閡，距離感會更強烈了。

“一鳴”

兩代人之間在精神層面上，有一種共鳴

北青報：您當時選擇了出國留學，電影裡的一鳴選擇了留下。一鳴的決定是您内心的另一種選擇嗎？

黃梓：一方面是的。不過，我的情況和電影的劇情有些區别。我是出國留學回來之後，我父親才被查出癌症。當時，我覺得家裡面特别壓抑，有點喘不過氣了，我不知道怎麼去面對這件事。盡管我剛出國回來不久，但是我又産生了要去其他地方的渴望。另外，我在高中時期，常常和我媽吵架，頻繁地争吵，我當時堅持要求他們把我送出國，想要離開家。所以，電影是把我生命中特别困惑、特别想逃離的兩個階段結合到了一起。

選擇與離開的主題，一直存在于我的這部電影裡面，也是我的一個人生課題吧。電影裡，不論是鄰居奶奶出走，還是周邊人都在讨論出國，但最終留下來的人是一鳴。因為我後來總是在想，如果當初我沒有出國會有什麼不一樣？隻不過，我怎麼思考都無法改變既定現實，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所以，一鳴選擇留下來代表着我對另外一種選擇的想象。

北青報：“一鳴”這一部分不同于“慕伶”的壓抑，一鳴看起來開朗許多，總是和同學開玩笑，奔跑和打鬧……為什麼這兩部分反差較大呢？

黃梓：不同的人在遭遇這個事件的時候，他們的反應都不一樣。慕伶得把所有的壓力和生活的困難承受下來，但是一鳴需要一個出口。盡管一鳴的内心依然是壓抑的，但他也沒法跟爸爸去說，也不會去關心媽媽。在學校裡，他找到一個情緒的出口，總會跟朋友、同學一起去做打破規則的一些事情，違反紀律、逃課、抄作業、翻牆出學校等等，他一直在奔跑，在尋求一個生活的方向吧。

北青報：雖然電影中一鳴說奔跑是為了散掉煙味，但其實也是一種情感的宣洩方式吧？

黃梓：是的。人在狂奔的時候，其實是無法思考的。更多的是一心一意地奔跑。在這個時候，人更多的是身體上面與外部世界的連接。跑步時，可以感受風、感受空氣，聽到的聲音與我們靜态時聽到的是不一樣的。那麼，他奔跑的時候，也是一種逃避，他想要更多的空氣，進入不一樣的空間氛圍。

北青報：所以，您也設置了關于奔跑的“阿基裡斯與龜”的物理悖論，老師在課堂上講到這個故事。

黃梓：這個悖論也跟他的青春期狀态有關系。阿基裡斯明明跑得比那隻烏龜快，為什麼他永遠沒辦法觸摸到烏龜？按道理來說，他是可以很快地追上烏龜，但是在某種前提的設定下，他不可以。

我們在青春期開始對事物有更多的認知之後，發現事情和原來的認知會有點不一樣。所以，在這個階段會有很多的不理解和質疑，但是又會迷茫。他在找一個看世界的角度，但是一直都沒有找到這部分。

北青報：在最後，他們整理偉明的遺物時，一鳴留下一件黃襯衣，其他的物品選擇丢棄，這代表着他們開始了新的生活了嗎？

黃梓：不論是留下遺物還是舍棄它們，都隻是一種選擇而已，都代表着一種可以繼續走下去的方向。丢棄了那些物件，不代表選擇遺忘，而是他們想開始新的生活。留下重要的遺物，也不代表念念不忘，或是這件事情不能翻篇。而是選擇了最能代表自己對這個親人的某種念想，寄托在了一個物件裡面。

一鳴選擇了父親那一件黃色的襯衣留下來，而且還自己穿上了這件襯衣。這件襯衣是他們一家三口回老家的時候，進入了一個超現實的場景。場景中重現了偉明當年離開廣州之前，他媽媽給他在縫紉機上縫制衣服的情節。但是在超現實的情景下，看到的是慕伶給一鳴縫制黃襯衣。

這一段，代表着兩代人之間在精神層面上有一種共鳴吧。

供圖/黃梓

文/北青-北京頭條記者 韓世容

來源： 北京青年報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