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ove letter, 1834
在所有表達感情的方式之中,書信是最能袒露人心的,藝術家在他們的作品中所傳達的情感是經過雕刻的,而在獻給愛人、情人的作品中,他們的情感則顯得更直接、真誠和不顧一切。
古往今來無數藝術家都在他們的畫中、雕塑中、裝置藝術甚至行為藝術中表達自己對愛人的愛慕和對于愛情的理解。
世間的愛情和世間的人一樣,也有着千萬種模樣。
1 窗外是愛的顔色:夏加爾
“她的安靜屬于我,她的眼睛屬于我。我感覺她已經了解我很久了,從童年,到現在,到未來。我知道這就是她,我的妻子,她蒼白的顔色,她的眼睛,那麼大那麼圓,那麼黑。它們是我的眼睛,我的靈魂。”“隻要一打開窗,她就出現在這裡,帶來了碧空,愛情與鮮花。”
馬克•夏加爾與貝拉·羅森菲爾德
夏加爾和貝拉從年少時一見鐘情到白頭時長相厮守,幾乎将自己的自己的全部感情和顔料都給了他摯愛的妻子。
《捧花的未婚妻》(1977)
夏加爾對能自己能娶到貝拉感到慶幸之至。雖然都是猶太人,夏加爾出身鄉下的窮苦人家,而貝拉則來自富裕的猶太珠寶商家庭。貝拉十四歲那年,兩人初見,“她的沉默是我的,她的眼睛是我的,她懂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夏加爾寫道。一段長達35年的愛情就此拉開序幕。
《小鎮之上》(1918)
他對貝拉說:“隻要一打開窗,她就出現在這兒,帶來了碧空、愛情與鮮花。從古老的時候起直至今日,她都穿一身白衣白裙或者黑衣黑裙,翺翔于我的畫中,照亮我的藝術道路。”
《生日》(1915)
《生日》(1915)或許是夏加爾最為人所知的一幅作品。畫作描繪了夏加爾生日那天,妻子貝拉手捧鮮花為他慶祝的場景,畫面上的二人幸福地飄在空中,夏加爾扭過頭去獻給妻子熱烈的一吻。在夏加爾自傳《我的生活》和貝拉散文集《點燃之光》中,都以各自視角講述了這幅畫背後的故事。
夏加爾和貝拉在巴黎的畫室
貝拉去世後,他畫了大量的畫來悼念貝拉,還将貝拉的散文集《點燃之光》出版,貝拉的文筆并不出色,但在他眼裡“她怎麼生活、怎麼愛,就怎麼寫……她的遣詞造句像是畫布上的一抹色彩。”
《The Promenade》(1917)
2 一生隻為你畫像:莫奈
“你如此美麗,而又可愛至極……”
提到莫奈,你應該會想到印象派,如果說馬奈是印象派的“幹爹”,那莫奈就是那位“親爹”。莫奈的一生留下了500多件素描,2000多幅油畫,收獲粉絲無數,是一位人氣很高的畫家。
莫奈一直喜歡畫他的第一任老婆卡米爾。當莫奈還什麼都不是時,卡米爾陪他走過了無成就、無名氣、不确定的摸索階段。1865至1866年期間,莫奈邀請卡米爾姊妹、巴吉爾和庫貝爾做模特,讓他戶外寫生。就在這時,他和卡米爾初識了。
1866年,莫奈為卡米爾畫下了這幅《綠衣女子》,這幅畫入選了巴黎官方舉辦的沙龍展,讓莫奈變得小有名氣。
這幅《綠衣女子》特别在哪?一般這種單人像,這種光影,是畫貴族的,可是卡米爾一個普通人家女孩穿着普通衣服,随意擺出的動作,卻被畫得如此端莊隽永。
但莫奈不是一番風順,他費盡心思畫的《花園裡的午餐》沒有被官方沙龍接納。他既窘迫,又失望,又窮。可是,卡米爾一直默默支持他,繼續當他的模特,還為他懷了寶寶。
然而,因為家庭不同意,莫奈還沒辦法娶她。直到孩子3歲了,莫奈得到家庭的認可,他們才結婚,那年莫奈30歲,卡米爾23歲。婚後,他繼續畫老婆。
《搖籃裡的傑·莫奈》,1867
《撐陽傘的女人》1875
這幅畫是卡蜜兒和兒子,他們逆光回望,陽光充滿了畫的大部分面積。歲月靜好中,卡蜜兒仍然是當年那個美女,兒子也乖巧可愛,靜靜站在一旁,和母親相伴。
《日本服飾中的卡米爾》1876
這幅畫在印象派的展覽中引起了很大關注。畫中,莫奈創造了絢麗的色彩,卡米爾穿着華麗的和服,被扇子包圍着,可以看到為了強調畫中主角的西方人身份,卡米爾還戴了頂金色的假發。
最浪漫的事之一,就是,當她從少女變為孩子媽,從健康到疾病,卻始終是他畫中最美的缪斯。
可惜,她陪伴莫奈14年後,就因子宮癌撒手人寰,留下莫奈和兩個孩子。但是,莫奈的畫記錄了他們愛情最美的那段日子。
《花園裡的女人》1866-1867,卡米爾也擔任模特,畫中出現的四位人物,都是卡米爾給莫奈提供的靈感
在1876年,卡米爾因肺結核病倒,1878年3月17日,他們的第二個兒子米歇爾出世,卡米爾的病情進一步惡化。那年夏天,莫奈舉家搬到韋特伊。同年,卡米爾被診斷出患有盆腔癌,于1879年9月5日逝世,在彌留之際,莫奈忍着巨大的悲痛為卡米耶畫下了最後一幅畫像《臨終的卡米耶》。
臨終的卡米爾
莫奈後來回憶說,“在愛妻的病床前,我十分本能地對那已無表情的年輕面孔仔細端詳,尋找死神帶來的色彩,觀察顔色的分布和層次的變化。于是萌生出一個念頭,要為這即将離開我的親人畫最後一幅肖像。”
卡米爾去世的時候年僅32歲,終其一生都伴随着莫奈在窮困潦倒中生活,未能享受到莫奈的巨大成就。因此,莫奈對于卡米爾一生都懷有歉疚。
3 愛是創作的動力:達利
“她的安靜屬于我,她的眼睛屬于我。我感覺她已經了解我很久了,從童年,到現在,到未來。我知道這就是她,我的妻子,她蒼白的顔色,她的眼睛,那麼大那麼圓,那麼黑。它們是我的眼睛,我的靈魂。”
達利與加拉
沒有加拉的達利,實在讓人無法想象。
加拉是俄羅斯人,比達利年長九歲,這位略帶憂郁和羞澀的年輕婦人,她的容貌和個性都深深吸引着達利。由于年少時達利就患有妄想症,精神反複無常,加拉的到來竟然對他起到了很好的心理安定作用。
達利與加拉
除了畫布上的創作,達利同時還設計服裝、首飾、舞台,并參與電影的拍攝。而正是加拉造就了多才多藝的他,他甚至在自己的作品中署上加拉的名字。
達利親自設計了一枚叫“皇家之心”的胸針,送給加拉。
隻要她走動,上面的紅寶石就會像心髒一樣跳動。
達利自身具備的這些巨大潛能,在遇到加拉後被徹底激發出來。達利遇到的是一個能夠在生活上照顧他;在事業上助他一臂之力;在精神上塑造他;在心靈深處理解并慰藉他的天使。這個天使不僅讓他的心理和生理得到了撫慰,而且占據着他的整個心扉,深深影響着他的生活、思想和創作風格。
《利加特港的聖母》1949,宗教畫裡的聖母瑪利亞是加拉。
加拉是達利精明幹練的專業總管,獨自扛下了所有的家庭雜務,讓達利專心創作。她更是行銷高手,達利噱頭十足,她則能言善道,兩人聯手打入美國市場,名利雙收。1982年加拉去世後,達利失去了靈感的缪斯,從此停止創作。
《原子的麗達》1948,麗達也是她。
4 愛是天性的解放:克利姆特
艾米莉·芙洛格與克裡姆特
克裡姆特這個放蕩的、留着波西米亞血液的奧地利藝術家,把愛情看的比婚姻更加重要,對他的情人可以瘋狂的戀愛,但卻堅持不給任何承諾。找他畫肖像的女人都非富即貴,有一半都是他的情人,傳說有14個私生子。
阿黛爾(1)
但是,終其一生都陪伴在其左右,并成為他靈感缪斯的女人,是他嫂子的妹妹:艾米莉·芙格格。艾米莉·露易絲·芙洛格(Emilie LouiseFlöge)1874年8月生于維也納,維也納分離派的成員,奧地利服裝設計師、女商人,克裡姆特的情人、終生伴侶。
花園裡的向日葵,1906
1891年,艾米莉的妹妹海倫與克裡姆特的弟弟恩斯特結婚。1892年12月,恩斯特意外去世,克裡姆特成為弟媳海倫的監護人,克裡姆特常常去看望海倫, 當時艾米莉十八歲,他們成為情人,在阿特湖畔度過一個又一個美麗的夏天。
花草農園
1890年代末期開始,克裡姆特與艾米莉每年都會在阿特爾湖岸共度暑假,在這裡創作了豐富的作品。而美麗的《花草農園》(Bauerngarten)在2017年3月蘇富比在倫敦拍賣中,拍出4.056億元人民币的成交價,一舉創下歐洲拍賣史上最高成交價。
艾米莉·芙洛格與克裡姆特
受艾米莉的影響,克利姆特也喜歡穿寬松長袍。這像僧侶袍一樣的服裝,也許也解放了他的天性吧!他在畫室作畫時通常穿着涼鞋與長外袍,不穿内衣。
名作——吻 de kiss,據說就是以艾米麗為原型創作的
1918年,56歲的克裡姆特患上西班牙流感離世。艾米莉繼承了他的一半财産,臨終前克裡姆特最後一句話是:Get Emilie(找艾米莉)。
5 愛是永恒的雕塑:羅丹
“ 我無法忍受如果看不到你,我就不能度過這一天….”
“我的卡蜜兒你可以放心,我沒有别的女性朋友,我的靈魂都屬于你!”
1883年,羅丹遇到了18歲的卡米爾·克勞德爾
在古希臘神話中,皮格馬利翁皮格雕刻了一座美麗的象牙少女像,并深深地愛上了這座沒有生命的雕像。而雕塑家羅丹,卻不隻愛上了雕塑,更愛上了自己一生的助手——卡蜜兒。
19世紀80年代初,羅丹召集了一幫助手,其中就包括卡蜜兒。卡蜜兒成為了羅丹最得力的助手,她被交付的往往是主要的工作,花費了絕大部分的時間在處理羅丹雕塑的手和腳上。
《永恒的青春》,1884
羅丹一發現卡蜜兒的才能,幾乎立刻深深地愛上了她。羅丹和卡蜜兒的通信過程中,羅丹能感受到卡蜜兒對自己的情愫,一開始還對卡蜜兒保留全名,之後就以“c小姐”來稱呼,他們的信件中通常提到的是他的經濟困難,挑逗調情,還有身為雕塑家對雕刻工作的痛苦癡迷。
在卡米爾的激發下,羅丹的創作變得越來越感性,雕塑了不少以她為原型的作品 《吻》1888-1898、《永恒的偶像》1890-1893
卡蜜兒與羅丹的愛意不僅在生活中也萦繞在工作中,也激發了他們的創作靈感。羅丹創作了許多以卡蜜兒為原型的雕像,包括在《地獄之門》作品中。在之後,卡蜜兒認為兩人應該保持一定距離,便前往了英國友人家中暫住,直到9月返回,羅丹見到卡蜜兒特别開心,并與她簽署了一份“愛情契約”,卡蜜兒是羅丹的唯一弟子,并且要羅丹忠誠于她。
然而,羅丹在那時是已經娶妻的,不僅如此,他拒絕離開他的妻子蘿絲。自視甚高,要強孤僻的卡蜜兒,看到受到她靈感啟發的羅丹日漸功成名就,而自己的藝術成就隻能覆蓋在羅丹的陰影之下而吞噬,讓她的内心萬份痛苦,也越來越憤世嫉俗。
卡米爾的1900年做的《乞求者》,紀念徹底與羅丹的決裂。
卡蜜兒開始破壞自己的作品,斷絕與外界的聯系,淹沒在自己的幻想和痛苦中。
最終,1913年,卡蜜兒進入了埃弗拉兒精神病醫院,次年轉到了沃克呂茲省的蒙德費格醫院,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也沒有離開醫院。
6 愛就是我的生命: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
“一個藝術家不應該愛上另一個藝術家,藝術家應該把愛當作生命。”——前南斯拉夫女藝術家、“行為藝術之母”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
阿布拉莫維奇與烏雷
1975年,阿布拉莫維奇在荷蘭阿姆斯特丹遇到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藝術夥伴和靈魂伴侶——來自西德的行為藝術家烏雷,他們有着令人驚訝的緣分——同月同日生,藝術的火焰點燃了彼此,他們為彼此打開通往新世界的大門。
《時間中的關系》,1976年
《空間中的關系》,1976年
在他們1978年合作的作品《吸呼》中,兩個人将嘴巴堆在一起,互相吸入對方呼出的氣體,十七分鐘後,他們倒地昏迷不醒,這一表演旨在傳達:過分親密的關系會讓人窒息,同時也暗示了他們的炙熱的愛情注定将以分手收場。
《吸呼》,1978年
《潛能》,1980年
兩人共執一套弓箭,女握弓,男拿着一隻毒箭,兩人分别向後傾,弓張滿,稍有不慎,就會穿透阿布拉莫維奇的心髒,全程4分鐘,展現了他們對愛情的深刻理解,女人完全信任男人,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險代價。
1988《情人—長城》
即便是分手,二人也是用行為藝術完成的。兩人相約在長城,向相反方向走去,曆時三個月,他們在山西省的二郎山會合,結束了12年的親密合作。
22年後,見到前任烏雷,阿布拉莫維奇哭了,雖握手言和,但還是沒有辦法再次走在一起。
她事前并不知道烏雷會來和她對視,此時距離他們分手已經22年了。烏雷剛坐下來十幾秒的功夫,阿布拉莫維奇就哭成了河,并握手言和。
或許是兩個有各自想法的藝術家真的很難長久地生活在一起,在維持了十餘年的愛情面前,他們都累了,時間到了,激情沒有了,或許回到各自的道路繼續個人的藝術探索會更加幸福,也更加輕松。
7 霓虹燈包裹的愛:翠西·艾敏
“我所有的作品都是關于情感,感覺,主觀性,是見證,是個人的,這并不是一種情緒的宣洩,而是我自我表達的一種方式”
霓虹燈一般是用于商業用途的标示牌,色彩多樣的燈光,點亮的一小段文字令其成為了一個有創造性的市場營銷手段。26年來,Emin選用霓虹燈這一媒介表達自己的情感與經曆。她的霓虹燈創作通常從一個想法,一秒的感覺,一句話開始。
「The Last Great Adventure is You」
「你是我最後一場美麗的冒險」
她會把這些想法用手寫下來,再照着自己手寫的字體,來制作霓虹燈作品。
「Kiss Me Kiss Me,Covers My Body In Love」
「吻我,吻我,用愛包圍我的身體」
藝術評論家們都覺得用自己的手寫體,是一種大膽前衛的做法。這樣她的作品裡就融入了她筆迹也就融入了她的個性與真我:當她把自己的私人情感、想法以及熱望制作成霓虹燈展示給人看的時候,她将自己的靈魂與觀看的人連接在了一起。
「You Loved Me Like A Distant Star」, 2016
「你愛我,就像愛一顆遙遠的星辰」, 2016年
看看Emin的霓虹燈作品,裡面充斥着各種簡潔又自我的情緒,還特别的日常。近幾年的作品,尤其是對愛的表達更是少女心得不要不要的, 仿佛Emin已經從童年生活的裡陰影裡掙脫出來,少了叛逆,變成了一個隻想被愛和愛人的53歲的少女。
「I Promise to Love You」, 2010
「我保證去愛你」, 2010年
這就是藝術應該在人們生活中扮演的一種角色。當EMIN将她自己所作詩歌、字句與神秘主義、色彩還有燈光連接在一起做成藝術品的時候,她已将她自己永久地融入了這件作品當中。
8 用情書建一棟樓:哈·舒爾特
藝術家Ha Schult收集了成千上萬的情書,并用其覆蓋了柏林郵局。據悉,德國概念派藝術家HA Schult(b . 1939)經常利用廢棄垃圾創作大量大型作品,推動藝術進入日常生活以及喚起人們對西方社會巨大消耗的關注。
Schult的裝置藝術品“垃圾人”是他用易拉罐、車牌、飲料瓶創作出的數百個真人大小的人物,在過去19年裡,這支用廢物堆打造的垃圾艦隊已經環遊了世界。
Schult的作品“情書樓”,用意義深遠的信紙代替空白的碎屑覆蓋柏林郵局的外觀,他對外征集情書——突出了現代德國浪漫主義并且喚起人們對使用電子郵件之前那個時代的深刻記憶。
他的召集得到了熱烈響應,征集到150000封或真誠或幽默,涉及戀人、親戚甚至主人與寵物之間的信件。
後者的信裡寫道:“我不能沒有你。失落的感覺越來越強烈。”信的結尾有這樣一句話:“遺憾的是你隻是一隻貓。”
大約35000封豐富多彩的白、紅、橘以及藍色信件被粘貼在建築外牆,而大約有115000多封在建築内部。
9 嘗一口愛的味道:Felix Gonzalez-Torres
“我從未停止對Ross的愛,即便他已不在……”
藝術家Felix Gonzalez-Torres,1957年出生于古巴,22歲時移居紐約,不久認識了他的摯愛Ross Laycock。兩人在一起度過了最快樂的8年,好景不長,Ross在3年後診斷出艾滋病,1991年去世,Felix在5年後同樣因艾滋病去世。也許愛情中最不願發生的,便是一人離開後就不再回來,空留另一人苦苦思念。
“untittled”(placebo-landscape-for roni)
對Felix來說,90年代初期是一場噩夢。Ross的去世造成的打擊、社會歧視給他的壓迫,都讓他喘不過氣。他甚至把安眠藥當糖吃,像毒品一樣上瘾。在那個美國同性戀者争取平權運動的時代,Felix 從生下來就一直經曆着困惑、憤怒與抗争。但他拒絕别人為他貼上标簽:“我是同性戀,但我絕不把這件事當作創作的材料。” 因為對他來說,他隻不過是愛上了另一個男人而已。
“untittled(ross)”
代表着Ross的糖果堆創作于他逝世的同年,糖果總重是175磅,正好是Ross的理想健康體重。前來看展的觀衆可以随意拿一顆糖果并吃掉。
一方面,帶走糖果意味着艾滋病逐漸消耗Ross的生命。另一方面,通過吃掉糖果,我們參與了Ross與Felix的愛情,共同品嘗了他們的甜蜜,每個人攜帶着他們回憶的一部分。糖果的供應是無窮無盡的,就好像Felix希望Ross的健康永遠不被疾病侵蝕。
愛戀、不舍、挽留……這樣的Felix脆弱得令人心疼。不過他選擇大方地敞開内心,将自己的私人情感分享給觀衆,邀請大家參與進來。他說:“我們必須信任觀衆,信任這個作品的力量。”
“untitled”(perfect lovers)
除了糖果堆,Felix有不少唱給Ross的“情詩”—— 他的大多數作品都是以Ross 為靈感和觀衆來創作的。比如這兩個一模一樣的時鐘:宛如一對戀人,無論生死都要相伴。創作這件作品時,Ross已查出艾滋病。Felix後來回憶道:“當他的體重每變少一點,我都更愛他一點;當他的病情每惡化一分,我都更愛他一分。”然而,時鐘不是完美的,終究會有一個快,一個慢,差距從0.1秒到1秒,從1秒到10秒……終究會有一個先停下來。
一段轟轟烈烈的愛情能促成藝術家的個人成就突飛猛進,一段真摯用心的愛情也常常讓普通人走向真正的成熟,變成更好的自己。
如果要定義藝術的使命的話,那麼其中之一就是教我們如何更好地去愛:愛上河流、愛上天空、愛上高速公路,以及愛上石頭,并且更重要的是在生命旅途中愛上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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