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如何成為過去：集體記憶的時間定位

摘要：

認識到過去的事件并不必然自動“過去”，而是人們使其成為“過去”——這對于理解集體記憶、時間性和過往之間的關系至關重要。對涉及時間性的協調的分析表明，如果希望改變結局（或在某些情況下創造一個結局），則需要重新設想整個事件序列的順序。因此，結局（如果存在的話）會由開端決定。英國首相在公開演說中對“9·11”事件的談論展現了這種涉及時間性的協調，它與是否以及如何創造結局有關。托尼·布萊爾将襲擊建構為一項遺産，因此将過去作為當下的一部分來維持。為了消解這種建構并将“9·11”事件歸于過往，戈登·布朗和大衛·卡梅倫需要破壞布萊爾将“9·11”嵌入其中的偶發的事件流。通過重新定義叙事的開端，他們使“9·11”的結束成為可能。

作者簡介：

Tracy Adams，希伯來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系

Jill A. Edy，俄克拉荷馬大學傳播學系

文獻來源：

Tracy Adams & Jill A. Edy (2021).How the past becomes the past: The temporal positioning of collective memor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72:1415-1429.

本文作者之一Tracy Adams

一、引言

理解集體記憶在政治演說中的時間定位，會産生理論上和本體論上的問題，也會引出時間性的問題。過去是如何成為過去的？回憶的空間又是如何被打開，從而使過去的事件不被視為當下的一部分，而是被看作可以回溯的時刻？一些研究集體記憶的學者認為過去和現在之間的區别非常複雜，過去的事件不一定會自動“過去”，而是人們讓或不讓它成為“過去”，這對于理解集體記憶，時間性和過往之間的關系十分重要。

為了更好地理解使過去成為過去的過程，作者考察了一起事件的叙述如何在政治講話中演變。具體而言，文章探讨英國首相在公開演講中談論“9·11”恐怖襲擊時如何協調現在和過去之間的關系，以了解襲擊事件如何脫離出當下，而成為過往的一部分。在記憶研究、傳播學和政治話語的框架下，文章的分析說明了過去并不因為時間的流逝自動成為過去，而是經曆了“是否以及如何創造結局”的涉及時間性的協調過程。

二、研究樣本

文章考察了自2002年1月至2016年7月之間，英國首相在公開演講中如何談論“9·11”襲擊事件。作者從GOV.UK，Hansard Online和GALE CENGAGE Learning三個在線數據庫中檢索文本，并将新聞發布會的發言和記者采訪排除在考察範圍之外。通過查找與“9·11”相關的關鍵詞（如“9月11日”，“9/11”，“9-11”），共檢索到56篇公開演說。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沒有任何一篇講話是專門紀念“9·11”事件的。

三、對演說的分類

作者将檢索到的演說歸入三個類别之中，每一項分類的概念都來自現有的關于如何建構現在和過去之間關系的文獻。

（一）過去即是過去（Past as past）

Tenenboim-Weinblatt将“回溯式記憶”（retrospective memory）定義為“以當下為立足點回想過去的事件”。反思的空間存在于過去和現在之間，并且“過去”在偶發的事件流之外被人們所回憶。“過去”與“當下”相分離，且二者具有差異（即使仍然與當下相關聯）。例如在2011年5月接待前來進行國事訪問的奧巴馬時，卡梅倫首相回顧了“9·11”事件：

“9·11”的時候，我的妻子薩曼莎在曼哈頓。我永遠不會忘記當時花了長達五個小時來嘗試聯系上她，她也不會忘記那天見到的紐約人。在即将迎來襲擊事件十周年紀念日的今天，我們銘記着那座城市的精神和我們對那些痛失所愛之人的同情。”

在這段演說節選中，卡梅倫通過提及個人的擔憂和對受害者的同情這一更具集體性的概念來喚起對恐怖襲擊的記憶。通過使用如“永遠不會忘記”“銘記”這樣的詞彙，并明确地提及十周年紀念日，卡梅倫展示出對該事件的總體性建構——它已經确鑿地成為過往。

（二）過去與現在相連接（Past linked to present）

這項分類利用了Grusin提出的“預中介”（premediation）概念的一個具體特征，與Edy的“曆史語境”（historical context）概念相似。在2005年12月接受政治家獎時，布萊爾首相将當下建立在過去的基礎之上：

“這場襲擊并不隻是針對美國（was not on America simply），而是針對我們所有共享這些價值觀的人。雖然曆程中将不時遇到困難，但正如我在9月11日不久後所說的：面對恐怖襲擊的威脅，我們在英國的任務就是與美國并肩作戰。我仍然這樣認為（I still think that），并為我的國家在過去幾年中所做的工作而感到驕傲。”

這段演說節選通過創造與過去的關聯來解釋和證明當下的合理性。它在反思過去的行動的意義上産生了反思空間，按照時間順序構建了更早的事件，來使現在的行動正當化。布萊爾使用的語言交織着現在時和過去時，将襲擊定位為過去的一部分——但同時仍未終結，因此有必要在當下繼續執行政策并進一步采取行動。

（三）過去與未來相連接（Past linked to future）

Tenenboim-Weinblatt解釋了“前瞻性記憶”（prospective memory）概念，即“引出未來的過去”——“基于過去的承諾和保證，對仍然需要做的事情的記憶”。反思的空間在這裡是缺失的，因為從時間上看，早先的事件被視作無止境的當下的一部分。在2003年9月，布萊爾于演講中讨論了“9·11”事件所代表的持續威脅和英國與之對抗的義務：

“我相信21世紀的安全威脅不是國家發動的常規戰争。我相信在今天這個相互依存的世界，各種威脅混亂而錯雜。在狂熱主義面前，理性居于下風。設想一下恐怖分子複制了9月11日或者更糟的情況，設想一下他們掌握了化學武器、生物武器或核髒彈；如果他們有能力，他們是會這樣做的。而那之後會怎樣呢？”

這部分演說談及“9·11”時主要使用将來時态，構建了一個有條件的未來。它将恐怖襲擊設想為全球化世界安全問題的象征，一個在未來隐現的過去。來自過去的恐怖威脅延伸到了未來，而消除它的工作還沒有完全完成。

四、文章的分析

（一）對首相演說的總覽

圖1描述了2002-2016年間英國首相涉及“9·11”演講的數量與類型。綠色、黃色與紅色分别代表将過去描述為過去的、将過去與現在相聯系的、将過去與未來相聯系的演說。Y軸表示演講的數量，X軸以季度（3個月）為單位劃分了時間單元。

（二）預中介化（premediation）：布萊爾和“9·11”的遺産

縱觀所有的演說，布萊爾首相的大部分講話都在進行預中介化，把過去與現在聯系起來。他把将9·11”建構為一項遺産，一則在時間中泛起漣漪的神話，從而将過去作為現在的一部分來維持。在伊拉克戰争前和戰争中，布萊爾通常會描述新的世界秩序是如何因“9·11”事件而誕生（或需要誕生）。

2003年，他在美國國會的演講中說：“9月11日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一出悲劇的序幕。伊拉克是另一幕，在一切結束之前，還會有很多鬥争将會在這座舞台上演……”在将“9·11”作為未來的基礎時，布萊爾暗示它将永遠不會“結束”。在2006年，他指出該襲擊事件代表了一個曆史轉折點，要求英國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與其他國家的合作和夥伴關系發生根本變化。

布萊爾一方面否認“9·11”事件的終結，但同時承認時間在流逝的另一種方式是構建按時間順序排列的恐怖襲擊清單，将“9·11”嵌入更大的事件流中。這種列舉方式采用了編年史的形式——它缺少結局，因此也将一連串的事件理解為仍然在當下進行着。

（三）讓過去成為過去：布朗和卡梅倫為“9·11”事件畫上句号的努力

到2007年布萊爾辭職時，英國公衆已經對他的外交聲明感到失望。公衆們已經做好準備讓過去的事情終結，即讓“9·11”從正在發生的事件中轉移出來并安穩地歸入過去。繼任的首相們需要把襲擊事件從布萊爾将其嵌入的語境中移出，并将它置于一個可能存在結局的語境中。

與直覺相反的是，首相們事件構築事件結局的方式首先是恢複“9·11”事件最初引發的緊迫威脅感，同時也使其更加可管控。襲擊引發的威脅不再被建構為與人類的存在相關，而是被縮小為一個可以通過政策解決的問題。

布朗首先開始将“9·11”限縮到安全政策的具體細節。他援引了前瞻性記憶，承認“9·11”事件象征着恐怖主義的持續威脅，但僅關注解決這一問題的具體政策，而非布萊爾所強調的世界新秩序。

卡梅倫也強調消除恐怖主義長期威脅的必要性，但并不暗示世界的性質已經改變。他提出需要重新思考“9·11”的意義，并用國家安全作為重點取代了布萊爾的全球相互依存的宏大願景。與此同時，他将恐怖主義的威脅劃為極端主義意識形态的産物，與貧困和政治不滿等全球性問題相獨立。

五、結論

“政治語言就是政治現實”，因此語言和傳播，特别是政治演說在社會和政治現實的建構和分享中具有基礎性作用。理解政治演說中“過去如何成為過去”，就是理解一種關鍵的社會實踐。将過去闡述為過去，對于産生能夠超越其原始語境的曆史類比并創造文化資源至關重要。滿懷自信地說“過去發生的事就是過去”，是對這些過程複雜性的低估。在涉及時間的協調中，“使過去成為過去”或許需要重新認識整個事件序列的順序。結局（如果存在的話）會由開端決定。

編譯 | 楊嘉明

審核 | 華唐門生

終審 | 李緻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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