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黑人小女孩想從她所處的黑洞裡爬出來，用藍眼睛看世界”。

11歲的黑人小女孩佩特拉，她希望擁有一雙白人小女孩的藍眼睛。這個願望很可怕，但更可怕的是，願望實現了。

《最藍的眼睛》（The Bluest Eye）是美國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尼·莫裡森（Toni Morrison）的處女作。莫裡森是二十世紀美國黑人文學史上的一座高峰，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一位美國黑人作家。創作《最藍的眼睛》的初衷，是想去描寫“在文學中任何地方、任何人都未曾認真對待過的人物——那些處于邊緣地位的小女孩”。于是，黑人小女孩史無前例的成了故事的主角。

1941年，美國俄亥俄州一個小鎮上，生活在冷漠的環境和自卑狀态下的佩特拉，堅定地認為自己面臨的一切奚落和痛苦都源于天生的醜陋。徹底改變現狀的途徑，是祈求上帝給她一雙藍色的眼睛，讓她變得漂亮迷人。佩特拉的結局是遭生父糟蹋，早産生下死嬰，在一場騙局之下，自認為“擁有”了一雙最藍的眼睛，在喃喃自語中陷入迷狂。

對白人文化毫無保留的接受，必将帶來自身價值觀的扭曲和異化，如果在白人文化的沖擊下徹底迷失，結局隻能是悲劇性的。這個故事的情節很簡單，但莫裡森在叙事上的精心布局和獨特隐喻的使用，賦予了故事在文化上的豐富度與深度，人物的悲劇色彩也愈加凸顯。

一、精心設計的叙事結構，強化悲劇的必然性

莫裡森的小說根植于西方文學傳統，又處處突破傳統。她大膽的運用各種不同的寫作手法，讓其作品獨具風格；她吸收各種曆史、神話、兒歌素材，讓其作品充滿張力。這些因素被莫裡森娴熟運用，有機的融合起來，形成了被稱為“百納布”似的文本風格。這種風格從《最藍的眼睛》開始就已經定下基調，日後不斷成熟。通過叙事結構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悲劇氛圍是如何被層層渲染的。

1. 序篇的布局，預示結局的混亂

莫裡森在小說開篇使用了美國啟蒙讀物《迪克和簡》中的片段，描寫一個小女孩和家人生活在一座漂亮的房子裡，處處流露出溫馨愉快的家庭場景。這個片段在序篇裡重複了三遍，第一遍是正常叙述的文本，第二遍沒有大小寫和标點符号，第三遍又删掉了單詞之間的空格，密密麻麻的字母全部排列在一起。從意義明晰到混亂不清，預示着主人公佩特拉精神狀态逐漸分崩析離的過程。同時，也象征着白人文化的話語是可以被解構的。

正文裡還有七次，在各個小章節的開頭引用了《迪克和簡》的其他小片段。明快的語言和氛圍，與小說整體壓抑的主基調形成了對比。

2. 以四季為主題，預示悲劇的發生不可逆轉

全書很清晰的分為秋、冬、春、夏四章，始于秋天的故事，産生了一種時間的錯位感。佩特拉在秋天裡就已經發現了自己的“醜”，已經意識到如果她有雙美麗的眼睛，一切都會不同。每到夜裡她就祈求得到藍眼睛，雖然一直失望，但從未喪失信心。在嚴酷的冬天，佩特拉遭到無情的戲弄和奚落，眼神裡流露出的是“末日與起源之間的荒蕪”。在和煦的春天裡，她被父親糟蹋懷了孕。在本該豐沛飽滿的季節，她的生命過早的陷入了衰微。悲劇就像四季流轉一樣自然，不可逆轉。

3. 破碎的“塊狀”叙事，拼貼出主角的缺席

小說沒有采用線性的叙事方式，而是以跳躍、碎片化的“塊狀”叙事展開。闆塊與闆塊之間的内容是割裂的，又有内在關聯，勾畫出佩特拉的故事。叙事采用了兩個視角，一個是小女孩“我”，還有一個全知視角。但沒有一個叙事闆塊是屬于佩特拉的，沒有一個角度是從佩特拉的自身去展開叙述的。她從某種程度上缺席了，被忽視了。

當佩特拉帶上主角光環的時候，是在小說幾近結束時，相信自己已經“擁有”最藍眼睛的佩特拉，自己和自己的一大段喃喃自語。這個時候的佩特拉，以自我的亮相，坐實了悲劇已成定局。黑人女性的地位向來無足輕重，她們都是從“後門擦着邊兒進入生活的”，更何況是一個黑人小女孩。

二、使用獨特的隐喻，直指文化沖擊之下的心靈創傷

佩特拉的自我迷失不是個體行為，整個黑人群體在白人文化的強勢包圍之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沖擊。隐喻的使用在文學作品中是最常使用的手法，在《最藍的眼睛》裡有兩個頗具代表性的精彩意象。

1. 不發芽的金盞花，艱難延續的黑人文化

在小說的開頭和結尾處，作者都運用了生命力頑強的金盞花做隐喻。小說中寫到，那一年的金盞花都沒有出芽。“我”以為是我把種子埋得太深了，但“我”和姐姐弗裡達誰都沒有意識到可能是土壤本身太貧瘠了。如今，當“我”看到佩特拉在垃圾堆裡搜尋，在世間一切美好和廢棄的物質（包括她本人）之間徘徊時，“我甚至認為當年全國的土壤都對金盞花存有敵意”。

這片土地似乎并不适合黑人生長，在美國主流白人文化的侵蝕下，黑人在雙重文化的夾縫中難以尋得平衡。金盞花的種子象征着佩特拉的孩子，也象征着整個黑人種族的後代。佩特拉的一生草草止步于一個夭折的早産兒，不僅是因為自我的徹底迷失，家庭和社區的影響，冷漠和疏離的環境，都是潛在的幫兇。

佩特拉的父親喬利和母親波莉曾經相親相愛，帶着對生活的希望來到白人文化極強勢的北方。但他們都被白人文化蠶食和淹沒了。雖受白人欺辱，喬利在潛意識中依然認為仇恨白人就是自取滅亡。波莉被白人大衆文化一遍一遍地洗腦，連自己生下來的女兒她都覺得醜，隻有在幫傭的白人家庭裡，她才能享受到美麗、井然、清淨的生活和人們的贊揚。喬利和波莉在相互的仇恨和争吵中，将種族主義在他們心靈上留下的傷害傳遞了下去……

學校裡老師和同學的冷落，社區裡其他人的視若無睹和面無表情，讓佩特拉無力抵抗。藍色的眼睛，成了她最後的救命稻草。當“皂頭牧師”聽到這個願望時，“他覺得這是他聽到的最荒誕但同時也是最合理的請求”。為了滿足一己之私，牧師用一個小騙局讓佩特拉相信她已經擁有了藍色的眼睛。當土地決定對某些植物封殺時，金盞花自然發不出芽，開不出花。這是大家的默許。然而，”一切都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

黑人群體面臨的集體創傷，也許是莫裡森在作品中最想表現的困境。

2.最藍的眼睛，雙重意識的直接沖突

“當你注視着他們時，你會納悶他們為什麼這麼醜陋。你再仔細觀察也找不出醜陋的根源。之後你意識到醜陋來自信念，他們對自身的信念。似乎有個無所不知的神秘主子給他們每人一件醜陋的外衣，而他們不加疑問便接受下來……他們把醜陋抓在手心裡，穿戴在身上，去闖蕩世界，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來對付它”。這是白人文化強加在黑人種族之上的觀念，這種觀念竟根深蒂固地在整個黑人群體中内化了。佩特拉對付自己的“醜陋”的方式，就是要得到一雙藍色的眼睛，徹底颠覆這一切。

The Bluest Eye，從詞義上看，blue在英文中還有“憂傷”的意思。Eye一般以複數的形式出現，但在書名中卻是單數，也許是取“I”的諧音，暗指“最憂傷的我”。沒有人願意走進一個黑人小女孩的内心世界，嘗試去真正了解她。

研究比較神話學的美國作家約瑟夫·坎貝爾說：“人這一生，最大的權利就是做自己”。

佩特拉放棄了這個權利，完全依賴外界來确定自己的價值，她渴望用白人的眼睛看世界，渴望完全走入白人的文化空間。當白人文化和黑人文化相互碰撞時，是否隻能這樣非此即彼？

同樣是小女孩，叙述者克勞迪娅對藍眼睛、黃頭發、粉皮膚的洋娃娃就是喜歡不起來。因為她弄不明白，洋娃娃的樣子和自己的黑頭發黑皮膚是如此的不同，但為什麼大家都覺得它如此可愛。克勞迪娅掰斷娃娃的手指，擰下它的脖子，發現裡面不過是些鐵片。懵懵懂懂之中，她維護了自己的尊嚴，認可了自己的外表，肢解了代表白人文化的洋娃娃。克勞迪娅的家庭雖然也很窮困，但是父母勤勉，家人和睦，稠密的、甜甜的，帶着黴味的愛在家庭裡彌漫，這與佩特拉一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克勞迪娅的母親雖然脾氣暴躁，經常唠唠叨叨，但是她嗓音甜美，熱愛音樂。“我母親多彩的嗓音給悲痛帶來了色彩，将歌詞裡的痛苦抹去，使我相信悲痛不僅是可以忍受的，悲痛也是甜蜜的”。心靈可以被禁锢，身體可以被壓迫，歌聲卻不可以被壓抑。黑人文化傳統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音樂。莫裡森通過這些文本的細節，提供了佩特拉之外的另一種可能：在抵抗白人文化時，堅守黑人文化價值，拒絕徹底的迷失。

任何兩種文化的碰撞，都是相互拉鋸和磨合的過程。佩特拉隻是選擇了一個不可調和的極端。

托尼·莫裡森

莫裡森一直在探尋如何在一個被白人文化主導和影響的世界裡寫作。“摧毀它那件種族主義的緊身衣”是我認為最精彩的答案。1993年，瑞典文學院在授予莫裡森諾貝爾文學獎時稱贊她“以具有豐富想象力和充滿詩意為特征的小說中，生動地再現了美國現實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這個極為重要的方面，就是白人社會中黑人的生存困境，是在面對異質文化時的尊嚴和立場。黑人小孩從《最藍的眼睛》裡走出來之後，在《秀拉》《所羅門之歌》等作品裡建立自信，追求自我。

其實文化偏見無時不在，它不僅存在于不同的種族之間，它也存在不同的社會群體、階級群體之間。無論面臨怎樣的話語環境，保持對自我生存價值和意義的追求，不能不斷接近完美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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