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之所以為聖，隻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

王陽明說：“人皆可以為堯舜。”這在十五、十六世紀初的中國，似乎有點振聾發聩。其實，他明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自南昌回餘姚，舟至廣信（今江西上饒），谒大儒婁諒，在說到宋儒格物之學時，婁氏就說過：“聖人必可學而至”；因此，王陽明直接以堯舜指代聖人，隻是更加具體化了而已。

不過，讀書細心的人，會發現王陽明心裡的“聖人”，與古儒口中的聖人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和我們現在俗常理解的聖人也有差别。

一次在老家，學生蔡宗兖問王陽明：“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于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

王陽明的回答是：“聖人之所以為聖，隻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镒，文王、孔子猶九千镒，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

聖人猶如金子，看成色不看分兩（重量）。成色足，不雜銅、鉛的是精金，一兩是精金，萬镒（二十四兩為一镒）也是精金；純乎天理不雜人欲的是聖人，不關乎知識多少、能力大小；知識多、能力大的是聖人，知識少、能力小的也是聖人。

王陽明接着說：“所以為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為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為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镒，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以此。”

其實，王陽明的哲學，隻有價值理性，沒有工具理性。這似乎也是他重“質”不重“量”的一個特點。

隻是王陽明在強調個體人的修練難易程度時，也會考慮到先天“成色”的差異，對最後成聖之快慢，甚至能否成聖，會有影響；但“質”仍然是根本性、方向性的。

譬如，他說：“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煉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争（差别）不多，則鍛煉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鍛煉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于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欲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為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将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着功夫，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镒精金，不務鍛煉成色，求無愧于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镒，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無複有金矣。”（以上見于《傳習錄》上卷）

不得不提醒注意的是，上段引文中，細讀還延展出王陽明的另外兩個觀點：一、聖人并非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二、隻守本本、教條容易去聖愈遠，乃至知識越多越反動。在王陽明的心裡，天理，也隻有天理，才是判定是否聖人的标志和識金石。

如果是熟谙中國傳統文化的人，一定知道，中國古代所謂“聖人”，必須是道德高尚、通達事理的人。而且，在通達事理這個層面，“聖人”幾乎和“先知”就是一個意思。

聖字繁體作“聖”。甲骨文聖字就有“耳”有“口”，“乃以耳形著于人首部位強調耳之功用；從口者，口有言詠，耳得感知者為聲；以耳知聲則為聽；耳具敏銳之聽聞之功效是為聖。聲、聽、聖三字同源，其始本為一字，後世分化其形音義乃有别，然典籍中此三字亦互相通用。（甲骨文聖）之會意為聖，既言其聽覺功能之精通，又謂其效果之明确。故其引伸義亦訓通、訓明、訓賢，乃至以精通者為聖。”（見《甲骨文字典》）

人之耳目，是感受外界事物的功能器官。通情達理的人，才能臻于高尚之道德。如果說聖人而才力不逮，恐怕是不太可能的。但王陽明倡言“人皆可以為堯舜”，有另外的意義在，這也是應該值得我們琢磨的事情。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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