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緻遠（山東大學）

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還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近日，這一争論沖上了微博熱搜。當現實課本和古籍上都記錄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時，許多認定其是“斯人”的網友除了匪夷所思、大為震驚外，或許還有穿越回中學翻翻語文書，親自确認一遍的沖動。（10月27日 光明網）

經考證，不同版本的教材竟然也在這一問題上産生了差異。人民教育出版社語文編輯部回應稱，自該出版社1961年首次收錄孟子的《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課文以來，一直采用“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的文本；而冀教版教材卻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斯人”與“是人”兩種說法并存于曆經嚴格編輯和審定的教材中，是客觀事實。

那麼，兩種說法孰是孰非？中華文化浸明浸昌，文脈悠長，流傳下來的典籍不可勝數，經過曆朝曆代大範圍地抄錄、轉載、著錄，同一篇文獻在不同典籍中可能存在不小的差異。如我們耳熟能詳的唐詩名句“黃河遠上白雲間”，在明代著作《唐詩品彙》中卻作“黃砂直上白雲間”；更為人所熟知的《靜夜思》《憫農》也存在差别較大的“非主流”版本。在我國文化中類似的“斯人”與“是人”之争，實際上屢見不鮮。

問題的核心或許不在于“誰更正确”，而在于該如何認識這種普遍存在的變化。須知，文化不是靜止不動的“死物”，語言文字每天都在流變與發展當中，才變得生機勃發。兩千三百年前孟子著書之際，我國文字實質上并未統一，無論“是人”或“斯人”，其實都是經曆了中華語言大變革洗禮和改造之後，被“抛光打磨”的産物。試圖在文化演變當中尋找絕對正确的“唯一真理”，無異于刻舟求劍。

從另一角度來看，人類曆史上有不少語言淪為隻能識别，不能運用的“死語”，才真正陷入了隻具備考證價值，而無應用或改變可能的悲哀境界。成書于戰國時期的《孟子》在兩千多年後仍然被人們廣泛引用，不斷參與到語言流變的進程中，這是中華文化具有持久生機和活力的佐證。因此，“斯人”還是“是人”的“正統”争論之聲，恰恰是中華文化的強健心跳。

我們應該認識到，文化是人類交流使用的符号中介，其本質在于運用，而非背誦。李海峰教授提出，“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語言文字流變加快，許多詞語都在加速變化，以适應新的語言發音習慣。“斯人”在發音便捷程度上較“是人”有優勢，也更具備“古韻”，很可能因此獲得了大衆青睐，造成了異于主流教材版本的“集體錯覺”。這是文化變遷的大衆民意選擇，并非簡單的謬誤。

回歸問題的本質，“斯人”與“是人”之争，并非大衆記憶的“錯漏”，而是富有活力的中華語言在近現代社會正常變遷的結果，是語言文明流變的一次“被目擊”。傳統文化不是已然作古的“死文化”，而是現代中華文化的根本和“來路”，它與中國人今日的生活融為一體，不可分割，自然也會随着現代生活的發展日新月異。

因此，我們不能抱着“唯一真理觀”，死守三墳五典中“祖宗之法不可變”的說辭固步自封。《禮記·大學》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發揚和傳承中華傳統文化，應該在嚴謹考證、完好保留、堅持揚棄的精神指導下，悅納文化生長中産生的分歧和枝桠，鼓勵理性争論，保養傳統文化在當代繼續發展創新的土壤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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