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頓運用系統論的方法分析政治生活和政治過程，把國家機構的決策與公民社會的反饋結合起來，創立了以輸入和輸出為循環系統的政治系統論。伊斯頓把政治系統界定為在社會系統中與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相關的互動行為。“我們可以把政治生活看做一個行為系統，它處于一個環境之中，本身受到這種環境的影響，又對這種環境産生反作用。” “我認為，為了使一個政治系統具有最大的效用，可以把它看作一些互動，一個政治系統通過這些互動為一個社會權威性地分配價值。”

伊斯頓的“政治系統論”可以說為我們分析蘇聯解體的原因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縱觀蘇聯的曆史，可以發現在在蘇聯的的不同曆史時期，政治系統中的輸出與輸入處于均衡與失衡相不斷轉換的狀态，而蘇聯的最終解體，用伊斯頓的“政治系統論”來解釋，就是蘇聯的政治系統中，輸入與輸出嚴重失衡，在無法重新取得平衡的情況下，蘇聯的政治系統崩潰，最終解體

斯大林模式：輸入與輸出的不相匹配

蘇聯的解體是蘇聯國内問題急劇的結果，不是戈爾巴喬夫一人造成，而是在戈爾巴喬夫擔任蘇聯最高領導人期間，蘇聯在政治體制、經濟等問題上積重難返，再加上戈爾巴喬夫政策上的偏差，以及蘇聯國内外的一系列問題，最終合力導緻了蘇聯的解體。對蘇聯解體的分析，要從蘇聯的政治體制，尤其要從高度集中的斯大林體制開始追溯。

政治系統受到社會總體環境的制約，總體環境分為社會内部環境和社會外部環境。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其政治系統從政權建立伊始，就有明顯的高度集權的特征。不管是早期的戰時共産主義政策和餘糧征集制，還是之後列甯的新經濟政策，以及最終确立的高度集權的斯大林體制，均是如此。如此政治系統的确立，與當時蘇聯面臨的社會内部和外部環境有關。蘇聯政治體制的确立，是在馬克思恩格斯社會主義革命和政權建設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政權建立後，蘇聯面臨着嚴峻的内部和外部環境，内有白衛軍叛亂，外部面臨着帝國主義的武裝幹涉，而且，經過一戰和國内戰争，蘇聯國内生産遭到嚴重破壞，蘇聯政府和人民不得不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最大限度的調動運動資源進行武裝鬥争，因此，戰時共産主義政策和餘糧征集制應運而生，根據伊斯頓的“政治系統論”，這是蘇聯執政者根據社會内部環境和外部環境而産生的需求輸入而進行的政治系統的輸出。

随着蘇聯國内局勢的穩定，戰時共産主義政策的局限性逐漸顯現了出來，由于餘糧征集制極大損害了蘇聯人民的切身利益，取消餘糧征集制、允許自由支配勞動所得也就成了蘇聯人民當時的需求，在此情況下，列甯新經濟政策出台，新經濟政策逐漸扭轉了戰時共産主義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整個社會的生産積極性，促進了蘇聯政局的穩定和經濟的恢複發展。新經濟政策的出台，是蘇聯政治系統對于需求輸入的一次成功輸出，這也使得輸入性參與和輸出性參與達到了一種平衡。

新經濟政策的出台使蘇聯在較短時間内完成了國民經濟的恢複與發展，但蘇聯的工業發展仍然很落後，“黨的十四大之後，蘇聯開始大規模進行工業化建議。斯大林多次發表文章和演說，強調蘇聯的工業化同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不同，并闡述了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綱領。”斯大林認為，蘇聯處在資本主義包圍之中，為了不緻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附庸，必須建立自己獨立完整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即把蘇聯建設成一個不僅能生産一般消費品，而且能生産各種機器和設備的國家。斯大林說：“工業化的中心、工業化的基礎，就是發展重工業”。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蘇聯的逐漸形成了高度集中、以發展重工業為主的工業化道路，并開展了農業全盤集體化的道路。蘇聯建立獨立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需求輸入，導緻了蘇聯政治系統大力發展重工業、農業全盤集體化的政策輸出。在這樣的政策指導下，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尤其是在重工業發展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很多問題，比如農業發展滞後，輕重工業比例失調，效率低下等。雖然存在問題，但總體來講，這一時期蘇聯的輸入與輸出總體保持了平衡。

“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實施使蘇聯在經濟方面和社會階級結構方便都發生了根本變化。”1936年11月25日，斯大林在第八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作了《關于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根據斯大林的報告，大會讨論和通過了新憲法。蘇聯新憲法的制定，宣告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建成，也标志着斯大林創建的經濟政治體制的形成，即斯大林體制的形成。

權力高度集中于中央，集中于黨中央的最高領導機構，是斯大林模式的突出特點。斯大林模式的建立，是在蘇聯成立不久，特殊的國内外環境下形成的産物，面對帝國主義的包圍，為了蘇聯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獨立，大力發展經濟和重工業是其最基本的保證，這也是蘇聯領導人面對外部的需求輸入而做出的與之想對應的輸出。斯大林模式對于蘇聯工業化的進程和國家的獨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為蘇聯在二戰中取得衛國戰争的勝利提供了巨大的工業支持。然而這一模式沒有解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和經濟運行的一系列根本問題，忽視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要求，也不适用世界經濟發展的集約化和一體化的要求，從長遠看，它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和生産力的提高。如果說經濟的發展和生産力的提高是外部需求和支持的輸入，那麼，斯大林模式下，蘇聯政治系統的輸入和輸出存在着失衡的巨大危險，這必将會對斯大林模式和蘇聯的政治系統的平穩運行造成潛在的危害。

斯大林去世後，繼任的蘇聯領導人，均企圖通過改革，消除斯大林模式的弊端，進而促進蘇聯經濟的持續發展。然而，蘇聯的改革，不管是赫魯曉夫，還是勃列日涅夫的改革，雖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短時間内促進了蘇聯經濟的發展，但都沒有從根本上觸動斯大林模式，而且在勃列日涅夫執政後期，其本人宣布蘇聯進入發達社會主義，蘇聯的改革也逐漸限于停滞。政治系統的輸入與輸出失衡包括兩種情況。一種是輸入大于輸出，另一種便是輸出大于輸入。輸入大于輸出，即政治參與過多的集中在輸入一端，輸入過大，輸出過小。二戰之後的蘇聯，保證國内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穩定和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可以看作是蘇聯黨和人民的需求的輸入，蘇聯在政治經濟領域的的數次改革可以看作是政治系統的輸出，然而蘇聯的改革，但是，改革隻是對斯大林模式的修修補補，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高度集權的斯大林體制，面對巨大的改革需求，蘇聯的改革顯得力度不足，這就使得蘇聯政治系統的輸入與輸出逐漸失衡，直至積重難返。

冷戰下的東西對抗：失衡狀态下耗盡國力的昂貴輸出

二戰結束後，世界逐漸形成了以美蘇為首的兩大對立的集團，即北約和華約，作為超級大國的美國和蘇聯，在世界範圍内展開了激烈的争奪，期間，美蘇兩國互有攻守，對兩國的政治經濟産生了重大的影響。

二戰後的蘇聯，實力空前強大，随着冷戰的開始，蘇聯采取了除直接戰争之外的所有方式在全球範圍内與美國展開了競争，并将其觸角伸到了世界各處，柏林危機、朝鮮戰争、中東戰争、古巴導彈危機、入侵阿富汗，援助越南，租借金蘭灣等等，都有蘇聯的身影，這些動作，美蘇冷戰對峙的大環境下，使得蘇聯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全球影響力，尤其是蘇聯出兵阿富汗，标志着蘇聯對外擴張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在蘇聯國内，為了與美國開展競争，并滿足其對外擴張的需要，蘇聯将大量的資源投入到軍事工業中，并與美國開戰了持續數十年的軍備競賽。從二戰結束到蘇聯解體，蘇聯的軍事力量一直保持着較大的規模，這為蘇聯同美國的全球争奪提供了有力的軍力保障，但同時，巨大的軍費支出擠占了原本用于經濟發展的資源，将大量的資源集中到與軍工生産的重工業上面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蘇聯對輕工業和農業的投入，進而對蘇聯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産生了消極影響。

在斯大林模式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可以在全國範圍内進行資源的調配，蘇聯利用這樣的政治經濟體制，在特定的發展時期确實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績。但是在冷戰期間，蘇聯将大量的資源集中到軍工領域，這在保證蘇聯軍事工業發展的同時，擠占了大量本該用于發展民用事業的資源，進而限制阻礙了蘇聯除軍工以外的其他産業的發展。對于蘇聯的全球争霸需求，這是一種有效輸出，但是這對于蘇聯國内經濟的良好平穩運行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是一種低效甚至是無效的輸出。短期内，國家通過對軍工産品的采購，可以促進軍事工業的發展，拉動内需，形成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但是軍工産品屬于消耗品，其屬性也決定了軍工産品将主要作用于國家的軍事力量，并無法有效地為生産力的發展提供有效支持。因此，面對蘇聯國内人民發展經濟，提升生活水平的需求輸入，蘇聯在斯大林模式和冷戰背景下對軍事工業的“偏愛”所形成的是一種無效輸出，這也就導緻了輸入與輸出的失衡。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蘇聯入侵阿富汗，前期進展順利，但在有“帝國墳場”之稱的阿富汗，伴随着阿富汗國内反抗的增多，蘇聯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軍事力量來維持其對阿富汗的占領，這勢必将耗費蘇聯大量的國力，尤其是在蘇聯經濟發展出現嚴重困難的80年代。對于蘇聯全球霸權争奪的需求，這是有效輸出，但是在80年代的蘇聯，不管對外擴張的輸出是否有效，相對于國内發展經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抑制軍備競賽的需求，都是無效輸出，輸入性參與和輸出性參與的不匹配，使得二者無法保持一種平衡狀态。蘇聯舉全國之力發展軍事工業，并常年保持規模巨大的軍事力量，以進行全球争霸.

在蘇聯經濟尚好的20世紀六七十年代，尚可維持，但是在八十年代，蘇聯改革逐漸陷入停滞，經濟發展踯躅不前，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在這一時期完全暴露，龐大的軍事工業和與美國的軍備競賽消耗了蘇聯大量的國力。在蘇聯國力和經濟尚好的六七十年代，因發展軍工和對外擴張而形成的無效輸出，對于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需求輸入，輸入與輸出的失衡的現象可以通過蘇聯自身的實力因素而彌補。但是在蘇聯經濟發展近乎停滞、國力下滑的80年代，如此耗盡國力的昂貴輸出不僅不能對需求的輸入做出有效回應，而且作為一種過量的無效輸出，必然會作用到蘇聯政治系統，并加劇蘇聯政治系統輸入與輸出的失衡。

蘇聯的對外争霸和在國内大力發展軍事工業的戰略，使得蘇聯社會外部環境作用于社會内部環境，進而導緻政治系統外部的總體環境發生變化，在這樣的情況下，争霸和發展軍工的需求與支持輸入代替了發展經濟的需求與支持的輸入，在此情況下，政治系統的輸出逐漸也逐漸偏離原來的軌道，軍事工業得到畸形快速發展，争霸戰略被一次次強化。争霸狀态下的輸出，與蘇聯經濟發展的需求輸入不相匹配，但就是争霸需求下的輸入和輸出的平衡也沒有得以維持，随着蘇聯國力的下降，蘇聯再也無力維持争霸狀态下的昂貴輸出，而傳統意義上的輸入和輸出更是無從談起。冷戰下的東西對抗，耗盡國力的昂貴輸出，代替了應對經濟發展需求輸入的輸出，輸出的缺失衍生出一系列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使得蘇聯政治系統的輸入和輸出陷入惡性循環，嚴重失衡。為了平衡輸入和輸出，戈爾巴喬夫采取了一些列經濟和政治改革措施，但措施過于激進，忽視了民衆和政治體制的承受能力，使得蘇聯又出現了輸出大于輸入情況，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中，蘇聯不可避免地在急劇衰敗中加速分裂，最終走向解體。

戈爾巴喬夫改革：輸入與輸出的最終失衡

1985年，戈爾巴喬夫擔任蘇聯最高領導人，此時蘇聯的社會矛盾已經十分尖銳。國内經濟增長降至戰後最低點，“農業從1979年到1984年連年歉收”，日用消費品奇缺，民衆的物質消費和精神生活嚴重匮乏。同時，在國際上，由于推行與美國的争霸戰略，蘇聯也陷入十分孤立與被動的地步。人民群衆對執政黨和政府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在這種情況下，戈爾巴喬夫進行了改革。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從經濟領域開始。“1985年4月蘇共中央召開全會，戈爾巴喬夫在報告中提出了加速科技、經濟發展和改革的主張。1986年2月蘇共召開第27次代表大會，确立了加速社會經濟發展戰略，随後又推行了以完善企業經營管理為重點的經濟改革。”雖然，蘇聯政權面對環境的壓力做出了輸出，但是，這些輸出都不是有效的輸出。由于急于求成，這些方案都沒有經過充分的科學論證，政策也不配套，改革的效果不佳，根本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當經濟改革碰壁後，戈爾巴喬夫等領導人又片面的認為問題出在政治體制上。1988年召開第19次全國代表會議，決定把改革的重點由經濟體制改革轉向全面的政治體制改革。戈爾巴喬夫公開宣揚“公開性”、“民主化”、“多元化”等政治主張使人民的思想發生混亂。

同年12月，蘇聯開始公開競選新的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全國各個城市和地方出現了大規模的群衆遊行示威，工人罷工，“街頭政治”活動泛濫成風。“據不完全統計，1989年全國有近200個城市舉行了5000多次群衆集會，參加人數達1600多萬。1990年1—2月，全國舉行了2000餘次群衆集會，參加者達800萬人。 15各種未經政府批準的“非正式組織”紛紛出現，1989年有6萬多個，1990年8月增至9萬個。大多數政治組織主張實行多黨制和議會民主，有些組織的綱領和活動具有明顯的反對蘇共、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和反聯盟中央的性質。”可以看出，此時的蘇聯，各種民間政治組織在較短的時間裡突然向政治系統輸入了大量要求，給政治系統帶來巨大壓力，而戈爾巴喬夫領導的蘇共和中央政府并不能有效地轉換、處理這些要求，及時輸出有效的政治決策，導緻了政治系統輸入過量有效輸出過少的失衡病态。一時間，戈爾巴喬夫領導的政治系統處于運轉失靈的半癱瘓狀态。

政局的劇烈動蕩使蘇聯境内的民族分離主義開始急劇膨脹。1990年3月10日，立陶宛率先宣布獨立。接着，波羅的海另兩個加盟共和國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也制定了向獨立過渡的方針。随後，其他加盟共和國紛紛發表主權宣言，宣布本共和國的憲法和法律高于一切，大大削弱了蘇聯中央政府的權威。面對這種局面，戈爾巴喬夫領導的蘇聯政府沒有采取有力的政令和措施加以阻止，國家處于失控狀态。蘇聯最終解體。

結語

蘇聯的解體，原因複雜恢弘，涉及到蘇聯國内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并與當時冷戰格局下的美蘇對峙息息相關。借助伊斯頓的“政治系統論”，我們可以從新的視角上對蘇聯解體的原因進行分析。而且，通過“政治系統論”的分析框架，我們還可以通過對傳統意義上對蘇聯解體原因的重新解讀，進行新的歸納總結，進而從另一個側面分析一個國家的政治系統如何在穩定和變化的世界上持續下去，如何使一個國家政權機構在輸入輸出平衡的狀态下有效而良性地運轉，進而對當下的國家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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