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17日上午，最新一期的貴陽孔學堂傳統文化公益講座有幸邀請到了東南大學李昕升教授，為我們帶來一期名為《究竟何人傳入番薯——番薯入華多元路徑真論》的精彩演講。李教授在講座中與聽衆分享了番薯傳入中國的時間、路線，多學科、多方法的分析了目前學術界有關番薯傳入時間與路線的種種争議，最終提出一種最為可信的觀點。聽衆在聆聽了李教授報告之後，對番薯傳入中國的時間、路線有了進一步清晰認識，并與李教授溝通、交流。

一、番薯傳入中國的背景李教授長期以來從事外來作物傳入中國的研究，尤其關注明清美洲作物傳入中國的問題，取得了一系列把科研寫在祖國大地的接地氣的成果。講座伊始，李教授介紹了南瓜、玉米、番薯等外來作物在明清時期大量傳入中國的基本社會背景，對作物史研究的意義與價值進行了分析。列舉了文獻中番薯多達40餘種的不同稱謂，對于番薯在明清時期不同階段發揮的糧食作物功用進行辨析和肯定。由此引出目前學術界對于番薯傳入中國的時間、路線、方式争議，對各種觀點進行評析，将新見史料、田野調查結合，重點分析番薯傳入中國的路徑。

二、有關番薯傳入中國的評述番薯傳入中國具有曆史層累特點，随着時間演進，番薯傳入的時間、人、路線逐漸豐富多元。對于番薯傳入中國的時間，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萬曆年間，是流行最廣的傳入時間。然而當番薯在糧食作物中地位提升之後，特别是清代乾隆三令五申強調栽種番薯後，新增要素逐漸增多，傳入時間、人、路線形成多事件的複雜鍊條。傳入時間上影響最大、可信度最高的是明代萬曆年間，其他還有明代洪武年間、清朝康熙年間，甚至宋代傳入等；傳入人則有陳振龍、張萬紀、陳益、林懷蘭等。

在番薯傳入中國方面，争議最大的是逐漸演變形成的九條路線。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菲律賓到福州長樂路線(陳振龍路線)。除此之外，傳入人與路線都清晰的有陳益(越南到東莞)、林懷蘭(越南到電白)、張萬紀(菲律賓到漳州)，不清晰的有舟山普陀、泉州晉江、台灣、雲南等路線或傳入地點。從傳入路線來看，番薯傳入中國是多人、多路徑引入後完成本土化，不同路線存在影響大小、時間早晚之别。

李教授根據作物傳入多種路線的基本常識，結合番薯一開始在福建一帶種植及史料間内在聯系、田野調查等，提出“第一人”“多路徑”均是可以商榷的。通過多角度、多方法綜合分析，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陳振龍從菲律賓帶入福建長樂一帶值得肯定。從東南亞傳入廣東或日本傳入浙江舟山有一定可能性，其他路線則均不可信。

三、聽衆與李教授的交流互動在李教授主講之後，參與此次貴陽孔學堂傳統文化公益講座的聽衆積極與李教授互動交流。如玉米、番薯、南瓜等與人口增長的關系，如何看待戰争與作物種植推廣，太平天國前後玉米、番薯在南北區域種植的變動等。李教授對以上問題與聽衆進行了深入分析、溝通，并表示今後将更加關注作物與社會生活、經濟地理聯系的建構，開展更多有意義、接地氣的研究。

文/查飛能

圖/姚固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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