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道傷疤并不明顯。藏在耳垂後，細細的、被類似黑色耳機的人工耳蝸掩蓋。一旦取下耳蝸、露出傷疤後，圓圓将立刻被無聲世界包圍。

高中時代的一節英語課上，圓圓的耳旁突然響起“嘀嘀嘀”的聲音，緊接着的，是一片寂靜，“深海一般安靜，也有深海一般的恐懼”。

耳蝸沒電了。圓圓有點慌，她悄悄溜出教室去買電池。街上車來人往，此時的圓圓，就像置身無聲電影裡。她是一名聽障患者，耳蝸是聽力器官的延伸和代替。

這是一個堪稱龐大，卻少有人關注的群體。五位耳蝸使用者，講述自己和耳蝸的故事，有成長的心酸，有認知的迷茫，也有趣味和溫情。

圓圓，8個月時檢測出雙耳先天神經性耳聾；浩然，先天性大前庭導水綜合征，聽力逐漸消失；韓誠，一歲時因打針出現醫療事故，漸漸失聰；天語，三歲半時發高燒，同樣是打針造成醫療事故，聽力受損日益嚴重；妮妮，十個月時查出重度聽力障礙。

他們共同點是，戴上耳蝸後，感覺是“就像從深海上岸”。

并非不可逾越的牆

2015年，天語植入人工耳蝸。開機那天，天語第一次聽到汽車駛過路面，輪胎與柏油摩擦的聲音，清晰、大聲。事後回憶起這個瞬間，天語直說，自己感覺“害怕”。

這種感覺，并非是天語獨有。長期習慣在寂靜的環境裡生活的人，第一次獲得正常的聽力時，往往會表現出強烈的不适應。正如在小黑屋中呆久的人，會被室外的陽光，刺得睜不開眼。

圓圓曾經看到一個小朋友，第一次戴上耳蝸後，張大了嘴巴、一把将耳蝸摘下甩出去，臉上露出驚恐的神色。

用浩然的話來說，第一次戴上耳蝸時，感覺“炸了，所有陌生的聲音都湧進來”，自己則瞬間被恐懼包圍。

圓圓是一名先天性失聰者。18年前，當媽媽拿到一張“雙耳先天神經性耳聾”的診斷書時，下意識的一句話脫口而出，“醫生，我能不能賣器官救女兒？”

這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稱，距今最近的一次權威抽查數據顯示，國内有聽力語言障礙的殘疾人 總數達2057萬人，每年出生的新生兒中，重度聽力障礙者約占 1‰～3‰。

聽障是一堵牆，牆内是數以千萬計的失聰者，牆外是大千世界。這堵牆并非不可逾越。

1957年，法國醫生運用電刺激，成功使兩個失聰者産生聽力感知。這項具有裡程碑意義的實驗，開啟了此後一系列的研究。

美國醫生威廉·福斯特·豪斯從中得到靈感，設計了一種電極刺激裝置，希望通過耳蝸刺激聽神經，并将這一裝置植入耳聾患者。1961年1月9日，豪斯醫生等人完成首例嚴格意義上的人工耳蝸植入手術。

1977年，第一個多通道人工耳蝸聲音處理器在奧地利誕生，1978年澳大利亞人格雷姆·克拉克，發明了真正意義上的人工耳蝸。

人工耳蝸技術從90年代被引入國内，目前是全世界治療重度失聰的常規方法。

唯一要面對的，是高昂的治療費。圓圓回憶，醫生估計，耳蝸手術需要18萬，而當年在老家長春，一家人月收入才800元。

“她一定得做手術，這輩子我還有那麼多話沒跟女兒講。”媽媽說。東奔西走幾個月，手術費依舊遙遙無期。最後，一家人求助媒體，依靠愛心人士捐款終于湊夠治療費用。

妮妮趴到媽媽耳邊說話。 實習生 馬聰骜 攝

打開大門之後

“湊夠了錢，我當時就一個想法，賭一把，我不想再活在這無聲的世界裡了。”

在手術前，浩然曾經查閱過一些失敗案例，“成功了，我可以更好地走人生道路；失敗了，不過是繼續在這痛苦的無聲世界裡活着。”

這是一堵無形的牆，隔開了聽障者的正常社會交往。從小學起，天語就活在别人的注視，以及低聲交談、用手偷偷捂嘴的畫面中；圓圓說，高中時，有個女生常常在班上拼命叫她的名字，測試她“能不能聽見”；在進行耳蝸植入手術前，韓城曾經配戴助聽器，好奇的同學們，會摘掉他的助聽器取樂。

為了治療，浩然堅持了7年。從16歲時完全失去聽力，到23歲湊夠手術費，前後花費20餘萬。

用于重建聽力的人工耳蝸手術，全程僅需不到一個小時。在耳道後打開一個口，通過植入體内的電極系統，由體外言語處理器，将聲音轉換為一定編碼形式的電信号。

天語還記得，2015年12月，做完手術後爸爸帶他去了趟海邊。碧海藍天，海風輕柔，風聲被人工耳蝸轉制成一串信号，傳遞到天語的聽覺神經。

“海風就是很大的呼呼聲，不好聽。”天語說。

這是一種經過解碼，又重新編制的電信号，并不是自然聲音，用浩然的話來說，這是“電話和空氣傳播人聲的細微差别”。

戴上耳蝸，有聲世界的大門從此打開。但是大門之後的世界，并沒有那麼容易适應。

“做完手術就後悔了，能聽到聲音，但别人說話完全聽不懂，更痛苦。” 浩然說。

戴上耳蝸隻是一個開始，手術後一個月，浩然走進了康複課堂。

位于昌平的舒耘聽力康複中心，200多個孩子每天都會在這裡進行康複訓練。通過對發音部位的感知，以及對氣息的控制，更多聽障者在努力融入有聲世界。

四歲的妮妮是其中一員。妮妮說話時，氣息稍顯短促，像是小孩子換牙時期，因為漏風而常見的“嘶嘶”聲。

在十個月大的時候，妮妮就被查出重度聽力障礙，并直接影響到發聲。

耳蝸手術後，妮妮被父母帶來北京。康複中心的課程之餘，媽媽每天還會把康複中心講過的内容再教妮妮一遍，鼓勵她多說話。

妮妮的媽媽常常覺得自己 “有些殘忍”。孩子有什麼需要，“我都要她自己說出來。”

現在，在口渴的時候，妮妮已經可以将“我渴了想要喝水”連貫地表達出來。

圓圓在類似的康複訓練下長大。她回憶，媽媽一度辭職，專門在家照顧自己。“我媽辭職在家教我拼音、音标，帶我去公園、超市，鼓勵我和陌生人說話。”

做完手術一年多，圓圓就能正常交流了。“我媽從來不提我耳朵有問題，她不願意讓我覺得我和别人不一樣。”

現在，妮妮的父母在昌平租房居住，月租一千多元。兩年來，康複的各項花費已經将近20萬。

“康複費用比植入耳蝸還貴的，不在少數。”浩然介紹。

康複中心的教具 實習生 馬聰骜 攝

“終于上岸了”

把頭發放下來，遮住黑色的耳蝸後，圓圓看起來與常人沒有什麼不同。隻是在對話時，她會仔細地盯着對方嘴唇，“隻是一種習慣，耳蝸之外，還想通過讀唇知道你在說什麼。”

這是一種自我保護的習慣。也許因為害怕再度丢失聽力，許多人在聊天時下意識地會盯着對方的嘴唇，試圖通過唇讀了解話語的含義。

12月19日，一則人工耳蝸的尋物啟事，讓這一群體走入公衆視野。尋物啟事稱，一位叫李明的男子在北京乘地鐵時，丢失人造耳蝸。随着網友的轉發，一場 “全城大搜尋”啟動。

戴了16年耳蝸，圓圓随身攜帶，從未丢過。隻有一次，高中英語課上，随着“嘀嘀嘀”聲響後，耳蝸沒電了。刹那間，整個世界突然靜下來。

耳蝸的電池，通常兩三天就得換一次。被寂靜包圍後，圓圓心裡有點慌，但不想驚動老師，于是自己悄悄溜出教室去買電池。

街上人來人往，喇叭聲此起彼伏，但圓圓仿佛置身深海。

深海一般安靜，也有深海一般的恐懼，直到重新戴上耳蝸，她才覺得，“終于上岸了。”

“我敢丢嗎？”圓圓和浩然說，就算坐長途火車，兩人睡覺時，也會将耳蝸放在幹燥盒裡，墊在枕頭下，不敢随意挪動。

偶爾，圓圓也會主動潛入深海。面對自習課上太吵、鄰居家裝修、甚至身邊有一個唠唠叨叨的朋友，摘下耳蝸後，都能感到一片平靜。

不過，耳蝸在蹦迪的時候，倒是能派上特别用場。因為耳蝸降噪效果明顯，在喧鬧的迪廳，隻要有人對浩然說話，一切雜音近乎消失，隻留下對方的聲音，“也算是我們的一個特殊技能吧。”

在進行康複訓練時，天語覺得，心裡有一個天使和惡魔在搏鬥：天使占上風的時候，他有動力要好好學習，糾正發音；惡魔占上風的時候，他隻想摘掉耳蝸外機，哪怕是輕柔的音樂聲，都會感到煩躁。

圓圓回憶，自己見過恢複最差的孩子，在康複中心呆了十多年，戴上耳蝸也不和人交流，說不出來話。“其實，耳蝸隻是一個機器，更重要的是幫助他們跨越心理上的障礙。”

人工耳蝸。 新京報記者 劉怡 攝

深海之上的世界

就人工耳蝸手術而言，來自治療費用的壓力已經大大減輕。2018年前後，人工耳蝸開始陸續納入國内各省市基本醫療保險支付範圍，各省市政策不同，報銷比例略有差别。

以廣東為例，深圳、湛江、佛山等城市已将耳蝸納入醫保，報銷價格從6.7萬元到7.6萬元不等。

公益人士葉飛介紹，耳蝸植入者的選擇不算太多。第一是國産的電子耳蝸，相對便宜，大概在8萬元左右；進口品牌分别有澳大利亞、奧地利和美國的三個品牌，價格較貴，在10萬至30萬元不等。目前，國内耳蝸植入的人數并無權威數據統計。葉飛估計，中國植入總數大概是6萬至7萬。

對于這數萬人來說，深海之後的世界，走起來并不容易。

做完手術後，浩然在北京找了份白酒銷售的工作。“剛開始，我不到幾分鐘就被客戶轟出來，耳朵聽不清，别人也沒耐心。”浩然堅持了下來。到後來，一天跟三四十個人聊天，幾個月高強度地和不同人交流，腦海裡儲存聲音多了，便能聽懂了。

圓圓現在北京讀大一，由于術後恢複得好，她一路讀完初高中，通過藝考考上了中國傳媒大學。“讀書期間，我身邊沒有一個戴耳蝸的同學，不是這個群體人少，而是像我這樣能繼續讀書的，太少了。”

想要融入社會，讀書、工作、交流，這些普通人觸手可得的機會，聽障者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瑞兒和小凡兩位女生，一個來自江蘇，一個來自哈爾濱，通過網絡熟悉起來。2016年畢業之後，瑞兒幹過後廚、包裝工人、地攤小販、設計、編輯、文秘、助理，不斷地嘗試。

一名耳蝸生産業内人士告訴新京報記者，在其二十多年的行業經曆中，“産品，效果，技術，手術這些，都不是用戶的問題，（這方面）國家也投入大量财力，免費解決大部分需求”，但更值得關注的是，耳蝸植入者的成長，比如就業、學習、與社會的融合、婚戀、職業技能這些，需要引起社會重視，“讓他們能更好得生活，與正常人一樣幸福”。

上述人士同時表示，與國外相比，目前國内老年人做耳蝸的不多，用戶仍然以年輕人為主，這一狀況與國外正好相反，“近幾年老年人開始逐漸多起來，這也是需要大家關注的，對需要的人有幫助。”

天語最遺憾的，是在植入人工耳蝸之後，他沒能在爺爺去世之前回去陪陪他，聽聽爺爺的聲音。

這種遺憾也許不會再有。但天語更希望的是，不再有不理解的目光。“其實，戴上耳蝸，我們和普通人真的一樣。”

（文中受訪對象均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劉怡 劉名洋 實習生 馬聰骜 編輯 王煜 校對 郭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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