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月落星沉

在《三言二拍》小說中，“二拍”之首《初刻拍案驚奇》第二十二卷，講了一個有趣的荒唐故事。唐僖宗年間，江陵一個叫郭七郎的當地惡霸，有一次去京城長安收賬，收了一大筆錢後他就有點飄，動了“花錢買官做”的歪主意。他一門心思認為，隻要當了官，随便撈一撈就能千萬百萬、富甲一方，于是帶着這個堅定的想法去嘗試。

沒想到這一買還真買到了，七郎搖身一變成了郭大刺史。但不料人算不如天算——他上任不久，先是趕上黃巢起義，江陵老家的财産被洗劫一空；然後他想着去刺史任上撈一把，卻落得官職憑證丢失的下場，花錢買官終究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最後為了生存，隻能在路上當了個艄公，苦哈哈撐船度日，成了當地笑話。

乍一看，這就是一個明朝小說家寫的“唐朝買官”故事，實際上深究這個故事，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細節——郭大刺史去上任的遙遠路程的“交通”問題，所透露出來的本質，是個關乎唐代國運的大事兒。

一、“江淮漕運”的重要作用

郭大刺史的家鄉在江陵，他上任的地方也就是廣西橫州。或許很多讀者細心閱讀會疑惑：從長安到廣西橫州路途遙遠，這郭大刺史怎麼去上任啊，就算今天有高鐵這樣現代化的便利交通方式，這段也是不算近的行程。而唐朝年間的郭大刺史，又該怎麼去呢？

這事兒是值得深究的。故事中描述郭七郎上任出發的行程，是先“無船上馬，有路登舟”，然後是“一路行去，過了長沙，入湘江，次永州”。也就是從長安出發，坐船走，先回了江陵老家；然後又從江陵老家出發，還是坐船，一路進入湖南境内。雖然表面看似兩地距離遙遠，但通過水路，也就大大縮短行程時間。實際上，唐朝時期貫穿南北的這條“水路”，是唐代交通的真實寫照，也和當時至關重要的“江淮漕運”有着密切聯系。

自從隋炀帝以來，大運河的開鑿成為朝代重點工程。唐朝也對這方面進行了很好的繼承，并憑着實力不斷完善“水運交通網”。其中連接長安洛陽與江淮大地的“江淮漕運”，更是唐代運輸網裡的重中之重。

在唐朝前期，江淮漕運對于國計民生都有着重要意義。比如在武則天時代，漕運糧食被“勒送幽州，納充軍糧”，已經可以支援到東北戰事。開元十五年秋，河北鬧饑荒，江淮漕運北上運輸的百萬石糧食都用來赈災，完全可以用來解決饑荒問題。

而到了盛唐年間，經過唐王朝的多次拓通和改革，曾開創天寶三年運糧400萬石的唐代最高紀錄，改革效果非常明顯。這也就意味着，江淮漕運的運輸量達到了一個新高度。

當然，在繁榮的盛唐時期，經濟富足，不缺糧食，“江淮漕運”這條水運線路大多用來運輸供宮廷消費的奢侈品。但到了中晚唐，随着北方經濟各方面呈現衰頹趨勢，南北方經濟發展出現失衡，“江淮漕運”進一步發揮了它至關重要的作用，從盛唐時的交通樞紐，成功升級成了唐朝國運的“生命通道”。

二、交通樞紐升級成“生命通道”

中晚唐時期，大唐朝的繁榮開始走“下坡路”，經濟發展相較于鼎盛時期而言，也呈現逐漸衰落的态勢。尤其是到了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一聲炮響，直接加速導緻強盛的大唐分崩離析，内亂和戰争導緻黃河中下遊地區大範圍陷入戰争災區，北方糧食經濟日益惡化，這就更加強化了南方糧食與經濟發展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戰争需要錢和糧食、軍需品等，北方無法有效足量供給，更導緻大唐高度依賴南方北上運輸。

“屋漏偏逢連夜雨”，更巧的是，唐朝内部出現動亂，邊界夷族也在蠢蠢欲動。長時間内，西北面臨吐蕃回鹘威脅，常年囤積重兵，曾經“天下富出隴右”的河西走廊也丢了個精光。這無疑相當于斷了“陸上絲綢之路”。此外，為護長安京都安全，周邊從此還要囤積大量重兵，一下子多了許多張嘴要吃飯，北方糧食供應嚴重不足。面臨這樣嚴峻的問題，江淮漕運就大大派上用場，“南糧北調”從此興起，一延續就是很多年，直到清朝光緒二十七年，清政府才下令停止漕運。

如此一來，江淮漕運随着其重要性被發掘，地位于國計民生方面也是一路扶搖直上。假如哪一年出點亂子，定都在北方的大唐就要喝西北風。尤其是趕上抗擊吐蕃平定藩鎮這類大事，都要靠江淮漕運來補血。所以到了中晚唐時代，唐王朝也挖空心思，努力增強江淮漕運的運輸能力，甚至為了确保漕運順利，還建立了漕運倉儲制度，進行了一系列事關漕運的政策改革。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劉晏的改革。在唐代宗廣德二年，劉宴主持漕運工作。面臨“安史之亂”餘孽在北方地區割據稱雄、西北财賦被邊軍消耗殆盡等一系列混亂局面，劉宴非常精準地意識到，時刻保障漕運的暢通，才是挽救唐王朝命運的關鍵所在。于是，在他被任命為戶部侍郎兼京兆尹并充度支、轉運、鹽鐵、鑄錢等使後，開始專門針對恢複南北運河交通、漕運制度方面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他親自調動組織人工修繕運河的關鍵段落——汴渠，以确保漕運暢通。之後又“以鹽利為漕傭”，雇人運輸漕糧，并調動官吏做好監督工作。此外，他還改進了裴耀卿的“分段運輸法”，實行“分段組綱”，也就是根據不同河流的水力，進一步完善漕運。同時，他還對漕運船隻進行編制，“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做好明确規定。此外，對運輸工具也做了改良，根據不同運段的實際情況制作不同的漕船，并結合訓練各具特色的船工水手。為了及時掌握各地經濟信息，還特設“巡奏院”，由專門官員負責，信息細節都能掌握。最後，他還創立了漕運獎勵制度，“十運無失，授優勞，官其人”，在漕運整體過程中起到良好的促進效果。改革完成後，當劉宴親自押送第一批漕船抵達關中時，唐代宗派人在東渭橋歡慶迎接，這待遇跟蕭何的級别都有一拼。

改革後的漕運制度是非常成功的，甚至在将來很長一段時間裡都得到持續應用。唐德宗年間奉天之亂後，關中平原嚴重缺糧。也是多虧南方的錢糧經“江淮漕運”順利抵達，才讓唐王朝度過危機。可以說，大唐安史之亂後面的一百多年，完全是依靠“江淮漕運”這條交通網才得以支撐。

那麼問題來了，既然有這麼牛的交通網，為什麼大唐還是亡國了呢？這就要問問順着這條交通網上任的“郭大刺史”了。雖然說，這個故事是明朝人寫的，但“花錢買官”這個事情，在晚唐不稀罕；在武則天時代後期，韋後與安樂公主等人助推“賣官鬻爵”已然出現苗頭，到了後期更是又上一個高度。最終唐末出名的一次農民起義——黃巢起義，可以說就是在腐敗混亂官僚統治下民怨載道的真實反映。

在黃巢起義的終結裡，發達的江淮漕運也沒能幸免，随着唐朝國運一起腐化下去。由此可見，縱然再好的交通運輸，再好的物流設計，也抵不過朝堂腐敗的破壞力。“貪腐亡國”的真理，無疑在唐朝這條“生命通道”裡展現得淋漓盡緻。《資治通鑒》裡一句“王業于是蕩然”，道不盡的是大唐因腐敗由盛轉衰的深思與哀歎。

參考資料：《淮河水利簡史》、高榮盛《唐代江淮漕運的曆史考察》、翁俊雄《唐代區域經濟研究》、陳峰《試論唐宋時期漕運的沿革與變遷》、彭雲鶴《明清漕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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