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早記載“揚州瘦馬”的，約在明代後期。如萬曆進士王士性所著《廣志繹》卷二有雲：廣陵蓄姬妾家，俗稱“養瘦馬”，多謂取他人子女而鞠育之，然不啻己生也。天下不少美婦人，而必于廣陵者，其保姆教訓嚴閨門、習禮法，上者善琴棋歌詠，最上者書畫，次者亦刺繡女工。至于趨侍嫡長，退讓侪輩，極其進退淺深，不失常度，不緻憨戆起争，費男子心神。故納妾者類于廣陵覓之。“瘦馬”乃取自“他人子女”，這是不必說的；女兒是父母的骨肉，如果不是出于萬般無奈，誰肯把自己的女兒送與人做妾？“養瘦馬”者對“瘦馬”們施行的種種禮法、琴棋、書畫、刺繡的教育，對于那些可憐的女孩子來說，決不是一種恩典！ 王士性的同時代人沈德符，在《野獲編》卷二十三“廣陵姬”一條中，更細緻地記載了“揚州瘦馬”的情形：今人買妾，大抵廣陵居多。或有嫌其為“瘦馬”，餘深非之。婦人以色為命，此李文饒至言。世間粉黛，那有閥閱！揚州殊色本少，但彼中以為恒業。即仕宦豪門，必蓄數人，以博厚糈，多者或至數十人。自幼演習進退坐立之節，即應對步趨亦有次第。且教以自安卑賤，曲事主母。以故，大家妒婦亦有嚴于他方，寬于揚産者。士人益安之。予久遊其地，見鼓吹花輿而出邗關者，日夜不絕。更有貴顯過客，尋覓母家譽屬，悲喜諸狀，時時有之。又見購妾者多以技藝見收，則大謬不然。如能琴者，不過〔顔回〕或〔梅花〕一段；能畫者，不過蘭竹數枝；能爽者，不過起局數着；能歌者，不過〔玉抱肚〕〔集賢賓〕一二調。面試之後，至再至三，即立窘矣。又能書者，更可哂。若仕客則寫“吏部尚書大學士”，孝廉則書“第一甲第一名”，儒者則書“解元會元”等字，便相詫異，以為奇絕，亟納聘，不複他疑。到家使之操筆，則此數字之外，不辨波畫。蓋貌不甚揚，始令習他藝，以速售。耳食之徒驟見，米免歎羨，具法眼者必自能辨。由此可見，以“養瘦馬”為“恒業”的不僅有一般人家，更有“仕宦豪門”。他們有的“蓄數人”，有的“或至數十人”。約略教授一些琴棋書畫之技，目的則完全為了“速售”，“以博厚糈”。 “養瘦馬”之風盛于明代，直到清代後期仍然餘風未泯。如徐珂在《清稗類鈔》中說：揚州為鹾務所在，至同治初，雖富肉賈，迥異從前，而征歌選色，習為故常，獵粉漁脂，寝成風氣。闾閻老妪，畜養女娃，束足布指，塗妝绾髻，節其食欲，以視其肥瘠，教之歌舞弦索之類，以昂其聲價。貧家女投之，謂之“養瘦馬”。看來“養瘦馬”者乃是一種特殊的“教育家”。他們教瘦馬“嚴閨門、習禮法”，使之從精神上成為未來主人的自覺奴隸；他們“教之歌舞弦索之類”，使之從技術上成為未來主人的得力幫閑；而“節其食欲，以視其肥瘠”，使瘦馬從體魄上成為未來主人的理想玩物，這在人類文明史上，實在是最卑鄙、最無恥的了！

揚州東關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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