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慶陽

《世說新語》載：“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複使人思。’”謝安認為王坦之這個人，見到了并不使人生厭，但他走後也不會讓人思念。黃庭堅《自論書》有句“優孟抵掌談說，乃是孫叔敖？”意為扮演孫叔敖的優孟就能是孫叔敖了嗎？如果以這兩個故事來喻比書法的學習，可以讓人明白：一是書法縱是寫得讓人賞心悅目，但如果沒有個性，也難以在書壇立得住腳、在書法史上留名；二是書法的臨古，即使形神皆似，如果不能進行創變，也不能算成功。故此，言先生在《心神甯靜的世界》一文中強調：

藝術的含義在于其創作的個性化，深刻的藝術表現形式基于藝術家深刻的精神性。（《抱雲堂藝評》）

有個性才有創造性，藝術個性是藝術創新的基點，一切藝術創作無不在一定程度上顯示着作者的個性。已故北京人藝著名表演藝術家朱旭對自己的藝術“底線”要求是“個性”甚至“豪橫”，大意是“我若是和别人一樣，我就可以去死了！”可見，“個性”對藝術創作的重要性，也是每個藝術家終生為之奮鬥的方向。

梁啟超說：“美術有一種要素，就是表現個性。個性的表現，各種美術都可以，即如圖畫、雕刻、建築，無不有個性存乎中。”那麼，個性的表達在書法藝術上尤其突出。在中國書法史上，自唐開始，個性化開始為書家所注意，如李邕認為“似我者欲俗,學我者死。”張懷瓘也認為“與衆同者俗物,與衆異者奇材，書亦如然。”釋亞栖更是認為“若執法不變，縱能入石三分，亦被号為書奴，終非自立之體，是為書家之大要。”這些都是強調書法個性化的問題。至宋代，個性化書風已形成時代共識，如蘇轼的“我書造意本無法”“自出新意，不踐古人。”黃庭堅的“随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米芾的“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 這些尚意書家都具有強烈的創新精神，并在博古的的基礎上進行個性化的書法實踐。誠如言先生所指出“個性即是創新”，并進一步闡釋：“藝術不在于新與舊，而在于美與醜。新而不美，裝腔作勢，趨附時俗，何談創新？我們常說‘濯古來新’，必須由傳統入，自傳統出，厚積薄發，才能化古為新。”（《抱雲堂藝評》）南宋以降，科舉考試逐漸趨于完備，烏黑、方正、光潔、等大的“館閣體”成為科考的必用書法，這種“千人一面”“整齊如珠算”的字體無疑束縛了書法的個性化發展。至晚明後期，由于受到個性解放的思潮影響，這個時期的美學思想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書壇出現了衆多個性強烈的面貌，如徐渭、王铎、董其昌等人的書法具有強烈的個性色彩，在書法形式美方面均有可貴的探索和成就，閃爍着時代的光澤。但在這個講究個性的時代，人人都想有個性，不免走到浮躁虛僞、急于求成的路上去。潘伯鷹在《中國書法簡論》中指出：“明朝人寫字幾乎人人都要自成一家，拼命在字形上造成自己的面貌，其結果則出現了無數不自然的怪癖小氣的路數。”可以說，中國書法史是在書法風格的不斷創變中演進的，它既是一部共性史，又是一部個性史。

前蘇聯心理學家彼得羅夫斯基在《普通心理學》一書中認為“個性最突出的方面之一就是他的個别性。所謂個别性就是人的心理特點的獨特的結合，其中包括性格、氣質、心理過程進行的特點、主導的情感和活動動機的總和以及形成的能力。”每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個别性”，在秉性、情操、思想、素養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異性。“書如其人”“寫字者，寫志也”“書，心畫也”等，無不說明書法是高度個性化的藝術，那麼，書者的個别性影響着書法作品的個性化。如梁啟超所言：“放蕩的人，說話放蕩，寫字亦放蕩，拘謹的人，說話拘謹，寫字亦拘謹。一點不能做作，不能勉強。”劉熙載《書概》雲：“筆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為本。是則理性情者，書之首務也。”劉氏認為書者的首要任務是“理性情”，實則是強調了書法創作中主體（書者性情）對客體（筆墨）的決定作用。書法中的主體是具有一定思想、審美以及技能的書法家，客體是指書者從事創作的空間環境、社會環境、工具材料、創作對象等。二者是相互對待、相互依存，共融共生、相互溝通的。孫過庭在《書譜》中對主、客體關系有過精彩的描述：“寫《樂毅》則情多怫郁，書《畫贊》則意涉瑰奇，《黃庭經》則怡怿虛無，《太師箴》又縱橫争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拘志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當然，書法個性化體現的不隻是書家的個别性，還有其精神的獨立性和文化品質的個性。

南朝蕭子顯說：“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如此精辟之論強調了藝術的生命在于個性化，凡個性化就要異古殊今，獨樹一幟。這種個性是由重溫經典、繼承傳統、借今古相接而來。也就是說，人人都有獨特的個性，但任何個性都離不開共性的制約和作用。個性即創新，共性即傳承。于學書者而言，要先“入群”再“離群”，就是在學習前人的基礎上進行通變，取他神為我神，由共性到個性，形成自我的書風。這樣的轉變既具有自我的主動意識，又順乎自然，從而達到作品個性是對書者個性的主動把握與重新塑造。南朝書家張融說：“不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可以說張融是善學二王的，他是在學習二王的精神、法度，而不是徒摹其形式，留有二王的影子。他能夠善于繼承傳統，并融會貫通，化古為己，更加突出人的個性和獨創性，深化了魏晉書法精神的深層意義。這與當下那些學古囿于古、學師隻求形似的書者而言，不無借鑒意義。書家錢君匋在書法創作上就比較注重在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個性，他說：“我覺得書法是一種發展個性的藝術，它以技藝為本，而表情達性為上。書法是人格的體現，人品不高，書内求書，不如書外求之；人品高，藝品也會随之升華。”隻有在繼承優秀傳統的基礎上打造出來的個性，才能立得穩、站得住。

縱觀當今書壇，展覽越來越多，但總體缺乏新意，風格趨于單一，有專家對此坦言：“數量越來越多，而辨識度卻越來越低了。”學書者越來越多，然卻越來越沒有個性。面對這種一爐同鑄一型的境況，言先生在十六年前就呼籲：“新世紀的社會心理是向往新奇，張揚個性。當今書壇是寫意、寫心、寫個性、寫我神的時代。”（《抱雲堂藝評》）這與沈鵬先生所倡導的“宏揚原創，尊重個性，書内書外，藝道并進”不謀而合。缺少個性的書壇，卻在一味地以形式制作出新，實在是拿任性當個性。言先生在《我們以什麼貢獻這個時代？——從“當前書法創作學術批評展”談起》一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

當下問題是将氣韻與形式對立，注重點畫技巧，忽視氣息流韻。或形式誇張過度，或太過于追求筆墨的淺薄趣味而将藝術境界降格。本次展覽中有個别作品重張揚，失純淨，一味追求個性風格而忽視了作品的藝術品格，以緻書格熟俗，氣象平弱。

有個别作品片面炫技，學古浮面，取法淺薄，“創新”隻是表面的視覺效果。從字法到布白，隻求個性風格的凸顯，現代意識的張揚，形制誇張而忽視内質；或在某一古代書家風格的基礎上将小字筆法 放大為大字範式，緻使線條僵直無波伏起訖，用墨凝重無虛實照應，作品風韻不足，缺乏生氣與活力。（《抱雲堂藝評》）

書法要有個性，可怎樣尋求個性？言先生繼而開除了良方妙藥：

我以為，一個時代的藝術創變必須将傳統的特點、時代的特質和個性的特色有機融合，以中國傳統哲學思辨合理地求 證書法藝術向内、重和、尚簡、貴神的審美特征。（《抱雲堂藝評》）

鄭思肖《畫菊》詩雲：“花開不并百花叢，獨立疏籬趣未窮。甯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從這首詩贊頌菊花不俗、不豔、不媚、不屈的詩歌意境中，我們亦可領悟到書法個性化的審美追求要建立在不盲從、不從俗、不重複的基礎之上。

言恭達，清華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一級美術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第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六屆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中國國家畫院院務委員，（全國）教育書畫協會副會長兼高等書法教育分會會長。南京大學，東南大學兼職教授，東南大學中國書法研究院院長，北京語言大學藝術學院名譽院長，中國文字博物館、中國青銅器博物院顧問。

編輯：周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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