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是多源的，除中原地區以外，西遼河上遊、黃河下遊、長江中遊和長江下遊等地區在史前時期也都孕育了發達的文明。但到夏代時，其他地區的文明相繼衰落，隻有中原文明一枝獨秀，成為連續發展的文明。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優越的地理位置應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因為中原文明位居幾大文明的中心，容易與周邊地區産生互動和交流，發揮“邊緣效應”的優勢，吸收其他地區文明的先進因素。

　　“邊緣效應”原本是一個景觀生态學概念，指在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性質的生态系統（或其他系統）交互作用時，由于某些生态因子（可能是物質、能量、信息、時機或地域）或系統屬性的差異和協同作用而引起系統某些組分及行為（如種群密度、生産力和多樣性等）的較大變化。邊緣效應帶群落結構複雜，某些物種特别活躍，其生産力相對較高；邊緣效應以強烈的競争開始，以和諧共生結束，從而使得各種生物由激烈競争發展為各司其能、各得其所、相互作用，形成一個多層次、高效率的物質、能量共生網絡。“邊緣效應”在研究群落景觀的能量流和物質流等生态過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人類是生态的一部分，“邊緣效應”同樣适用于對人類社會的研究。新石器時代晚期，分布在我國各地的不同人群雖然并沒有種族之間的區别，但由于他們之間往往結成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氏族，所以也會有不同氏族之間的各種文化差異。因此，各個氏族之間交接的地帶也會産生一定的“邊緣效應”。一般認為，考古學上各種不同的文化類型是不同族群或氏族創造的文化。各文化交接的邊緣地帶也會産生一定的“邊緣效應”，這就是人類社會的“邊緣效應”。人類社會的“邊緣效應”主要有兩大優勢。第一，它能充分發揮各血族之間的雜交優勢，擺脫近親結婚的缺陷，使人不斷優化。這種優勢主要表現為邊緣地帶的人種體質健壯、腦力發達、壽命延長。第二，各種文化交接邊緣地帶是物質流、信息流、能量流最活躍的地帶，是文化交流和沖突的前緣，頻繁的文化交流和融合能使他們相互之間取長補短、共同發展。

　　中原地區處于我國六大史前文化區的中間，與其他地區相鄰的各個邊界都是文化交錯沖突的邊緣地帶，能夠充分發揮多邊優勢，不斷地吸收周邊的營養。

　　仰韶文化初期的棗園類型文化是豫陝晉相鄰地區獨立發展的第一步，它孕育了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類型文化和仰韶文化中期的廟底溝文化。棗園類型文化的形成當是“邊緣效應”的結果。在距今約7000年的新石器時代中期，我國中部地區主要分布着秦嶺南北的老官台文化、豫中地區的裴李崗文化和豫北、冀南地區的磁山文化。中原地區，尤其是豫西和晉南一帶是三種文化的交彙地帶，棗園類型文化興起于此，當與三種文化相互作用、相互滲透有關。棗園類型文化形成之後，其中一支發展成為半坡類型文化，迅速取代了老官台文化，成就了中原史前文化的第一個輝煌期。

　　仰韶文化中期，廟底溝文化的分布區可分為原生區、次生區和邊緣區三種類型。原生區主要分布于豫西晉南地區，其文化面貌一脈相承，因素也較為單純。而邊緣區則表現尤為活躍，除了在陶器方面表現出與原生區較大的差别之外，居住形态的差異也非常明顯。廟底溝文化原生區内的房屋仍然以傳統的單間半地穴式為主，而在邊緣區如鄭州大河村、淅川下王崗、鄧州八裡崗等則出現雙間、多間甚至是排房等大、中型房屋，當是由“邊緣效應”引起的各種文化共生的現象。

　　仰韶文化晚期，由于氣候向冷幹轉變，豫陝晉相鄰地區的發展面臨空前的困難。中原地區出現了一次空心化運動，中心區的西王村類型文化仍然保持着其固有傳統，而在中原文化區的邊緣地區則異質化傾向明顯，各自吸收了其鄰近文化的一些因素。東部邊緣，東方的大汶口文化不斷向西滲透，在中原文化的核心區豫西和晉南一帶都發現不少大汶口文化的因素。南部邊緣，江漢地區的屈家嶺文化不斷北犯，占領了原屬仰韶文化分布的漢水中遊和淮河以南的廣大地區，其文化因素的影響甚至遠及晉南一帶。從中原核心區發現的大汶口文化墓葬來看，文化交流的背後往往伴随着人口的流動。東方的大汶口人和南方的屈家嶺人不斷湧入中原，大大改變了中原地區的人群結構，使中原地區以血緣為紐帶的氏族社會徹底解體。異族入侵，加劇了社會矛盾和沖突，從而催生了設防城堡的出現，如東部邊緣區出現鄭州西山城址，北部邊緣仰韶文化海生不浪類型的白草塔城址和寨子圪旦城址。

　　龍山時代晚期，中原地區的“多邊效應”更加明顯，形成了以陶寺為中心的城市群。東部邊緣區自北向南主要有安陽後崗、輝縣孟莊、博愛西金城、溫縣徐堡、登封王城崗、新密古城寨、禹州瓦店、淮陽平糧台、郾城郝家台、平頂山蒲城店等。北部邊緣地區在老虎山文化範圍内則出現了20餘座石城址。這些城址大都分布在各種文化沖突的邊緣地帶，并以陶寺城址為中心呈環狀分布。如果說陶寺城址是不同文化直接沖突和融合的産物，那麼邊緣地帶的大量城址則是“邊緣效應”的孳生物。

　　夏文化的形成也是“邊緣效應”的結果。早期夏文化是由豫東地區造律台文化西進形成的新砦文化，位于中原文化區的東南邊緣，東與山東龍山文化相呼應，南與石家河文化毗鄰。新砦文化中不僅存在周邊文化風格的陶器，也有來自西方的綿羊和同時期數量最多的銅器。這種共生現象當是夏人與東夷、苗蠻和羌戎各族頻繁交往的見證。新砦文化晚期，夏族分兩路北由洛汭，南經汝河河谷轉伊河河谷過龍門進入洛陽盆地，最終形成二裡頭文化。由此可見，夏文化的形成當是“邊緣效應”中的“加成效應”“協合效應”和“集膚效應”綜合作用的結果。

　　總之，在中原地區國家和文明形成的道路上，“邊緣效應”中的多邊優勢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本文系河南興文化工程文化研究專項項目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曆史文化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魏繼印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