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是個獨特而神奇的存在，可惜很少有人了解這兩個字蘊含的文化意味。

語文課我們都是上過的，但“語文”為什麼是“語文”，卻是個大問題。語文，在我們所學的科目中，是最獨特的存在。其他學科，比如數學、物理，多來自西方，而且名字就非常清晰，數學來自希臘語，研究關于數的一切，物理學研究物質運動規律和結構。隻有語文，是中國的，非常中國化，但表意似乎又不是那麼清晰。按照數學、物理的這種學科命名邏輯，根本解釋不清楚它。

如果說，語文是關于文字之類的，那麼文學這個詞完全可以概括。如果是關于語言的，那應該跟“英語”一樣，叫“漢語”。

但，在中國，這就叫語文。之所以這麼叫，有很深的文化意義，因為這跟中國文化的發展關系非小。

中國所謂的語文，其實至少包括三層意思，語言文字、語言文學、語言文化。合起來就叫語文。

但可以說的更清晰一點。在古文中，大多是單字表意的，比如“所以”，在文言文中，“所”，有獨自的意思，“以”又有獨自的意思；“因為”，因是因，為是為。二者是分開。并非像現代詞語那樣，“所以”、“因為”就是一個詞，雙字表示一個意思。

語文也是如此。語，就是語言，文，指的是文字。

也就是說，語文是一個綜合學科。

而且，其發展是一個很有趣且複雜的過程。

我們都知道中國古代的語言是和文字分開的，說話歸說話，古人說話，未必比我們複雜。你去讀《水浒傳》，潘金蓮罵起人來，跟我們村的潑婦也沒啥區别。但是古人寫文章，卻比我們複雜，有一套單獨的方式，這就是令很多人頭疼的“文言文”。

也就是說，古人們說一套，寫一套。

這中間大有玄機。跟漢字和語言的發展有關系。

雍正皇帝批折子，也常說俗語

一般人總是認為，文字就是把說的話寫出來，就是文字。其實并非這樣。在古代，語言和文字是存在很大的分歧的。

而且這分歧是不斷變化的，一邊分歧，一邊減少分歧，追求統一。

漢字是一個一個造出來的。而且古人多造單字，後來卻又把單音語變成複音，如果文字再要增加，隻增加複音的詞，字并不再增加。春秋戰國是中國造字最多的時代。

因為文字跟不上語言變化了，需要更多的文字來表示語言。以前人們并不流行寫作，詩歌可以民間傳唱，但要寫起來，還得“詩官”出馬，《詩經》就是如此。至于教化人民，需要書文，那麼有專門的人負責，以天子的名義作文，因為隻有天子有作書之權，有教化人民之能。其他人沒什麼資格。比如《尚書》，隻不過當時政府的文件而已，主要是“記言”，《尚書》中《牧誓》就是周武王伐纣，在牧野發表的演說，誓師。《召诰》，就是召公要去洛陽再建都，讓周公把自己的話禀告周武王 。

後來的情況就變了，孔子修《春秋》，有點壞規矩，所以孔子自己也心下惴惴，感歎：“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不知道這事情做對了還是做錯了。

大概從那時期起，能作書的人多了，而且也不限于資格，孔子能做史官做的事，别人自然也能做。而且諸子百家争鳴，要付諸文字，就需要大量的文字。造字就多了。當然，這隻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即便如此，漢字也還不夠他們用。孔子曾就就感歎文字不夠用。不夠用怎麼辦？子曰：“吾猶及史之阙文也。”這是《論語》中的話，說明史書也有很多字缺了，因為口中的語言能表達意思，文字卻跟不上，沒那麼多字，當然無法用字表達出來，隻有缺着。孔子的意思大概是說缺的字還要去請教人，其實隻是孔子揣測，并不準确，沒有的字，去請教人也是沒有，請教有什麼用。

裨補缺漏的隻有一個辦法，造字！讓更多的漢字來表達人們語言更多的意思。

以前人們交流的話并非很多，狩獵時，甚至不需要說話，打手勢就能看懂——身體語言也是漢字象形的啟蒙。

但現在情形變了，人們的語言複雜了，要表達的意思非常多，要把這意思用文字表達出來，那就需要更多的漢字。

這就說明，在古代，文字和語言是分開的。

文字隻是為了表達語言的意思——因為要寫下來——才有的。

而且，即便文字也不是非常統一，意思也不完全統一，字形也常常各搞各的，春秋戰國，“文字異形”（見《說文解字》）。

所以秦始皇來了個“書同文”。文字意思和形貌，需要統一，大家寫一樣的文字，這樣才能令行禁止，不然作為統一的國家，政府發個文件，很多地方的人看不懂，或者因為所知的字的意思不一樣而理解有偏差，可不就尴尬了？

當然了，在戰國之前已經有的文字，意思确定的，就不必再改，主要統一的是各國各地新造的字。

但語言無法一下子統一，即便是秦始皇也做不到。我們現在這麼發達，想完全讓大家都說普通話，也是很難的。所以，各地還是有各自的說話風格和方式，方言是一直存在的。秦始皇也不會管你說什麼話，不管是“蠻語”還是“鳥語”，無所謂了，頒布的律法條文政令之類各地的管理者能認識就行，你們自去傳達給百姓 。

但字的發展，決不能一個意思造一個字，那把識字的人得累死。所以漢字有很多一字多義，甚至音義相同的字。

這樣發展下去，漢字跟語言的分歧就會越來越大，收拾不住。那就把語言從單音變成複音（非漢語拼音的音），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一個字代表一個音，要增加，那就增加複音詞，往上造詞就可以了，卻不必一定要造字了。

這是非常聰明的辦法，古人智慧，非同一般。否則，現在我們将有識不完的字。但現在認識一兩千個字，足夠讀書寫文章。

總的變化是，語言越來越複雜，因為人越來越多，人會的越來越多，要用嘴巴表達的意思越來越多。文字卻是從繁複往簡單變化。以前有些字，早都不見了。

比如一些特指的字。古人把三歲的牛，八歲的馬，看成一個标準。牛三歲了，是壯勞力，說起來容易，張開嘴直接說這個牛三歲了。但寫出來，要特指，就非常難。

原本漢字裡還有專門一個字表示牛三歲，寫成“犙”（sān）；馬八歲，寫成“馬八”（讀bā，這個字打不出來，單個字像是馬字旁一個“川”字去掉最後一豎）；比如“驷馬難追”的“驷”，就是四匹馬拉車，很清晰。

寫出來都很清晰，說起來就分不清了，是在說“三”呢，還是在說“犙”？

但這是我們看字典，看《說文》得出的讀音，其實用這兩個字的人，不會這樣說，因為語言跟文字是分開的，文字是為了表示語言意思的。

所以，“犙”寫起來，就是這個字，說出口，就是“牛三歲”。“馬八歲”同理。

但這種字沒必要存在，慢慢的也就淘汰了。别說現代人不用了，古人早都不用了。這是為了盡量語言與文字統一而做的努力。

文字的往前發展，要比語言的發展慢的多。這個都不用到古代找例子，現代的例子就很明顯。我們說話，可以說很多形式的話，網絡上的流行詞語，我們都可以說，但要是寫成文字，比如寫一篇文章，很多還是不會去用的。

文字是需要磨煉和淘汰的，語言上發揮出來的字詞語，如果一直使用率很高，過一段時間，漢字裡面就會納入。這也是文字往簡單方向發展的一個例子。

古人操作，跟我們現代差不了多少。所以，古代說話和寫文是分開的。

說話自然說，寫文卻用一個獨特的體例——文言文。

朝代不斷向前，文言文中也不斷納入當時的俗語、高頻字詞。比如唐之前的人沒有雕版印刷，那麼“雕版”這個詞就不會出現，唐代要用，要做記錄，寫文章，那就得納入文字體系，雖然這是一個詞。宋代有活字印刷，木頭做活字，那就是“木活”，以前的人就不會用，宋代需要用，用的多，就納入文字。宋代人愛稱“官人”，以前人不這樣稱呼，這是宋的流行語，連皇帝都稱“官家”，那這種字詞，就會納入文字使用。

這種語文發展的曆程，任何時代都有，隻要漢字存在，就不會消失。現代漢語也不斷在吸收字詞，“科學”、“民主”等詞，也是舶來詞，最初人們口頭上說，最後納入文字，我們現在誰都寫。

當然了，到後來有了漢語拼音，漢字還借鑒學習了字母文字的好處，把語言中的音素分析出來，把音素制成字母，再把字母拼成文字。

這并不一定合适，就像學英語，不會讀，把英文單詞的讀法寫成漢字拼起來讀。跟真正的英語讀法還是區别很大的。用字母拼音讀漢字也是如此。至少不是文字自然發生的變化。好處是，識字容易了，掃盲非常快。

但統一讀音跟統一語音完全是兩回事兒。

語音統一之後，對文字認識是很快的，但想靠語音統一來統一讀音，根本不可能，因為這是用文字去 統一語言。不配套。語言是活的，最嘴巴可以不停的說，說出來可能動聽無比，但正完全把語言寫成文字，根本看不下去，各種語氣詞、停頓、說話習慣都在裡面，非常影響文字語句的順暢。不用多解釋，你把現在人随意聊天的語音轉化成文字，就知道出入非常大。統一讀音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我們現在實行的推廣普通話的辦法。

這就是為什麼古人要弄兩套班子，語言是語言，文字是文字，要寫文言文。

而我們要學習中國的語言和文字，不可能獨立起來單獨學，隻能綜合起來，設立一個學科，叫“語文”。“語言”和“文字”放在一起學，相互借鑒，相互啟發，互為輔助。“語文”二字，所包含的東西可謂博大精深了。古代教育，主要學科，就是“語文”。這并不影響他們發展其他的學科，造橋，可以造趙州橋；煉藥，可以出火藥；指南針照樣能出來。

而這一切的發展，所憑借的，還是“語文”。《九章算術》，寫出來，跟文言文也沒區别。誰說“語文”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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