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近幾年來的各種經濟問題，特别是大疫情和烏克蘭戰争等綜合因素，引發的西方發達國家通脹危機，引起各國政府和經濟學家的嚴重關注和擔憂。美歐不少專家都把上世紀70年代的那次石油危機與今天對比，從而向政府發出警告和各種建議。今天我在财新網看到有中國知名經濟學家魏加甯等人撰寫的一篇文章，從另一個角度論述當時作為西方世界的對手東方大國蘇聯，犯了哪些緻命的錯誤。

這是一篇一萬七千多字的長文，題目是《西方滞脹時期蘇聯的形勢錯判與戰略失誤》時間關系，和您分享其中一些發人深省的要點，文章寫道 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作為導火索，引發了西方發達國家的長期“滞脹”，其是作為西方陣營首領的美國。在經濟陷入“滞脹”泥潭的同時又接連遭遇越戰失敗，“反戰運動”和“水門事件”等多重打擊，面對這種局面，蘇聯政府卻無視自身存在的“隐性滞脹”，錯判了西方“滞脹”的真正成因。不僅加緊宣傳計劃，經濟制度的優越性和西方發達國家的黯淡前景，而且轉而采取強勢外交和擴張戰略，步入“大國夢陷阱”，結果錯失改革良機，導緻經濟崩潰，最終走上了蘇聯解體的不歸之路。

文章分了這樣幾個部分，一被長期忽視的蘇聯“隐性滞脹”，長期以來，學術界有關“滞脹”問題的關注大都集中在西方發達國家，而對同時期蘇聯存在的“隐性滞脹”及其影響，一直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事實上，計劃經濟本身就是一種常态化的“滞脹”，隻不過經濟“滞脹”往往被虛假的統計數據所掩蓋，而通貨膨脹又總是被價格的行政控制給隐形化了。

然而蘇聯領導人，在很長時間内都沒有能夠意識到這一點，主要是蘇聯的經濟停滞被統計數據所粉飾，蘇聯的通貨膨脹被行政管制所壓低，蘇聯的“滞脹”被主客觀因素隐形化。首先，蘇聯“滞脹”的深層次原因，是全要素生産率下降，其次，蘇聯的“滞脹”被石油紅利暫時掩蓋下來，再次，官僚主義使得蘇聯政府對“隐性滞脹”危害視而不見，官僚體制僵化、信息傳達失靈，自上而下看，蘇聯政府的宣傳機器一直在努力塑造太平盛世的繁榮景象，官方報紙和廣播電視，連篇累牍地宣稱蘇聯已經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大力宣傳計劃經濟體制的優越性。

而自下而上看，蘇聯下層民衆對現實生活存在的不滿情緒，不僅無法及時有效地反映到上層決策者，反而還會招來克格勃的問話關押。于是大家都隻能躲在家裡關起門來私下抱怨，甚至由于害怕被孩子聽見傳出去引來殺身之禍。大人們隻好躲到廚房裡竊竊私語，最終形成了蘇聯時期獨特的“廚房文化”。

第二部分寫的是蘇聯“隐性滞脹”的直接後果，就是錯判内外形勢，戰略決策失誤。主要體現在這樣幾個方面，一誤判西方“滞脹”成因，叫停國内體制改革；二把改革良機誤作擴張機遇，軍費開支規模不降反升；三體制改革全面停滞，科技革命錯失良機。第三部分說的是蘇聯“隐性滞脹”的間接後果，那就是外交戰略嚴重失誤，對外關系全面緊張；第四部分說的是蘇聯“隐性滞脹”帶來的惡果與啟示。

蘇聯在70年代“滞脹”時期的教訓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由于統計失真和“石油紅利”等因素，蘇聯自身的“隐性滞脹”被掩蓋下來；另一方面由于對西方“滞脹”成因，做出了方向性的誤判，誤以為這是對政府作用更強的，蘇聯計劃經濟體制優越性的有力支撐。

内外形勢誤判綜合作用的結果，就使得蘇聯領導人産生了“優勢幻覺”，把西方國家“滞脹”外部壓力減輕，提供給蘇聯的改革良機，視為戰略擴張的機遇，因此轉而采取擴張性的戰略和強勢外交。結果導緻蘇聯與東歐、中國和美國的關系同時全面緊張，從而掉入了“大國夢陷阱”。

到了80年代，戈爾巴喬夫推動全面改革，雖然有機會使蘇聯脫離計劃經濟的桎梏走出“隐性滞脹”，跳出“大國夢陷阱”。但是由于改革策略出現嚴重失誤，以及保守派的瘋狂反撲使得蘇聯失去了最後的糾錯機會，最終走上經濟崩潰和蘇聯解體的不歸之路，教訓之深、代價之大、不能不令人深刻反省、引以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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