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中國婦女報》2018年9月25日

轉自：社會學吧

作者，肖巍，清華大學哲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美國著名女性主義哲學家朱迪斯·巴特勒在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上以《翻譯中的社會性别/超越單語主義》為題做了主題演講。在巴特勒看來，性别概念實際上需要一種特有的語言指派形式，她試圖探索當社會性别概念被翻譯成不同語言時，由于語言指派、權力結構及科學解釋等差異，人們對它作何理解？這些理解對女性地位、發展條件的影響是什麼？她提醒我們不要把社會性别概念預設為“單語主義”的，要意識到其不對等性和不可翻譯性。

近日，美國著名女性主義哲學家朱迪斯·巴特勒在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上以《翻譯中的社會性别/超越單語主義》為題做了主題演講。可以說，自1990年出版《性别麻煩：女性主義和身份的颠覆》一書以來，巴特勒便一直在引領西方女性主義哲學的發展，她對于性别化身體“祛自然化”的解釋，對于異性戀模式的批評，對于性别表演理論的構建，以及近些年來對于政治哲學的探索都在哲學和性别研究領域産生重要的影響。在我與她的交談中，她曾爽朗地說：“人們都以為我僅僅研究性别，追求那種随心所欲的性别自由，實際上這隻是我的一個小目标，我真正想做的是通過探索性别問題追求一個理想的人人宜居的社會。”

性别必須通過文化和社會得以闡釋

在這次演講中，巴特勒主要講了社會性别（Gender）在不同文化中的翻譯問題。她觀察到，女性主義哲學創始人、法國哲學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未曾使用過“社會性别”概念，因為它在法語中也是一個外來詞，不僅如此，“它在許多語言中都是一個外來詞”，由此“便會遭遇到抵抗”。波伏娃主張“女人不是生就的，而是造就的”。這一名言為女性主義理論區分性别（Sex）和社會性别奠定基礎，它讓人看到即便性别是一個自然範疇，也必須通過文化和社會得以闡釋，并不存在一種“自然目的論”指導女性發展成為一個生物學意義上的女人。

巴特勒的這些理解讓我們不難得出結論：當一個男性被視為“娘炮”，一個女性被說成“女漢子”時，并不意味着他們失去生物學意義上的“自然本質”與“性别本然”，而意味着一種文化上的性别符号，不論人們怎樣強調後者的“自然性”“真理性”“客觀實在性”等等都是如此。基于這番認識，那些終日奔波于事業的女性根本無需在意自己是否被議論缺少“女人味兒”，因為這些議論多半來自人們的性别刻闆印象。“一個社會意義上的男性可以來自一個生物學意義的女性，一個社會意義上的女性可以出自一個生物學意義的男性，因而社會性别僅僅是一種選擇。”

性别是一種“境遇”

巴特勒的這一解釋似乎還能打消人們的一種疑慮，根據社會性别理論，“生母”并不等于“慈母”，但還是有人不免要追問：“生母的事實在慈母的社會意義中究竟占有多大成分？”“女性難道不比男性更具有母性嗎？”對于這些問題，巴特勒式的回答是：我們并未否認女性作為生母的生物學事實，然而一旦需要解釋母親應當如何時，便進入到社會和哲學概念層面，是否能成為“慈母”，以及相應的比例取決于這位生母的“境遇”。同樣，男性在特有的境遇中也會成為慈母，因為這些都不取決于誰是孩子的生物學母親。我們之所以有這些疑慮是因為總是把女性生育的“自然事實”與由社會和文化界定的“自然事實”概念混為一談，而後者在巴特勒看來是“由它們置于其中的境遇組織起來的”。

巴特勒還分析說，如今的波伏娃繼承者對于性别大體上持有三種看法：其一，認為生物學性别對于社會性别塑造并無直接因果關系，後者是一種生成形式；其二，相信性别本身是一個自然事實，但需要質疑建構和描述這些事實的科學，因為它們通常是有偏見的。例如，一些關于女性弱勢社會地位和不平等的假設都是建立在“科學”假設基礎上的；其三，主張性别是一種“境遇”，意味着它是在一系列社會曆史過程和權力形式中逐漸形成的一種指派，盡管女性不是由生物學決定的，但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始終需要在自身的境遇中掙紮，尋求從社會和文化内部作出改變，并在這一過程中追求更大程度的自由和平等。每個女性都必須承擔這種改變的責任。

性别需要一種特有的語言指派形式

波伏娃理論讓人意識到，在性别與社會性别之間存在着一條不容易填充的鴻溝——如果人們認為性别是理所當然的，那麼就會把對于性别特有的版本視為理所當然的，而這種理解卻是基于“我們所講的語言，或者在一系列确定的社會和科學預設之内”。在巴特勒看來，雖然性别概念通過語言被普遍地建立起來，但它實際上卻需要一種特有的語言指派形式。

針對巴特勒這次講演的題目，人們也許還有其他疑問：“難道人們對于性别的理解會有差異嗎？”“我們的理解與遙遠的古人，與不同文化中的人們有什麼不同嗎？”“如果這樣，誰應當是性别的最終定義者？”巴特勒似乎窺視到了我們的内心，她以一如既往的直率方式回答說：“沒有任何語言有權力，或者權威給予性别确定性的命名。性别總被一種語言占據着，尤其是那種具有科學權威性的語言。我不想為語言相對論辯護，相反我隻想知道當我們在多種語言背景下理解社會性别時，将會發生什麼。”換句話說，巴特勒試圖探索當社會性别概念被翻譯成不同語言時，由于語言指派、權力結構、文化，以及科學解釋方面的差異，人們究竟對它作何理解？這些理解對于女性地位，發展條件的影響和限制是什麼？

巴特勒也敏感地發現，社會性别概念無論被翻譯成哪種語言都會遇到困難。這是由于：第一，性别并不能與把它作為一個事實來塑造的語言構成分開，而就性别作為一種語言構成來說，性别事實上與社會性别并無二緻；第二，社會性别是一個外來詞，總給翻譯者造成困難，它抵達到任何語言中都是這種翻譯困難的産物，并在各種語言中從未有過相同的含義。20世紀50年代，這個詞在英語中被創造出來，但即便對于英語國家來說，它也是一個外來語，而且一進入語言中便會帶來麻煩，這種麻煩對于這個概念本身和女性意味着什麼呢？

巴特勒認為，要回答這一問題，必須思考下面一些問題：“當社會性别進入到一種語言，例如英語或者其他語言中時失去和獲得了什麼？”“作為一種外來語，它帶來什麼樣的困擾？”“為什麼在關于社會性别的争論中，我們通常意識不到自己的單語主義預設？”因此，“翻譯才是使社會性别有可能成為一個有用分析範疇的條件”。然而，無論我們怎樣翻譯，都存在着概念的不對等性和不可翻譯性，這些屬性會導緻一些社會和文化抵抗社會性别概念。在抵抗者看來，社會性别就等同于同性戀、平等、女性主義、變性人、愛、婚姻、生育自由，以及流産權利等。

面對這一局面，巴特勒不斷提醒女性主義者注意到不同文化對于“社會性别”概念的翻譯和理解，不要把它預設為“單語主義”的，而且也要意識到這一概念的不對等性和不可翻譯性，從而也做好充分準備去應對不同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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