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四句話，是北宋張載一生為學的歸宿，也是其思想的精髓所在，馮友蘭先生稱其為“橫渠四句”。張載（1020—1077年），字子厚，陝西眉縣橫渠鎮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理學的奠基人之一，關學的創始人，世稱“橫渠先生”。

張載雕像

為天地立心

“天地之心”最早見于周易《複》卦彖辭，曰：“複，其見天地之心乎？”此處的“天地之心”是指天地間萬事萬物陰陽消長的規律性。張載的思想深受易學的影響，曾在長安坐虎皮椅講《周易》，并且著有《橫渠易說》，因此他所謂的“天地之心”是與易學密切相關的。張載用“太虛即氣”，解釋宇宙的起源和世界的本體，是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的體現，他同時提出了“一物兩體”說，認為任何事物都是由對立統一的兩面構成的。

張載所立的“天地之心”即揭示的事物運動變化的規律，就是建立在易學哲學基礎上的樸素的辯證唯物主義。《禮記》雲：“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聲，被色而生者也。”天、地、人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人在天地之間，是能知能覺者，所以被稱為“天地之心”。這是對人在宇宙之間地位的肯定，是對人的主體性的高度自覺。天地本無“心”，但人有“心”。因為”人”乃天地之心，所以“人心”體現了“天地之心”。

張載雲：“天無心，心都在人之心。”人把自身的價值觀念投射到天地之間，與天地合而為一。《西銘》雲：“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民胞物與”的思想繼承和發展了儒家“仁民愛物”的觀念，将仁愛的對象推及萬物，提升了儒家“仁”價值觀念的内涵和境界。所謂的“為天地立心”，就是為人類社會建立“以仁為核心”的價值體系。正如馬一浮先生總結道：學者之事，莫要于識仁求仁，好仁惡不仁，能如此，乃是為天地立心。在張載看來，“立心”也就是“立天理”之心，因為天理“能使天下悅且通”，從而使“天下”（社會）必然會普遍接受仁孝之理等道德價值。我們得一“仁”字。

橫渠書院正蒙殿

為生民立命

“立命”源自于孟子的思想。《孟子·盡心上》有雲：“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一個人不管壽命長短，都要通過自己的道德努力，盡心知性知天，在精神價值方面掌控自己的命運。

張載所謂“為生民立命”，就是要讓天下百姓都有安身立命之處。“安身”，即生活有着落，“立命”，即靈魂有安頓，精神有依歸。張載特别強調對孤寡羸弱、老弱病殘等弱勢群體的關愛和照顧，要使他們生活得到應有的照顧。《西銘》雲：“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鳏寡，皆吾兄弟之颠連而無告者也。”“精神有依歸”就是要設法提升老百姓的心靈層次，使他們樹立正确的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有着高尚的情操和精神追求。

《中庸》雲：“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修道”不僅僅是自我的修煉，而是在修身的基礎上，修己安百姓，正人正己，以天下蒼生為念，教化天下，使天下歸仁，即通過各種教育、教化的途徑，使正确的思想深入人心。“為生民立命”，就是要為民衆确立正确的精神價值導向和價值觀念，建設精神家園。我們得一“教”字。

張載手植柏樹

為往聖繼絕學

往聖，是曆史上的聖人，“絕學”就是中斷了的儒學傳統。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社會人們的主導思想，張載認為：北宋時期，由周公、孔子、孟子創立的儒學已經衰落，在這種情況下，要繼承儒學學統，将儒家的思想發揚光大。張載正是懷着這樣的學術使命意識，俯而讀，仰而思，博采衆長，創立“關學”，成為了與“濂”“閩”“洛”并列的理學學派，影響了關中學術從北宋到明的800多年，對塑造關中人乃至中國人的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

為了實現“為往聖繼絕學”的崇高使命，張載對儒家典籍進行了系統闡釋。可以說，通過這些努力，張載取得了重大的學術成就，實現了自己“為往聖繼絕學”的學術使命，為儒學在宋明的複興和重建作出了重要貢獻。為此，司馬光稱贊他：“中年更折節，六籍事鑽研。羲農及周孔，上下皆貫穿。造次循繩墨，儒行無少愆。師道久廢阙，模範幾無傳。先生力振起，不絕尚聯綿。……當令洙泗風，郁郁滿秦川。”

張載對儒家典籍進行了系統的闡釋、精心的研讀，形成了獨到的見解，著有《橫渠易說》《正蒙》《東銘》《西銘》《經學理窟》等著作，形成了系統的思想理論體系。在張載看來，人心否塞，人欲橫流之時，必須研究義理，乃可以自拔于流俗，不至于戕賊其天性，作為學者，應該研究義理之學，切勿空談心性。我們得一“理”字。

張載生平陳列館

為萬世開太平

“太平”“大同”是周公、孔子以來儒家的社會政治理想。“開”是期待之謂，“為萬世開太平”就是實現《西銘》描述的“民胞物與”“天下歸仁”的社會理想。要把這樣美好的藍圖和社會構想變成現實，必須倡導理論聯系實際、經世緻用的學風，為國泰民安和社會的安甯和諧作出自身應有的貢獻。

張載為學不尚空談，“語學而及政，論政而及禮樂兵刑之學”。張載年輕時候就向邠人焦寅學習兵法，并曾想組織兵力對西夏作戰，收複失地，21歲的他就向時任陝西經略安撫招讨副使、主持西北防務的範仲淹上書《邊議九條》，陳述自己欲收複被西夏奪去的洮西之地的設想。範仲淹在延州（今延安）召見了張載，認為張載作為儒生，日後定成大器，便勸他棄武從文，勉勵他從《中庸》讀起，研習儒家經典。張載聽從了範仲淹的勸告，回家苦讀《中庸》，仍感不滿意。于是，遍讀佛、道家之書，後覺這些書籍都不能實現自己的宏偉抱負，又回到儒家學說上來。曆經十餘年攻讀，張載終于悟出了儒、佛、道互補、互通的道理，逐漸形成獨特的關學體系，終成一家之言。

張載為政期間，“躬行禮教”“敦本善俗”，取得了不凡的政績。晚年回到橫渠書院著書立說，仍然不忘體察民情，在關中多地實施“井田制”，恢複周禮的實驗。在張載的心目中，隻有“崇禮貴德”“躬行禮教”，實行“仁政，德治”，才能開創萬世太平的基業。我們得一“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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