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輝）《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的開端，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前11世紀至前6世紀）的詩歌，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約五百年間的社會面貌。《詩經》作品最早産生的記錄為西周初年，最遲産生的作品為春秋時期，上下跨度約五六百年。《詩經》就整體而言，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間中國社會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創業的頌歌，祭祀神鬼的樂章；也有貴族之間的宴飲交往，勞逸不均的怨憤；更有反映勞動、打獵、以及大量戀愛、婚姻、社會習俗方面的動人篇章。

經文史專家考定，《詩經》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滅商（公元前1066年）以後産生的。《周頌》時代最早，在西周初年産生，是貴族文人作品，以宗廟樂歌、頌神樂歌為主，也有部分描寫農業生産。《魯頌》和《商頌》都産生在周室東遷（公元前770年）以後。事實果真如此嗎？恐怕曆史并非如此！

《詩經》分《風》《雅》《頌》三部分。《雅》分《大雅》《小雅》，多為貴族祭祀之詩歌，祈豐年、頌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貴族文人，但對現實政治有所不滿，除了宴會樂歌、祭祀樂歌和史詩而外，也寫出了一些反映人民願望的諷刺詩。《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頌》則為宗廟祭祀之詩歌。《雅》《頌》中的詩歌對于考察早期曆史、宗教與社會有很大的價值。既然《頌》則為宗廟祭祀之詩歌，《周頌》為歌頌周王室的宗廟祭祀之詩歌，是理所當然最重要的詩歌作品，那麼做為被周王室所滅掉的前朝商朝頌歌《商頌》的存在，就顯得很不合情合理！甚至對周王朝的統治會造成極大的危害。

從任何一個角度，不論是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來說，《詩經》中獨立篇章《商頌》以歌頌前朝商王朝商文化作品的存在，是任何一個統治者所不願看到的。不論《商頌》作品出現在周王朝的任何時期，都是對周王朝最大的威脅，是對周王室統治者的不敬。那麼，為何在産生于周王朝時期的《詩經》作品中，會保留有《商頌》中的《那》、《烈祖》、《玄鳥》、《長發》、《殷武》這幾首歌明目張膽頌商王朝的作品呢？這是從事中國文化研究與《詩經》研究，必須要搞清楚的中國曆史問題與中國文化問題。

按理說，《頌》作為宗廟祭祀之詩歌，商王朝已經滅亡，《商頌》詩經作品已經沒有存在的可能，也沒有繼續産生用于進行對商王朝宗廟祭祀的場合。雖然“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襃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以此彰顯周武王對古之先聖的崇敬與尊重，但後世周天子尚不至于讓歌頌商王朝統治者的詩歌，能夠堂而皇之地産生。那麼，《商頌》産生在周室東遷（公元前770年）以後的認知，就是原則性錯誤的曆史認知，是必須要糾正的。

既然《商頌》這幾首堂而皇之歌頌商王朝的《詩經》作品能夠名正言順地存在于《詩經》中，那就隻有一種曆史可能與曆史合理性：《詩經•商頌》中的《那》、《烈祖》、《玄鳥》、《長發》、《殷武》等作品，誕生于商王朝滅亡之前，産生于武王滅商曆史事件之前。

《詩經•商頌》作為商王朝的宗廟祭祀之詩歌，在其詩歌中表達了對商王朝先祖的無限贊美之詞。《那》：“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将”；《烈祖》：“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綏我眉壽，黃耇無疆”、“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飨，降福無疆。”；《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邦畿千裡，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殷受命鹹宜，百祿是何”；《長發》：“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殷武》：“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甯，以保我後生”等等。

從《詩經•商頌》詩篇中的詩詞，我們看到的不是商氏族後世對前世的追思，而是商王朝貴族文人一種實情實景的描繪，展現了商王朝統治者“四海來假，來假祁祁”的豪邁心情，“邦畿千裡，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的躊躇滿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的統一盛世。因為《詩經•商頌》已經廣泛流傳于世，成為商文化高度發達的代表，為人所普遍認同，即使武王滅殷後，也無法從根本上抹殺否定《詩經•商頌》所表達的社會現實以及文化現實。使得《詩經•商頌》能夠得以保留在周王朝時期産生的《詩三百》的作品中，成為《詩經》中的代表作品。

如果《詩經•商頌》産生于周王朝時期，不僅周王室貴族文人不會去大肆歌頌被滅掉的殷商王朝的豐功偉績，即使普通的民衆也不會去頌揚一個被消滅的王朝以緻招來牢獄之災或殺身之禍。相信被周王朝所封的宋國貴族文人，也不會不識時務地去追念祖先曾經創造的輝煌業績。因此，《詩經•商頌》中的所有作品，隻可能産生于商王朝時期而不會是之後的周王朝時期，《詩經》作品産生的年代将大大提前。

《詩經•商頌》之所以能夠通過《詩三百》而保存至今流傳于世，另一重要原因是殷商王朝統治時期實行的“南商北殷”兩都制。雖然“武王伐纣”消滅了商纣王、毀滅了北方的殷都，但是物産豐富、文化發達的南方商都四方湖古城被西周王朝完整地保留下來，建設為西周王朝統治管理東南地區的東都“成周”。周武王、周公、周成王對商文化發達的商都“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的安撫國策，使得以《詩經》文化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在商文化的基礎上穩定地傳承與發展，最終在西周東都成周所在的南方地區，誕生了以《周南》為開篇的偉大作品《詩經》。作為商王朝宮廷禮樂代表的《詩經•商頌》作品，成為《詩經》的有機組成部分，保留在《詩經》作品中，也是中華曆史與文化發展的必然。

綜上所述，筆者雖然不能确認《詩經•商頌》是《詩三百》中年代最早的作品，但《詩經•商頌》産生于商王朝時期卻是無可置疑的；《詩經•商頌》的産生年代要普遍高于《詩經》中其他作品的産生時期，《詩經•商頌》篇為整體性的商王朝時期作品；《詩經•商頌》歌頌了以四方湖古城為中心的商王朝商都的富足與文化繁榮，體現了大禹治水之後，中國夏商周三代王朝在四方湖古城城邑的曆史變遷，以及中國傳統文化在四方湖古城的穩定發展與傳承。（作者：趙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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