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驗室檢測值是否一緻?□本報記者 張磊6月27日，北京新發地聚集性疫情已持續了16天，其間，核酸檢測成為公衆關心的話題陰性，抑或陽性，不同的檢測結果決定着一個人乃至一個家庭的悲歡離合，更影響着公共衛生人員後續的防控措施，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實驗室檢測值是否一緻?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實驗室檢測值是否一緻

□本報記者 張磊

6月27日，北京新發地聚集性疫情已持續了16天，其間，核酸檢測成為公衆關心的話題。陰性，抑或陽性，不同的檢測結果決定着一個人乃至一個家庭的悲歡離合，更影響着公共衛生人員後續的防控措施。

那麼，咽拭子樣本采集完成後，接下來的實驗室檢測中，将采取哪些步驟對樣本進行分析？又如何保障檢測結果的準确性以及實驗室的安全？6月23日晚，記者走進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見證了這一過程。

“混”而不亂

6月23日，傍晚。

落日西沉，烈日餘溫仍炙烤着大地。相較周遭的喧嚣，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區迎新街100号的一座老舊建築顯得落寞而甯靜。

“這裡就是中國疾控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南區）的實驗大樓。”中國疾控中心生物安全首席專家、病毒病所黨委書記武桂珍說。從這座5層的實驗樓裡，相繼走出了黃祯祥、朱既明、侯雲德、曾毅、洪濤5位院士，也誕生了我國首個生物安全三級實驗室（P3實驗室）。目前，高福、侯雲德等4位院士的實驗室仍在此運轉。

“從6月12日晚至今，我們24小時不間斷工作，已協助北京完成了1.2萬餘份樣本的核酸檢測。”武桂珍說，“對新發地市場相關病例樣本病毒全基因組序列測定和分析，也都是在這裡完成的。”

北京新發地聚集性疫情發生後，中國疾控中心協力抗疫，為縮短咽拭子樣本的運送時間，病毒病所将移動P3實驗室從昌平園區“轉移”到了南區。

“這次，就靠它！”武桂珍指着位于實驗大樓二層的帳篷式移動P3實驗室說。實驗室占地不大，約10平方米，從外觀看上去，與塑料大棚類似。“對密閉性要求極高，這些材料，大棚可比不了。”武桂珍笑着說。

“實驗室檢測，首要的是安全。”武桂珍強調，帳篷式移動P3實驗室采用負壓環境，内部空氣經過濾後才可排出，添加手套箱等設備後，甚至能達到P4級别。即便是當今最危險的埃博拉病毒，也可以在這種環境下進行樣本的核酸檢測。

此外，帳篷式移動P3實驗室便于拆裝，在綏芬河、哈爾濱、舒蘭等地的戰疫中均派上了用場。不斷磨合下，目前，工作人員僅用三四個小時便可安裝調試到位。

随着北京市不斷擴大檢測範圍，對核酸檢測能力的需求也陡然提升。為提升檢測效率，北京采取了混檢的方式，雖然此前武漢在進行全市普檢時也曾采用這一方式，但公衆仍有擔憂，混檢會影響檢測準确性嗎？

對此，武桂珍表示，不能将咽拭子樣本混檢簡單等同于将不同飲料相互摻和，“核酸檢測，檢測的是DNA，是遺傳物質，它不會因混合而改變，就像幾個人聚在一起，不會因此改變每個人的體貌特征”。

另一方面，國内外研究結果顯示，混檢不會影響核酸檢測的準确性，國外一般采取10個~20個樣本混檢，我國為3個~5個。

武桂珍表示，雖是混檢，采樣時仍進行了備份。以3份樣本混檢為例，送至實驗室的，實際上是4份樣本——3個單管分别裝有3個人的樣本，另一個是混管，混合着3個人的樣本。如果混管為陽性，則要對3個單管再次檢測。“當前，北京絕大多數樣本均為陰性，在這種情況下，混檢有利于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如果陽性樣本較多時，則不适于混檢。”武桂珍說。

兩道門，隔開另一個世界

“樣本來了！”伴随洪亮的聲音，中國疾控中心病毒病所肖康、劉鐵柱兩位實驗人員手提貼着危險物标識的感染性物質運輸箱走了進來。

這是一批由北京市豐台區送來的樣本。為保證安全，運輸箱被包裹了3層。

在帳篷式移動P3實驗室，主要完成清點核對、滅活等工作。此後，再将樣本送至P2實驗室進行核酸提取。最後，才是核酸檢測，判定陰性或陽性。

防護服、護目鏡、兩層橡膠手套，一切準備就緒，肖康、劉鐵柱看了看壓力表，-48帕，實驗室内屬于負壓狀态，一切正常。兩人對視一眼，點點頭，準備進入實驗室。為保障安全，進入生物安全三級實驗室，必須兩人同行，以便互相照應。

實驗室被裡、外兩道門分隔為緩沖區和實驗區。打開第一道門，進入緩沖區，兩人在這裡對運輸箱消毒。3層包裝，每打開1層，就要消毒1次。消毒完畢，打開第二道門，進入實驗區。實驗人員首先要對樣品進行清點，核對樣本信息，無誤後，開始在操作台将樣本逐一放入裂解劑滅活。

提取樣本，放入裂解劑、滅活，實驗人員要不停地重複這一動作。“雖然很枯燥，但不敢掉以輕心，一次疏漏，就可能造成很大影響。”肖康說，每次從實驗室出來，肩膀都是酸痛難忍，最嚴重的時候，胳膊都擡不起來了。

将樣本滅活後，由于記錄數據的紙質材料不能帶出，要由第3名工作人員在實驗室外透過塑料膜拍照，再将數據錄入。

“負壓環境雖保障了實驗室安全，但對實驗人員而言，卻是很大的考驗。”武桂珍說。為保障安全，除了防護用具，實驗人員還要佩戴一個便攜式正壓呼吸裝置，将實驗室内的空氣過濾淨化後再供實驗人員呼吸

肖康告訴記者，鼓風機收集的都是實驗室内的空氣，因此，實驗室内很熱的話，呼吸的也都是熱氣，“很難受”。

此外，負壓環境會壓迫耳膜，這種感受類似飛機起落時的階段，時間一長，會産生耳鳴。加之鼓風機本身的噪聲，兩名實驗人員交流時，必須大聲叫喊，“就像吵架似的，出來後，耳朵嗡嗡作響”。因此，在P3實驗室的工作時間不能超過4小時，否則會對身體造成損傷。

尚難鎖定病毒來源國

接下來，是核酸提取和核酸檢測。由于樣本已被滅活，這兩步在P2實驗室即可完成。

另一組實驗人員将提取的核酸樣品放入熒光PCR反應試劑；然後，再放入離心機，盡可能讓核酸沉入試管底部；最後，放入熒光定量PCR儀進行分析，80分鐘後，得出結果。

與公衆想象中不同的是，檢測結果并不是簡單的“yes or no”，而是需要實驗人員對數據曲線進行分析，得出結論。“如果是陽性樣本，我們要做保留，以備未來追溯之用。”武桂珍說。

武桂珍坦言，從目前的技術條件看，并不能保證核酸檢測百分之百準确，一方面要通過科研，提升檢測試劑的特異性和敏感性，同時，也需要加強對樣本采集人員的培訓，提高樣本采集質量。

對于公衆關心的病毒溯源問題，中國疾控中心病毒病所所長助理張勇表示，目前已确定此次新發地市場相關病例的病毒來源于歐洲，但具體來源于哪個國家，目前尚難确定，“歐洲國家人員往來頻繁，從不同國家相關病例檢出的病毒基因序列差異很小，難以确定具體來自哪個國家”。

另一方面，張勇認為，溯源工作需要實驗室檢測和流行病學調查通力合作，“綜合運用基因組流行病學、現場流行病學、大數據技術等，才能揭開新發地的病毒源頭之謎”。

他表示，流調和大數據可能會發現病例之間的關聯，有時候卻無法判斷他們之間到底是誰傳染了誰。通過實驗室的檢測和基因測序分析，能夠得知它們之間的傳播路徑。“而當我們推測出病毒之間可能存在的傳播關系，也能夠進一步通過流調等方法去尋找相應的證據。”

據悉，在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的資助下，病毒病所正牽頭在全國籌建基于病毒全基因組的病毒網絡化監測和溯源技術體系，以應對病毒溯源這個關系到國家安全的病毒病預防控制的重大問題。

“都是陰性！”記者離開時，恰巧一批檢測結果剛剛“出爐”，實驗人員興奮地說。此時，已近晚上10點。對病毒病所的實驗人員而言，徹夜的工作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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