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4月24日《解放日報》的“廣告專頁”版，一家名為上海外高橋保稅區聯合發展有限公司的企業，發布了一則外商投資企業法人登記公告。公告上，公司名字中的“保稅區”三個字，被翻譯為“FREE TRADE ZONE”，直譯過來，就是自由貿易區。

但當時的保稅區不等于國際通行的自由貿易區。這是一個富有中國特色的新名詞，背後的内涵是當時中央賦予的“三個自由”政策：貿易自由、貨币自由和貨物進出自由。當時的市領導說：“保稅區，世界上沒有這樣叫的，隻有保稅倉庫。如果用保稅區，就是Bonded Zone，外國人看不懂。”

于是，當年所有與外高橋相關的文件和新聞裡，中文還是叫“保稅區”，英文名定為“Shanghai Waigaoqiao Free Trade Zone”。

直到21年後，2013年9月29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揭牌成立，“Free Trade Zone”這一譯文依舊沿用，但它的實質卻在曆史演進中産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如果用一句話概括這種轉變，那就是中國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了，中國在開放中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心越來越堅定。

開放帶來體量倍增

今天，上海自貿區迎來它成立的9周年。在這兩年風頭無兩的浦東引領區建設和創業熱土臨港新片區的對照下，上海自貿區顯得有點低調。外界也有疑惑：自貿區究竟在做什麼？自貿區究竟做了什麼？

然而當我們把這段日子置入更長的曆史當中去觀照，答案就顯現出來了。

1990年外高橋保稅區設立後，很快成為國内開放度最高、自由貿易功能最強的區域。在“大增長”邏輯下，保稅區一路充分享受了開放紅利。從1990年到2000年，浦東新區GDP總量平均增速達到20%以上；直至自貿區成立的前夜，這種增長速度也保持在13%的高位。

“如果沒有此前的開放基礎，可能也不會有2013年的自貿區成立。上海自貿區是作為中國融入世界的具象載體出現的。”上海市浦東改革與發展研究院院長徐建說。

進入自貿區時代的中國，向全球打開了一道繁榮市場的大門。很快，在上海自貿區，中國第一家外資職業技能培訓機構、第一家外商獨資國際船舶管理公司、第一家外商獨資醫療機構、第一家外商獨資工程設計公司陸續出現，新業态、新事物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短短5年時間裡，上海自貿區累計新設企業超過5.5萬戶，相當于前20年同一區域設立企業數的1.5倍。上海自貿區以上海1/50的面積，創造了全市1/4的GDP和2/5的貿易總額。在全球貿易回暖的2017年，上海以自貿區建設為牽引，在開放中邁向了經濟總量的新台階。

“可以說，自貿區從那時起已經不僅是一個開放的載體，更是一種以開放促發展的品牌，代表一種全新的發展理念。”徐建認為。

發展邏輯逐漸轉向

2018年11月，在首屆進博會開幕式上宣布，将增設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新片區。自此，自貿區的發展進入到更“大膽創新探索”“為全國積累更多可複制可推廣經驗”的新階段。

這種“新”，不僅僅體現在開放新的空間，承載新的使命。回顧上海近5年的曆史，不難發現，恰是在2018年，上海提出“提升城市能級和核心競争力”。上海自貿區伴随新片區的落地，實現了從“大增長”到“強化功能”的核心發展邏輯轉變。

2018年後，我們較少以“增加了多少市場主體”“放開了多少行業”這樣的硬指标來評價自貿區的效能，轉而聚力在如何“把功能做強，集聚輻射效應”。

GOI，全稱叫浦東大企業開放創新中心。浦東自去年推出“大企業開放創新中心計劃”後，至今已有47家像巴斯夫、聯想、諾基亞貝爾這樣重量級的企業加入，累計為2000多家科創企業提供了創新創業服務和資源。

ATLATL，一家生物醫藥研究型開放式創新平台，最先在張江完成從早期藥物發現到臨床前研究全過程的生态構建後，又在臨港布局了從藥物發現到臨床研究轉化平台，大大降低生物醫藥創新的成本。如今，越來越多的創新企業和項目，像靠近磁石一般選擇在張江、臨港落地發展。這是城市功能所發揮出來的乘數效應。

新加坡的“規劃之父”劉太格曾在一次采訪中說：“把城市功能做好，想不國際化都很難。”新加坡走了一條以構築世界級功能，帶動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路子。而上海自貿區，也恰恰在城市功能的不斷補足、城市能級的不斷躍升過程中，真正步入更高質量的發展。

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

開放是當代中國的鮮明标識。實際上，自上海自貿區成立以來，一套遵循市場邏輯，緊密對接全球經貿規則的開放舉措就在穩步推進中。

從2013年開始，上海自貿區圍繞貿易便利化破題，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國際貿易“單一窗口”、自由貿易賬戶……改革旨在搭建出可複制、可推廣的開放架構，讓全球的企業、資本能夠在中國的自貿區裡安營紮寨。

尤其是負面清單的推出，在當時國内對外資準入無一例外都要進行事前審批的情況下，上海自貿區率先采用負面清單規則，讓清單以外的外國投資者和中國投資者一樣享受同等待遇。9年時間裡，這張清單越來越短，從最早的190多條，縮減至去年的30多條，超過1.2萬家外資企業在區内設立。同時，這一重大改革還從上海的先行試點寫入了中國的外商投資法。

開放途中，上海逐步将優化營商環境的議題也提出來，以自貿區為苗圃，以改革為契機，持續探索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2015年，上海自貿區在全國率先做出了“先照後證”的改變，也就是說，一個企業隻要到工商和市場監管部門領取營業執照，就可以從事一般的生産經營活動，解決了設立難的問題。

其後的 “證照分離”改革試點又解決了企業辦證難、準入不準營問題。再往後，“一業一證”推出，一個行業準入需要辦理的多張許可證，被整合為一張行業綜合許可證，解決了行政成本問題。

去年《關于支持浦東新區高水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的意見》發布後，首部“浦東新區法規”正式通過并提出“綜合許可單軌制”“行業綜合許可證統一有效期”等，直擊前期“一業一證”試點中的痛點，進一步推進改革。

一照、一證，小小兩張紙，投射出上海自貿區的理念之本：讓全球的企業、主體在中國做生意變得簡單、高效、自由。外界也漸漸從自貿區的成長過程中，看懂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道路。

今天的上海自貿區外高橋片區早已不再全然仰賴貿易物流等傳統産業，浦東新區六大“硬核産業”之一的生物醫藥，在這裡形成全産業鍊的服務供給；全球規模最大的藝術品保稅倉庫布局，讓外高橋成為世界上又一個藝術品進出境樞紐。未來的上海自貿區，将有望在“引領區”的框架下，在制度型開放的探索中，進一步融入系統集成、協同高效的新發展格局中去。

欄目主編：唐烨

來源：作者：杜晨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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