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前的今天，1958年9月2日，我國第一座電視台——北京電視台正式開播。1958年5月1日開始試播，當時的演播室是由一個50多平方米的排練廳臨時改裝的。正式播出後的電視節目，每周播出4次，每次2—3小時。當時的功率很小，發射半徑隻有25公裡，全北京市也隻有30多台電視接收機。1973年10月1日正式播出彩色電視節目，1978年5月1日改稱中央電視台。

毫無疑問，北京電視台的開播意味着我國一種新型媒體的問世。什麼是新媒體，62年前似乎還沒有人提出這個問題。自1994年中國以一條64k專線接入國際互聯網以後，新媒體概念開始成為國人不斷追問的話題。

值此我國第一座電視台正式開播62周年之際，簡要梳理人類傳播技術的發展及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或許有助于深化對新媒體的認識。

一、新媒體的超然能動性

對于新媒體的界定，學者們可謂衆說紛纭，至今沒有定論。有人用數字化、多媒體、無限容量、無限時空等許多定語來界定新媒體，認為新媒體就是以數字信息技術為基礎，以互動傳播為特點、具有創新形态的媒體。美國《連線》雜志對新媒體的定義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傳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新媒體的定義是"以數字技術為基礎，以網絡為載體進行信息傳播的媒介。"還有人則認為新媒體是個僞概念，任何媒體剛出現時都是新媒體。傳統媒體隻要内容新，就是新媒體，數字媒體如果内容舊，仍然屬于舊媒體。

盡管我們今天對新媒體以及媒介、媒體、傳媒等概念内涵的界定仍舊莫衷一是，但有一點是不存在争議的，這些概念都屬于人類傳播文化範疇。從發生學角度看，人類傳播文化依次經曆了口語文化、文字文化、印刷文化、電子文化以及網絡文化等五種形态，或曰五次傳播文化革命。當然，五種文化形态之間不是相互替代的關系，而是累進和叠加的關系。

事實證明，人類傳播文化的發展始終伴随着傳播技術的進步，在傳播技術界面生活的現代人，一刻也難以逃脫傳播技術的影響。人類有史以來的信息交流與傳播，從烽火報警到鴻雁傳書；從廣播電視到互聯網絡；從現實世界到虛拟空間……變化的不僅僅是信息的内容，更令人矚目的是信息處理與傳播的方式。

我以為，依靠自身邏輯發展起來的傳播技術，具有一種超然的能動作用，它在順應和滿足人的社會需要的同時，也以其固有規律或曰技術理性為人類開辟着新的溝通渠道，引領人們步入新的交往空間。從一定意義上說，一部人類傳播技術發展史就是一部人類社會發展史。同樣，一部人類社會發展史，既是人類使用傳播媒介的曆史，也是展示傳播媒介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級到高級的技術變革史。從技術哲學視角讨論新媒體現象，會得到許多有益啟示。

二、 從親身傳播到複制文化

新媒體之新是一個曆時性概念，是在傳播技術不斷變革中形成的動态過程。以文化社會學的觀點看，人類文明進步始終遵從"成本—效率"優化法則，在傳播文化演進史上這一法則同樣有效。

我們知道，在漫長的遠古時期，人類要實現自身的交往和對外部世界的認知，隻能借助于自己與生俱來的感覺器官，這是人類傳播史上的親身傳播時期，也應該是"自媒體"的最原始含義。

如果說口頭語言屬于人的天然器官的自然延伸，難以完整保存和複制，那麼，文字符号的保存和複制則需要借助于外在的物質載體。尋找有效便捷的記錄介質與保存技術，成為文化傳承中人類共同面臨的與文字發明共生的傳播技術課題。

正是文字的出現直接孕育了印刷文化的誕生，從而開創了人類符号文化傳播的曆史新時期。印刷術的發明與應用消除了手抄刻劃文字的諸多局限，使精神文化産品得以大量複制，更多的平民知識分子得以産生，為文化的普及和增值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三、電子技術與"流動藏私"

電子時代的到來，使人類渴望徹底征服時間和空間的夢想得以實現。1837年美國工程師塞缪爾·莫爾斯發明了電報，揭開了電信時代的帷幕。1876年美國人亞曆山大·格雷厄姆·貝爾發明電話，首次将人的聲音轉換成強弱不等的電流進行傳輸。1895年意大利人馬可尼在德國科學家赫茲的無線電研究成果基礎上，試驗無線電通訊技術獲得成功，并于1901年實施了橫跨大西洋的信号傳輸試驗，這就是電子媒介的雛型。就在1895年同一年，電影作為一種特殊的聲像媒介誕生了。1920年廣播問世，世界上第一家廣播電台是美國匹茲堡KDKA廣播電台，它于1920年11月2日開播。

電視是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之一。作為一種新興的大衆傳媒，電視在許多方面表現出了與以往不同的傳播特質。電視直接作用于人的視覺和聽覺，彌補了抽象文字的不足，使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得以共享信息，并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地域和交通工具的限制。

美國在1940年、日本在1950年開始擁有有線電視，當時稱作"共同天線電視"或"社區天線電視"。最初有線電視隻是作為解決偏遠地區和都市收視障礙的一種技術手段，後發展成為大規模、多頻道、多用途的都市新興媒體。

20世紀70年代末衛星直播電視的出現，在電視發展史乃至人類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極大地拓展了信息傳播的能力，使世界變成了一個村落，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麥克盧漢"天涯若比鄰"的"地球村"構想。

成書于20世紀70年代初的雷蒙德·威廉斯的《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是一部公認的關于電視研究的經典著作。書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流動藏私"觀點。毫無疑問，電視兼具流動與藏私的特點，它可以使人坐在家中了解外面的世界。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裡，電視就是典型的新媒體。

四、互聯網與全媒體生活

回顧既往，人類社會在親身體驗着由印刷文化、電子文化以及與之平行發展的電報、電話、電影所編織的新媒體生活方式的同時，如今已進入了網絡文化時代，互聯網帶給我們的又是一種全新的媒體感受。

自1946年第一台電子計算機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問世，特别是1998年聯合國新聞委員會年會正式将互聯網定義為"第四媒體"，人類便進入了傳媒大變革這一時代主旋律之中。回想1994年，當中國實現與國際互聯網的全功能鍊接那一刻，沒有人知道甚至沒有人能預見學習、辦公、購物、娛樂能夠靠網絡實現。

讀者-受衆-用戶；鉛與火-光與電-數與網；書面閱讀-桌面閱讀-移動閱讀；傳統媒體-新興媒體-融合媒體；微博、微信、微視頻、客戶端；VR、H5、智能裝備、5G AI 技術、機器人寫作、無人機直播；一次采集、多種生成、多元傳播……如今，一系列傳播關鍵詞的問世與變遷，昭示我們進入了全媒體新時代。傳播技術的變革産生了廣泛的社會聯動效應，由此帶來的傳媒體驗大大超出人們的意料。

當年，傳播學家麥克盧漢提出的"媒介即信息"，給我們提供了一條認識新媒體的重要路徑。在他看來，重要的首先不是傳媒如何傳播信息，而是傳媒本身就是一種信息。麥克盧漢曾以電燈為例說明其觀點：電燈的出現，其意義不在于它所帶來的光明，而在于它所導緻的傳統時空關系的轉換。比如說，電燈使人們在晚上不覺得很晚，或者在早上工作得很早，這無疑就影響了人們構建自己私人生活的方式，也影響了人們構建諸種社會關系和社會感知的方式。

一個最好的例證，就是2003年兩種新的傳播媒介的應用，這就是當時被稱之為"第五媒體"的手機短信和數碼相機（DV）。用加拿大學者哈羅德·伊尼斯在其《傳播的偏向》一書中的論斷，一言以蔽之就是："一種新媒介的長處，将導緻一種新文明的産生。"

早在1995年，美國學者馬克·波斯特就在《第二媒介時代》中指出，如果說以媒介制作者、銷售者和消費者三足鼎立、徑渭分明為第一媒介時代的基本特征，那麼，所謂第二媒介時代就是以互聯網為代表、以介入融合為模式、以無作者權威為特征的雙向互動的媒介時代，它在本質上區别于以單向播放模式為特征的第一媒介時代。如果用"第二媒介時代"描繪今天新媒體生活還不算過時的話，那麼，新媒體的文化意義是具有颠覆性的。作為普通人，我們過去一直都在尋求表達的出口，如今，在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新媒體時代，你的表達能在瞬間讓全世界聽（看）到。

顯然，新媒體是一個不斷形成中的、開放性的社會實踐與學術論題，它在網絡文化中所表現出的旺盛的成長性，使我們幾乎無法追趕它那急速的發展腳步。理論永遠滞後于實踐，特别是伴随着當代傳播技術的迅猛發展，新的媒介形态不斷出現，我們可以接近前沿，但難以超越我們在認識上的局限性。

近聞，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陳力丹撰寫的《試看傳播媒介如何影響社會結構——從古登堡到"第五媒體"》一文，入選今年出版的普通高中教科書《語文（必修）》下冊（标題更改為《傳播媒介變遷的社會影響》，該教材由教育部組織編寫），這是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好消息。正如标題所示"傳播媒介變遷的社會影響"，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當下命題。

2020年9月2日 寫于多倫多

（參見孫瑞祥：《有關"新媒體"的前世今生》，載《數據》，2019年第1-2合期）

作者簡介：

孫瑞祥，男，1958年11月出生，三級教授，文學博士。天津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原院長，輿情與社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碩士研究生導師，天津市教學名師，天津市精品課程主持人，天津市品牌專業負責人。中國新聞史學會新聞傳播教育史研究委員會副會長，《中國新聞傳播教育年鑒》編委會副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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